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陷入困局的中日關係在2018年出現了轉機，雙方政府開始探索將雙邊關係“由競爭轉向協調”。繼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5月訪日之後，安倍也迎來其執政近六年以來的首次正式訪華的機會。與此同時，近些年在中日民間外交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北京-東京論壇”也在東京順利召開了第14屆會議。
2018年10月14日，由中國外文局和日本言論NPO共同主辦的第十四屆“北京-東京論壇”在東京開幕
此次中日關係的轉圜，除了國際局勢變化產生的推動因素之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日兩國這些年儘管出現很多困難局面，但民間的交流交往始終沒斷。而且在網絡自媒體氾濫，中日兩邊都不乏極端言論的情況下，中日民間外交的主流始終保持著理性對話溝通的勢頭。在這種對話溝通中，雙方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減少對抗，增加合作，改善兩國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種民間共識的不斷增加無疑也一直在推動著中日關係重回正軌。
正因如此，此次中日關係轉圜過程中，雙方領導人都將擴大民間交流作為今後雙邊關係發展的重要內容。習近平主席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會見安倍時表示，“雙方要弘揚民間友好傳統，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夯實兩國關係的社會和民意基礎。”安倍則在日本演講時提出要“在所有領域擴大兩國國民的交流，把日中關係提升到新階段。”可見，未來中日關係的發展，擴大民間交流既是兩國關係發展的目標之一，也是鞏固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手段。在這種局面下，我們需要更深刻全面地認識新時期民間外交在促進中日關係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民心相通”是國家間關係持續發展的基礎保障
外交通常是政府處理國家間事務的行為，政府的外交行為至少在理論上應該是代表本國人民的利益，政府的外交政策必須有民意的支持。因此，現代外交就出現了民間參與的現象，既民間行為體協助政府做雙邊溝通的工作。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政府提出了“民間外交”的概念。因為新中國建立之初，瞭解中國的國家不多，加上冷戰的封鎖，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較少，官方外交難以展開。所以，通過半官方和人民團體民間交往的形式進行外交，就成了新中國打開外交局面的重要手段。“民間外交”出於人民外交的理念，認為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核心在於民與民的關係。因此，中國的“民間外交”雖然也有宣傳介紹中國國情和政府政策的內容，但同樣重視對外部世界的瞭解，特別是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其核心目標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來增進相互瞭解，建立相互信任，推動兩國關係的發展。
美國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開始逐步大規模推行“公共外交”。近些年，中國受美國影響也開始重視“公共外交”。但其實美國的“公共外交”理念與中國的民間外交在理論架構上有著本質的區別。美國“公共外交”理論的核心是通過宣傳等手段影響對方公眾，從而達到影響對方政府政策的目標。公共外交的實施主體包括政府，或者說主要是政府，其手段以單向性宣傳為主。卡特執政時將美國國務院教育文化事務局與美國新聞署合併，改稱美國國際交流署。同時，將對外宣傳諮詢委員會與教育文化事務諮詢委員會合並，改稱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專門負責對美國的公共外交實施情況進行評估和研究，出版年度報告。里根政府時期，美國建立了全國民主基金會，開始以所謂非政府組織的形式推行“公共外交”，旨在通過各種行動改變其他國家國民的觀念，再由這些人改變該國的政府。所以冷戰後，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就成了許多國家顏色革命的主要策動源。由此可見，美國的公共外交與中國的民間外交有著本質的不同。而中國目前在“公共外交”名義下進行的活動，無論是活動形式，還是活動理念都在傳統的民間外交範疇內。本質上，也還是人民外交的一種形式。
冷戰後，在東亞地區的和解過程中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外交形式，既“二軌外交”。"二軌外交"是針對官方的“一軌外交”提出的概念，他主要是由一些具有專業性的民間機構，在官方的引導下，對“一軌外交”中難以深度討論的問題進行較為專業的深入討論，從而達到推動“一軌外交”發展的目的。“二軌外交”通常有官方以某種形式參與其中。在實踐中，根據官方參與程度的深淺，還有人提出了“1.5軌外交”的概念。但無論如何，這些活動都是以促進溝通的方式來推動雙方關係的發展或多邊問題的解決，因而也屬於民間外交的範疇。
民間外交在實踐中是豐富多彩的，其表現形式可以很寬泛，但其本質很簡單，就是通過民間的活動，增進人們之間的相互認知和理解，拉近國與國之間的距離。習近平主席在闡述“一帶一路”理論時，提出了“民心相通”的概念，把人民之間的相識、相知、相互理解並走向相互認同，作為國家之間建立可持續發展關係的重要基礎，這不僅豐富了中國的外交理論，也為民間外交賦予了更深刻的意義。
民間外交在中日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
民間外交與政府外交的運作機理有很大區別，就是民間外交通常需要有一定的交往基礎，既在這些交往中積累的人脈關係。中日之間有著豐富的民間外交資源和經驗。兩國一衣帶水，有著上千年的交往歷史。這個交往歷史使兩國文化極為相近。古代時期日本文化受中國文化影響較多，而近現代時期，在接納西方文明的過程中，中國又受日本影響較多。日本仍然大量使用漢字則使兩國人們接觸起來更加容易。正是由於這種文化交往的積澱，使得兩國在經歷了慘烈的戰爭之後，依然能夠較為迅速地恢復雙邊關係。
當然，這種迅速恢復也有著雄厚的現實基礎。事實上，在日本侵華時期，我黨就明確將日本人民與軍國主義統治集團分開。所以，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有很多日本軍人被教育轉化。戰後，中國百姓保護撫養日本遺孤，這些人的歸國，更是成了中日復交後兩國關係的一道靚麗風景線。正是這種積澱，使得兩國早在六十年代初，冷戰正興的時候，就已經以半官方和民間的社團交往的形式開始頻繁和活躍的民間外交。正是這種廣泛的民間交往成了七十年代初推動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重要力量。當然，復交後，兩國之間的民間外交更加活躍，並總是能在兩國之間出現矛盾的時候，扮演重要的溝通角色。
未來中日之間的民間外交依然任重道遠。目前，雖然中日官方關係出現轉圜，但日本的官方輿論仍是以中國威脅為主基調，在這種官方輿論的影響下，兩京論壇的民調也顯示日本國民對中國仍然存在較多的誤解。雙方對國際政治的現實，和人類社會未來的走向仍存在較大的認知差距，民心溝通的任務依然很艱鉅。
（作者：時永明 資深亞太問題研究學者、北京週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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