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扶貧幹部眼中的三個難題
在十九大報告中，充分肯定了近五年來脫貧攻堅取得的決定性進展，特別是在減貧人口總數和貧困發生率下降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報告也旗幟鮮明地指出，“脫貧攻堅任務艱鉅”，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做到脫真貧、真脫貧”。
針對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要求，著眼於新時期扶貧工作，筆者認為要全面研判農村扶貧工作的難點。在農村扶貧工作第一線，扶貧幹部既面臨著貧困治理的複雜性，又要承擔實際責任和考核壓力，傾聽他們對於基層扶貧工作的體驗，有利於我們對扶貧工作存在問題進行清晰認識。筆者通過調研發現，農村扶貧幹部在以下三個問題上壓力最大。
精準識別難
脫貧攻堅，最費心勞神的還不是幫扶，而是識別。貧困識別不準，往往並不是因為幹部不努力、工作馬虎，而是緣於貧困識別工作本身的難度。
基層幹部面臨一個難題：如果嚴格執行國定貧困線標準，那就需要對農戶家庭人均純收入進行測算。正如許多學者所說，農民收入來源多樣，生產經營活動複雜，具體收支很難準確結算。
大多數情況下，準確計算農戶收入的意義並不大，因為村莊內部真正低於貧困線的農戶只佔極小比例。這種絕對貧困戶易於識別，不用費勁算賬，看都看得出來，村民之間的爭議也比較小。真正難於識別的是那些相對貧困戶，也被稱為“邊緣戶”。這些農戶收入已經超過貧困線，只是在住房、醫療或教育方面還有一些困難。
如何在相對貧困戶中分配貧困指標，各地政府想了很多辦法。一方面，採用排除法，如陝西省的“九條紅線”、雲南省的“四有標準”，目標都是將那些購買了商品房、家中有財政供養人員、有實體經濟的農戶排除在外。另一方面，採用投票法，讓村民小組內部開會投票，票高者當選。一旦採取選舉辦法，家族、人情等社會性因素就會起作用。有的農戶生活困難，村民卻認為他四體不勤或不會做人，就是不選他。評比結果為大多數村民接受，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村民共識，但針對個別貧困戶落選的問題，幹部又要去做工作。
費盡心思在相對貧困戶中選出貧困戶後，基層幹部還要在收入測算時，幫農戶把收入算低，儘可能控制在貧困線之下。其實，這種行為同樣埋下了隱患，日後評估時，很容易因為“收入超標”而被定性為“識別不準”。
退一步講，如果真嚴格拿貧困線來卡，基層幹部是絕對歡迎的，畢竟這樣識別下來，貧困戶數量會減少很多，扶貧工作量銳減。但是因為許多地區都存在“下達貧困指標”的情況，鄉村幹部為了達標，只能降低識別標準，把相對貧困戶納入進來。
從2017年開始，一些地區開始不限指標，實行應納盡納原則。這種辦法緩解了基層幹部的識別壓力，但未必能帶來識別精準性的提高。因為當前精準識別的突出矛盾不是絕對貧困戶的識別，而是相對貧困戶篩選。應納盡納原則看起來實事求是，其實最有可能帶來的是更多相對貧困戶被納入。
農村扶貧工作中的精準識別難題，最主要的還不是程序和態度問題，而是識別精準要求與鄉土社會的複雜性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從鄉村社會內部來看，精準識別並非單純依據實際經濟狀況確定貧困戶，而是一個利益分配過程，必然要受到一系列社會性因素的影響。
材料工作難
當前基層的扶貧工作，瀰漫著一種精緻的形式主義——幹部們忙於做各種材料。
先前完成的工作，沒有記錄和報告的，要補材料；先前有材料的，但政策有變動，則要重新做材料；有些工作根本沒開展，補個材料，貌似工作完成了。各種表格、報告、規劃、佐證材料，都要完成，把基層幹部壓得喘不過氣，疲於應付。
