國慶假期回來，A股經歷了一輪慘烈的暴跌，態勢兇猛，可想而知底層普通投資者有多慘。每逢此刻，樂觀者都會出現一些言論：
春天快來了！但現在是寒冬啊！深陷泥潭的股民不得不接受這令人崩潰的事實，由此深發一句心靈的拷問：A股太弱雞了！
這有用嗎？
10月7日，央行宣佈降準，均被外界解讀為利好消息，一時間傳遍網絡，央行的形象也被瞬間拉高，宛如一個“救火英雄”。但結果是悲情的，還是不漲。深圳啟動百億救市基金，用以緩解當地上市公司的流動性，全國股民興奮異常，等待各地模仿深圳的做法，重新給實體經濟注入新生的血液。但沒等到，就算等到，一個城市的“救市”也託不起全國。
大勢的潰敗逐漸讓人麻木，以致於哪裡都能聽到崩潰的聲音，增速低迷的經濟明白地告訴我們：不妙。
有人說，大規模減稅，或才是中國經濟和股市的逃生之門。從經濟學的角度上看，所有衰退、通縮，以及由此衍生的資產價格縮水、股市下跌等經濟現象，都可以用兩個字做出最完美的解釋：需求！而結構性減稅，則有助於“持續擴大內需”。
事實上，我國近年來已多次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大力推進減稅降費。今年以來，減稅降費力度更是空前，除了年初確定的1.1萬億元政策措施，又出臺了一系列新措施，預計全年減稅降費規模將超過1.3萬億元。
然而，即便心有餘，力也不足。減稅減不下去才是常態，如果衡量國民經濟是否健康發展的話，有代表性的意見就是，稅收收入增長率不能高於GDP增幅。如果高於它，就有可能給企業和社會造成負擔。
但我國近幾年財政收入都會高於GDP的增長，從以下數據就可以看出：
2014年的財政收入8.6%, 超出當年 GDP 增速7.8%。 2015年財政收入增長8.4%，GDP 降到了6.9%。2016年，財政增長下滑到4.5%，低於GDP 增長6.7%，這樣的日子，持續不到一年。2017年，政府財政收入增長7.6%，再次高於GDP 6.9% 。特別是，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5年大幅的降稅減費，累計減稅超過3萬億的背景下，財政的超收尤為顯眼。
不過財政收入高於GDP收入可以導向好的結果嗎？
2014年春，柳傳志曾向時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中國經濟）一直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最快，然後是GDP的增長，最後是老百姓收入的增長，老這麼下去我自己以為中國永遠變成不了內需拉動的國家。“談話結果當然是美好的，但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於是，在這種境況下，民間投資者把錢捂得更緊了。面對不斷上升的稅收增幅，即使實行減稅，也會讓各界對減稅的“獲得感”大打折扣。社會融資成本也更高了。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降不下來，實體經濟沒好日子，股市更不用談了。
如果說減稅，可以為中國經濟和股市帶來增長機會。可以參考1980年代的美國里根減稅措施，其是減稅政策的經典實踐。而里根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就是基於供給學派核心理論之一的拉弗曲線的理論邏輯。
這一曲線的經濟學含義在於稅率越高，政府的稅收就越多，但稅收高到一定限度，企業就會減少投資，人們也減少工作，隨之造成了政府稅收的減少。它提出的一個基本命題是：總是存在產生同樣收益的兩種稅率。
里根對稅率進行改革後至1989年離任之時，聯邦政府徵收個人所得稅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稅由48%下降到24%——這些減稅措施一定程度上幫助了美國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並形成了最有效率的經濟體系。
目前普遍的輿論認為，中國是在里根所在區間的對立面。拉弗曲線強調的是，稅率過低或過高都會減少稅收收入，所以就存在一個稅收收入最大化的最佳稅率點，如當前稅率其左側，則提高稅率會增加稅收收入，如在右側，進一步提高稅率會造成整體稅收收入不升反降。
但高稅率往往意味著政府開支的膨脹，這就是我國財政預算“以支定收”的特色邏輯。相應地，這個邏輯的對面就是創業成本的增加，創新動力的消退，從而導致就業機會減少，企業經營不振等一系列問題。而實證研究，中國政府稅收每上升1%，會導致中國GDP下降0.045%。
為什麼要減稅？拉弗曲線告訴我們的一種可能性。因為，政府稅收的規模不僅取決於稅率，而取決於經濟活動水平決定的稅源。不減稅，家庭消費和企業的投資和經營活動都沒法穩步增長，企業經濟萎縮，會導致稅源收縮。反之，減稅促進民間投資和消費，經濟更健康和可持續，稅源的增長可以抵消稅率下降對政府稅收的不利影響。
如今民間投資的增長速度平均維持在5%-6%，可以明顯看出經濟下行。
尤其是前段日子政府下達的提高個稅起徵點措施，引起不少熱議。無非聚焦兩點，一是個人，而是企業。個人收入高了，但面臨失業風險，因為企業稅負重了。目前可以判斷的是稅負已經過高，企業已經不堪負擔了。如此，沒人願意做實業，經濟增長減緩，稅源就會流失。(“股事下午茶”)
所以，不少人就把減稅作為刺激中國經濟，提振內需的最有希望的逃生門。所謂藏富於民，才能最大程度達到有效需求，才能看到實體經濟的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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