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羞布滑落，文科教授梁瑩的醜態被曝光於眾。
梁瑩是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青年長江學者。近日《中國青年報》《知識分子》的報道，披露了她從求學到從教以來的一系列學術不端和輕怠教學的行為——
例如，她涉嫌論文抄襲或一稿多投。也許是為了掩蓋舊行，這幾年來，她頻繁聯繫期刊網站，刪除這些文章的痕跡，導致她的論文條目跳轉的頁面顯示為“404”。刪去的論文總量超過120篇，包括她的碩士和博士論文。
在教學上，她敷衍潦草，甚至讓自己的父親代課，她還在課堂上向學生坦言，自己評上了教授，“混到頭了，沒什麼好怕的了”，態度輕慢，堂而皇之。
社會學界的謝宇、趙鼎新、吳曉剛等多位學者隨後也披露，她的論文粗製濫造，學界早已有傳聞，即使是有限的交往，感覺也“不好”。
南大宣佈對梁瑩啟動調查。據說南大的學生對梁瑩被曝光應聲叫好。此前曾有學生就梁瑩輕慢教學的行為向學校聯合舉報過，但無甚收效。
相信不少人有和吳曉剛類似的疑問，梁瑩所行“名聲在外”，為什麼可以一直“扶搖直上”？如果不是公共媒體的披露，她的這些讓人驚訝的行徑可能一直沉潛在高校和學術圈。
▌“學術GDP”崇拜作祟
吳曉剛回憶起一件事，梁瑩曾向他主持的一本刊物投稿，但因質量太差被拒稿。一個月後，吳曉剛卻得知，梁瑩的文章被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名錄中排名在Q1區的一本雜誌接收。這讓吳曉剛感覺匪夷所思。
吳曉剛對此向媒體評價，“這個真是中國現有的科研評價體制下的一朵奇葩”。
“中國現有的科研評價體制”，這個評價切中了要害。梁瑩這次引出的種種批評背後，土壤正是中國現有的學術評價體制。
中國學術界長期長期以追逐“學術GDP”被詬病。一個學校能獲得多少財政投入，一個學院在各個層面能得到多少支持，再到一個學者能不能評上職稱、獲得多少科研經費，都與發表的論文數量、影響因子相關。這是一種壓力層層下導的倒逼機制，因為評價一所學校的指標中有論文發表的總量指標，學者也對這根指揮棒趨之若鶩。
當CSSCI（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CI（科學引文索引）、SSCI的論文數量和影響因子變成了量化標準和事實上唯一的評價機制，即意味著懂得逢迎這一機制的人有了鑽營空間。不同級別的刊物及其影響因子，被戲稱為“學術GDP指數”，高校據此設立權威期刊、核心期刊評判標準，用以引導人文社科學者的學術評價和職稱晉升。
具體到文科學術評價，按照理想狀態，本應是結合科學的量化標準和學術同行評價產生。但如果某學科領域並沒有均質的高水平學者群體，事實往往是評價某個學人只能使用量化標準，由不懂行的行政人員來主導。即使呼聲很高的代表作制度，在現實中也往往不能落地。
梳理梁瑩的學術軌跡和她的公開報道，一個追逐“學術GDP”的鬥士形象浮現——
在2009年進入南京大學任教前，她發表的論文就超過了30篇，2003年一年竟達到了22篇。其中，她發表於2002年的論文被媒體發現是廈門大學一位學者2001年一篇論文的縮減版，大面積雷同，涉嫌學術剽竊。
此時的梁瑩的學術方向尚在公共管理領域，是單純的文科方向。對標這一階段的重點高校對人文社科類博士生培養的要求，學術論文一般必須發表在CSSCI的來源期刊上。
論文數量的絕對優勢，造就了梁瑩“過分光鮮”的履歷。在擇業時，梁瑩遇到了一個不錯的工作機會，名校南京大學剛剛組建了社會學院，冷門專業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缺乏師資。梁瑩在接受《政治學人》採訪時透露，自己當時“完全是社會學的圈外人”，“陰差陽錯”來到此專業工作。