在村一級，做材料的重任很大一部分被駐村工作隊分擔了。對於那些年齡偏大、不懂電腦的村幹部來說，做材料的功夫不夠，工作隊幫忙是必需的。筆者調研過的一個村莊，幫扶單位是縣檔案局，雖然不能像國土局、交通局那樣提供較多項目和資金支持，但同樣發揮了部門優勢，把扶貧材料做得整齊漂亮。還有一個村莊，因為要迎接評估檢查，全村幹部連續幾天加班，還僱用了暑期在家的大學生。更離譜的是，有村莊用幾萬元課題立項的方式請來了大學老師，幫忙完善全村扶貧工作檔案。
為了提高扶貧工作的規範化水平，有必要重視相關材料的整理存檔工作，但筆者覺得，檔案材料只是具體工作的痕跡和輔助說明，並不能替代工作內容本身。基層幹部為了應對考核評估，花費過多時間精力搞檔案建設，形式上做得很完備，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扶貧工作的真正實際目的。
2016年10月，國務院扶貧辦專門針對扶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問題發佈通知，要求相關部門“減少展板表冊掛圖”，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強對脫貧攻堅信息管理，減少紙質表冊。2017年7月，國務院扶貧辦再次發佈《關於進一步克服形式主義減輕基層負擔的通知》，要求減少填表報數、減少發文數量。
從實際調研情況來看，當前一些地區的基層扶貧幹部之所以陷入材料工作泥潭，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現有的扶貧工作推進方式和扶貧成效考核機制。
在扶貧工作推進機制方面，扶貧材料的製作與扶貧工作推進的節奏往往是一致的。縣裡開個會，相關部門下達了任務，製作材料的馬達也就要開動了。在扶貧成效考核評價機制方面，過於強調相關材料的整理和存檔工作。
並不是說不需要這樣的材料，但一旦基層幹部用很多的精力忙於製作材料，就容易導致扶貧工作重心的偏移。
產業發展難
作為脫貧攻堅的規定動作，產業幫扶也令基層幹部相當費神。
深度貧困地區的產業基礎薄弱，產業環境差，難以引進好的項目。即便有企業願意落地，也主要是衝著補貼和土地等政策優惠而來。大多數農業企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有限，且整體上利潤狀況不佳，像許多非貧困地區的農業企業一樣，很難實現企業帶動農戶、幫助農戶增收的政策目標。
缺少企業帶動，農村貧困戶的產業幫扶很難擺脫單家獨戶、小打小鬧狀態，基本思路侷限於種植和養殖，用相關資金補助進行激勵並設置一套嚴格的驗收程序。為了防止農戶把產業資金用於生活消費，政府採取送幼仔、幼苗的方式。有扶貧幹部反映說：“個別農戶把幼仔或樹苗直接在市場上變現。”
造血式扶貧的口號我們喊了這麼多年，在理念上可謂深入人心，實際效果卻很難令人滿意。一些地區在缺乏足夠市場考察的基礎上推進種植或養殖項目。在銷路不暢的情況下，即使農戶豐產，也不能增收，結果農戶吃虧，政府產業幫扶的號召力也隨之下降。
現有產業幫扶模式下，許多貧困地區的產業扶貧在原地打轉，處於低水平重複狀態。產業發展報告中列了諸多項目和數字，全村或全鎮養了許多豬、牛、雞、羊，種了許多藥材、果樹。其實，很大一部分內容並不是產業扶貧成果，而是對貧困戶現有養殖狀況的統計。大量扶持資金撒下去了，只是在被動地維持現狀、起到救濟的效果，有產業發展之名，而無產業發展之實，更沒有達到授人以漁的目標。
產業發展要達到授人以漁的目標，筆者認為必須遵循產業發展的自身規律，特別是要經過一定的培育週期，不能單純求快，追求短期效應。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不考慮農戶需求和偏好，光靠有關部門推動，往往會陷入一廂情願的窘境，讓扶貧幹部滿是“有力使不上，費力不討好”的感覺。
綜合來看，產業幫扶難、製作材料難和精準識別難，是筆者調研中基層扶貧幹部的強烈反映，在後續扶貧攻堅戰中，我們應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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