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的跳樓事件過去不到兩週，又有人揭發20年前北大中文系女生高巖自殺內幕，是受當時導師長期性侵所致。
接二連三的高校自殺事件，不只是讓人擔心女生在這個世界的處境，也哀嘆男孩子同樣會遭到壓迫和凌辱。
陶崇園不堪導師王攀長期的精神虐待，竟然選擇決絕地當著母親的面跳樓，背後肯定有著絕對一秒鐘都不想再承受的痛苦。而被披露出來的導師王攀的種種作為，我是真不敢相信，這是一個高校導師做的出來的事情。
這兩天追著看事態發展，常常有一股巨大的哀怨和怒氣堵在胸口出不來。
大多數人都跟我一樣，同情陶的遭遇，對王攀的欺壓憤慨不已。也有很多人在微博下評論：為什麼陶崇園不反抗？為什麼他要受導師控制？一個男孩子怎麼能忍受住這種屈辱這麼多年？為什麼他不離開？！
哪裡沒有想過離開啊！陶崇園自己早就向朋友傾吐過這種想法，認為自己「真是苦啊，忍啊」，「我的路是脫離他，畢業後直接斷。」
可沒想到，還沒有等到畢業，精神卻已經再也忍受不了，用離開這個世界來宣佈脫離控制。
他在母親面前衝向樓頂跳下去前最後說的是：「媽媽，我受不了了，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擺脫王攀老師。」
毫無辦法的絕望是陶崇園不顧一切縱身一躍的最後情緒。他的絕望，大概是認為自己錯了，覺得反抗沒有用，不知道怎麼脫離，看不到未來……
可是他這麼努力，這麼優秀了，錯在哪裡啊！明明是他的導師，根本不是在像對待一個學生般對他，而是用身份權力在控制一個渴望有所作為的年輕人！
從陶崇園姐姐公佈的陶和導師的對話來看，作為一個研三的學生，卻長期幫導師買菜、洗衣服、畢恭畢敬地照辦所有的吩咐，每次回應都是「在」，「是」，甚至還要被逼打出「爸我永遠愛你」這樣的話。
他內心有多害怕失去現在的學位、成績，才能逼著自己打出這樣的字？
那些說陶崇園怎麼不反抗的人，再看看他反抗的結果是什麼？陶崇園試圖去其他學校讀博，王攀以他不能參加心愛的足球隊，不能去國外做學術交換，甚至都畢不了業找不到工作為要挾。他很有可能什麼都做不了，會被一再地否定、孤立、甚至受到威脅。
這一切可能沒法承擔的後果，甚至是未來的一切，都被導師掌控著，如果拒絕意味著失去這一切，還敢輕易說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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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我們自己一路的經歷，誰敢說自己沒有過這種被侵犯了權利卻不敢說出拒絕的時候？
新員工剛入職公司，老闆如果讓你送外賣，你會拒絕說不送嗎？連替老闆叫外賣送到家都覺得不大好，要自己去送；
同事讓你去買幾杯咖啡，哪怕兜裡沒錢、太陽太曬、工作太滿，還是會勉強自己去；
被老闆差遣去跑幾趟私事，還不是得儘量壓住心裡的不情願，妥妥地去辦。
因為我們會認為，這些要求和工作相比，是小事，可以忍。
哪怕不是新人，工作中客戶提了非常過分的要求，需要你重新來過，你能輕易說不嗎？
我們還不是嘻嘻哈哈叫著謝謝客戶爸爸，就這麼把這種委屈消化掉了。
因為客戶就是收益，我們天然覺得忍受客戶提出的各種無理需求，是工作的一部分。
但在陶崇園這裡，這種屈辱、無奈、受盡折磨的痛苦，不是忍了再忍、叫一聲爸爸就能解決的。
我們身在職場，老闆真的太變態沒有公私界線的話，這份工作大不了不做，換一份就好了。但和導師鬧掰的後果，陶崇園認為他負擔不起。
在我看來，並不是陶崇園不勇敢，而是他會認為反抗是無效的。從現有的信息來看，王攀不止對陶崇園一個人是這種態度，他的學生都要經歷「下跪儀式」。
誰給了王攀權力去做這些？這種精神控制和虐待他是第一個？當然不是。那是不是整個系統、體制，都在默認王攀這樣的作惡？！
這和電影《聚焦》帶給我們的恐懼一樣。《波士頓環球報》的調查小組在跟蹤一件天主教牧師性騷擾教區裡孩子的案件時發現，這不是孤立的個案，類似的事件涉及了上百名受害者，教會早就發現了這樣的牧師，卻輕罰縱容，整個天主教系統都在默認這樣的事情不斷髮生。
電影看得我義憤填膺，可是給調查小組鼓掌的同時，我卻感受到了一陣陰冷，全世界的陰暗處都在發生著這樣的暴行，但我們原本非常信賴的機構、系統，卻對這種暴行熟視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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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學中有一種理論叫「沉默的螺旋」。說的是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的觀點是公眾中的少數派，他們就不願意傳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的看法和大多數人都一致，他們就會勇敢地說出來。
