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紅網第四屆全國大學生“評論之星”選拔賽參賽作品
10月24日，《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對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梁瑩的百篇論文“404”事件作了公開調查報道。今年39歲梁瑩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發表了至少120篇中文文獻，但在過去幾年，她以“早期論文太爛”的名義，以非正常手段主動撤稿了其中的大部分學術成果。與其豐富的科研成果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學生們所反映的“極不端正的教學態度”。（10月24日《中國青年報》）
在課堂上炫耀所謂的學術成果，公開對教書育人的本職工作嗤之以鼻，把自己的教授職稱視為從此可保無虞的金飯碗，在以極不負責任的態度對待課堂的同時，集中全部注意力來製造論文，這些讓大多數人大跌眼鏡、讓少數群體司空見慣的行為，其實絕非個例，而是廣泛存在於高校教師群體中，並且已形成一股“學術妖風”，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這不由得讓人聯想到小說《圍城》中錢鍾書筆下的知識分子浮世繪——學術造假、官癮沖天，蠅營狗苟、追名逐利。幾十年倏忽已過，滄海已變桑田，這種積習和弊病，卻依然殘留至今，且愈演愈烈，不由得讓人諮嗟長嘆。
個體的心理和行為，在很大程度上由身處的制度環境所塑造。“妖風”的擴散，與高校不合理的教師績效管理機制密切相關。
教學、科研、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這是現代大學公認的四大職能，即便是研究型大學，也必須要把教學置於科研之前，排在首位。從應然的角度來講，高校教師，本質上的職業歸屬依然還是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者，科研工作再多，也不能捨本逐末；但從實然的角度看，長期以來，各高校都把科研能力作為用於大學教師職稱晉升的最重要指標，並把論文發表作為證明其科研能力的最重要途徑。科研成果的豐富與否，用論文數量來衡量；科研成果的質量高低，用論文所發期刊的級別來衡量。
這樣一個有待完善的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必然帶來了大學教師這一工作的異化——一個原本用於探索真理、洞察本質、傳承知識、激發創新的職業，在急功近利、職稱第一、充滿市儈味的學術氛圍中，逐漸演變為一個在流水線上機械地加工學術產品的職業，並用這些學術產品為自己謀取私人利益最大化。當然，這也為少數人謀取私利提供了溫床。
很明顯，梁瑩這令人咂舌的科研成果，充分滿足了論文數量和期刊級別這兩個條件，這也讓她能在忽視教學的前提下“幾乎拿到了所有她那個年齡文科教授能夠拿到的頭銜”，成為人人豔羨的所謂著名學者。遺憾的是，即使是科研工作本身，梁瑩在進行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撤稿舉動後，也被發現有疑似學術不端行為。梁瑩為撤稿行為所作的百般辯解，可以說是漏洞百出；而她堂而皇之地聲稱自己存在學術不端行為，但這些學術不端行為“僅出現在學術生涯最早期，因為那時不懂規範”，更是讓人啞然無語。可以說，梁瑩既辜負了三尺講臺賦予她的“教師”這一角色要求，也辜負了社會科學研究賦予她的“研究者”這一角色要求。
現在，更值得警惕的，恐怕是這種“學術妖風”的上行下效。在這樣一種機制引導下，功利之風由上而下蔓延至博士群體乃至碩士群體中，這些群體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日益沉浸於本學科獨有的、狹窄的概念體系中，汲汲營營，創造毫無價值的學術產品。如果這股風氣繼續蔓延下去，學術市場就會變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檸檬市場，最優秀的年輕人將會拒絕進入該市場，轉而選擇其他行業。“秦人無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當下若不汲取教訓，不久的將來，我們必將落入“勿謂言之不預”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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