據《中青報》報道，當時學院內部曾有不同意見。反對者認為她雖然30歲的年紀發表了30多篇論文，但其中並無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這份針對梁瑩學術不嚴謹的擔憂並沒有被充分地核實調查，梁瑩最終因論文數量的優勢通過投票，留任南大。
到南大後不久，梁瑩在論文發表上就開始給自己施加壓力。因為她發現南大社會學院心理學專業的老師不發CSSCI，只發SSCI和SCI 收錄的論文，而南大文科已經開始重視在SSCI收錄期刊發表論文。
她改變了陣地，升級發論文的戰爭，自稱逼著自己每天早6點起床，凌晨1點才睡，天天看The Lancet，Pnas等英文期刊的文獻。梁瑩還向學生和後輩推薦，可以培養在火車上看英文文獻的習慣，以節省時間。這在媒體報道中得到印證。南大社會學院院長周曉虹回憶，梁瑩懷孕時都挺著大肚子，手上託著電腦邊走邊看文獻。
從梁瑩的表述中可以感覺她的壓力。她自稱，“從來沒有老師教過我到底如何可以發SSCI，當時感覺有一種天昏地暗的感覺”。
2014年後，梁瑩改變了論文的發表方向，開始跨學科。契機是她所在的社會學院開始發展腦科學專業。梁瑩又抓住了這一機遇。她稱自己像研究生一樣，開始學習實驗科學方法，並將其作為主流研究方法。為此，她聽了所有心理學系的講座，還參加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培訓班。
此後，這個論文達人開始涉足英文論文發表。在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網站上，梁瑩的英文論文發表成績斐然，在SSCI和SCI收錄期刊上，她以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發表的英文論文有50餘篇。
為什麼轉向實驗科學？梁瑩自己解釋，“這兩年我發現統計學方法很難實現我很多複雜的研究設計，而運用單純統計學方法寫的論文投稿難度逐漸變大，用純統計學方法發高影響因子的SCI更難”。
梁瑩的另一重壓力可能是各類人才計劃評選時純文科研究的劣勢。她發現，她所在的公共管理學科的激烈競爭並不止來自行政管理、社會保障專業畢業的年輕老師，環境科學、公共衛生、管理學科與工程甚至物理等理工科專業也參與了競爭。
在發表論文、爭取榮譽上，梁瑩攻城略地，一路高走，這或許也和社會學院和南京大學的利益訴求不謀而合。周曉虹說，梁瑩很刻苦，在評選各類計劃時學院予以了支持。言外之意是，比起其他在論文發表上無成就的老師，讓梁瑩去競爭，更有勝算。
對學術評價規則諳熟的梁瑩憑藉優異的論文發表成績，評上了教授，又拿下了多項人才計劃和基金項目。面對記者質疑時，她反問，跨學科發英文論文的“這條路有多難你知道嗎？”
也許在她眼裡，做學術就是一場發表論文的攻伐戰，在接受採訪介紹自己時，她洋洋自得大談論文發表心得。她是遊刃於這種學術評價規則的勝利者。
如果南大查實，梁瑩確實是朵“奇葩”，長出這朵奇葩的土壤難道不值得反思嗎？諷刺的是，《中青報》記者還發現了有數十篇其他作者的論文涉嫌抄襲梁瑩早期的中文論文。梁瑩也不以為恥，她認為如果記者這樣追究學者的早期論文，那所有中國的學者“人人都有問題”。
▌尷尬的文科學術評價
這場學界風波還有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周曉虹說，當時留任梁瑩，是因為她科研能力較強。
但梁瑩的科研能力真的強嗎？
社會學界的“大拿”謝宇等人不認可。梁瑩的學界同行張春泥更直指，梁瑩發文全都是粗製濫造，有文章的一個調查使用了六種抽樣方法，她在教學時就把梁瑩的研究作為“反面教材”。
這樣的梁瑩卻通過了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等評選。由國家各部委組織的專家蓋棺定論，周曉虹認為，這說明梁瑩具備相應研究能力。
2015年梁瑩獲選的青年長江學者計劃為教育部首屆舉辦，遴選標準包括“在學術上嶄露頭角、創新能力強、發展潛力大”。