但只有說出來的觀點才會被傳播，少數派的觀點就會被輕視和淹沒，久而久之，少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小，多數派的聲音就越來越大。
從王攀到陳小武，再到高巖的導師瀋陽，他們是受人尊敬的高校教師啊！在我們的固有觀念裡，認為他們是傳業受道解惑的老師；為人師表理應受到尊敬；教授、學者的身份是值得信賴的。
然而卻正是這些所謂的權威，做出了我們不能想象的超越道德底線的惡行。
陶崇園和高巖就像沉默的螺旋中的少數派，他們隱隱覺得這不對，自己內心是不情願的，但又沒有辦法拒絕。
如果反抗，說出「我的導師侵犯了我」，很容易被認為是在挑戰多數人的觀點，導師很可能會用孤立的方式來威脅他們。
沒有人能輕易就承受住孤立、報復的恐懼。所以當再也不想被欺負的時候，他們會覺得，死，是反對權威，拒絕再受傷害，擺脫這種恐懼和痛苦的唯一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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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說起來容易，拒絕起來真的很難很難。別說不敢反對權威，就連別人的眼光，我們有時候都不能不顧及。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從小到大都被教育：你看別人怎麼樣，你也應該怎麼樣。直到成年，我媽逼我結婚生子的臺詞還是：大家都是這樣的，你怎麼就不行。
「大家都是這樣，我如果不這樣，我就不對。」這句話深深根植在我的意識裡，以至於哪怕稍微和「大家」的路徑有一點點不一樣，我就要面對無數的壓力甚至恐慌。
現在看來是多麼可怕的一句話。
在從來都不認為個體需要自我意志的中國社會，要是不合群，要是不和大多數人在信念、行為上是一致的話，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就會如巨石般砸過來。
群體壓力是刻在中國人的骨髓裡的，我們需要像在意自己的錢包一樣在意別人的眼光。
就像小時候在公眾場合哭，大人會說，「你哭什麼呢？別哭了，你看大家都在看你呢，多不好意思。」
現在我會問，大家都在看著我的時候，我就不能哭了嗎？為什麼？誰規定了在公眾場合一定要開開心心和和氣氣？
不是的。如果從小就知道自己要什麼，就一定不大會委屈自己，會尊重自己的感受，也是會主動的拒絕和反抗的。
我小時候也是乖乖女，從來沒有做過所謂「出格」的事情。老師的話要聽，做得好能受到肯定，甚至被授權（做班長）。總認為不可以逾越規則，如果沒有遵守，那一定是自己做錯了。這種被禁錮的想法伴隨我直到成年。
後來慢慢開始思考，規則到底是什麼？它可以被打破嗎？
從學會翹課；生病懂得請假；憤怒會當場表達；直白拒絕身邊人的要求；坦率說出「我不開心」時，在我看來，規則就不再是當初那種不可修改、不可逾越的東西了。
規則本就是用來讓生活變得更好的一種共同約定。規則是可以改的，規則也不是權威說了算的。如果不遵守，只是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和後果，付出一定的代價，而並不是做錯了什麼。
所以如果懂得牢牢守住邊界、知道權威可以被挑戰、認為應該對自己負責，那麼陶崇園和高巖可能就不會認為，死是解決問題的手段了。
我的朋友蕭蕭平時就是非常有主見、很知道要捍衛自己權利的女孩子。看到高巖的事件後憤怒地說，現在這些衣冠禽獸真的太多了！氣死我了，換了是我，哪管什麼畢業不畢業，敢碰我就一定要先找人打到他陽痿！
雖然聽起來是氣話，打人的策略也不對，但蕭蕭的態度我欣賞。她從來都認為，老師這個權威的身份是可以說不的，並不能因為權威，而一切都對。
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關於陶崇園的跳樓事件，你有什麼想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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