梁瑩符合創新和潛力的標準嗎？她自述自己的研究路徑是用實驗科學對傳統文科進行融合和拓展研究，她還表示，期望未來能結合生物醫學等方向做拓展。她認為這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據《中青報》，梁瑩甚至以第七作者和第五作者的身份發表了環境科學領域的論文。
2018年，兩篇關於梁瑩的匿名舉報信發在方舟子主辦的“新語絲”網站上，其中一封質疑她的一篇英文論文的研究方法，指其實驗設計整體是失敗的，在樣本、量表和結論上都存在缺漏。
一位同行也向媒體作出評價，梁瑩“並不是一個有核心研究方法的學者，但其會揣測期刊編輯選題的傾向性，選擇跨學科或冷門議題入手，並使用有公信力的數據庫”。
如果確是如此，跨學科就能實現文科學術的創新嗎？學術創新應該什麼是標準？不禁再讓人疑問。
梁瑩自己似乎並無學術之惑。她覺得英文文獻才是自己“最好的導師”。她介紹經驗，只有多看英文文獻，多寫，多投稿，從無數次被拒稿中成長，才能“不斷提高發表SSCI、SCI收錄期刊論文的水平”。
但這種英文論文寫作路徑同樣被她的同行認為是有意鑽營的效仿模塊化寫作，有害學術的活力。
“新語絲”網站上的另一封信將梁瑩稱為社會科學領域的“韓春雨”。這樣的指責是否屬實，學界自有定論。不可否認的一點是，梁瑩的所謂創新、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在學界同行中不乏爭議，她的“扶搖直上”被認為有悖學術評價的公正和嚴肅，傷害了同儕的感情。
▌缺席的權力規制
隨著媒體報道的深入，越來越多對梁瑩的質疑浮現。例如其對吸毒人群、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顱磁刺激干預研究被指違背研究對象意願，學術倫理或有失。
《中青報》也報道，社會學院六位教授曾向校領導反映過關於梁瑩的傳聞，擔憂其“遲早要出事”，將影響學校和學院聲譽，但他們迄今沒有得到反饋。
梁瑩還涉簡歷造假。據披露，她並非芝加哥大學博士後，但她在自己的簡歷裡公然列出了這個洋學歷。筆者獲知，梁瑩只是聯繫了芝加哥大學一位對中國感興趣但並不專門做中國研究的老教授，獲得了短期訪問的名額。
如果公然簡歷造假，為何她的所在學術機構及學術共同體此前沒有發現？再做進一步追問，此前南京大學決定留任梁瑩時，是否對她的學術倫理做過調查？
這暴露了學術界長期存在的痼疾——缺乏相應的學術權力規制機制。 這方面的缺位事實上也為梁瑩的“扶搖直上”創造了空間。在她進入南大時，沒有學術倫理的審查程序，當她在後來的研究中被疑有違學術倫理時，也沒有相應的學術仲裁機構和程序可以使用。如果社會學院的學術共同體有相應權力及機制，六位教授也不用聯名向校領導反應陳情。
梁瑩為公眾不齒的極端行為還包括，她只追求發表論文，致高校教師本應履行的教學任務於不顧，早退、玩手機、吃零食，甚至威逼利誘學生給她評教高分，利用課程讓學生幫其幹學術研究的私活。這些行為長期存在，也是教師濫用權力而不被有效約束的結果。學生的投訴為何不見效？因為梁瑩是高校編制人員，不能被開除就可以無所畏懼地輕慢學生嗎？
梁瑩消失的論文也很蹊蹺。據《中青報》報道，她於2014年提出的撤稿要求被一個期刊拒絕後，論文還是從數據庫中不見了。還有的期刊答應梁瑩撤稿，則是因為“不便透露” 的“特殊原因”。
這是否也是梁瑩濫用了教授的權力？高校教師培養由公共財政投入，其學術行為也應接受公共監督。
“新語絲”上的爆料作者感嘆，“那些幫她獲得頭銜的文章撤稿了，那是不是也該把她的頭銜撤掉？否則以後所有的教授，千人計劃等人，都把自己的論文刪掉，讓別人無法追究？”希望南京大學能給公眾一份公正的調查，回應學界類似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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