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撿到“寶盒”
1950年3月14日清晨，南京市公安局特偵隊偵查員程芝清像往常一樣，一身尋常市民裝束，邁著從容的步伐走進了位於下關區寶善街的“尋夢茶樓”。
南京市於1949年4月23日解放。在解放的頭一年裡，在全國各大城市中，這個市的公安局局長的更替應該算得上是最為頻繁的。從1949年5月15日市公安局對外掛牌(當時稱為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辦公開始到當年年底，有三位老革命先後擔任過市局局長：首任局長是周興，他從5月份開始擔任局長，三個月後就調走了。接替周興出任市局局長一職的是龍潛，龍潛在市局局長位置上待的時間比周興稍長——四個月，到當年12月份，就接到命令調走了。然後，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們就迎來了他們的新領導——曾護衛毛澤東主席赴重慶談判、後來出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大名鼎鼎的陳龍。
六朝古都南京一向被認為是藏龍臥虎之地。因為曾是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國民黨敗逃前，留下了隸屬於多個特務機構的為數驚人的潛伏特務組織，還有畏罪逃竄來到此地的國民黨軍警憲特、散兵遊勇、還鄉團、惡霸，以及江洋大盜等刑事犯罪分子。總之，各類敵對分子的存在對於新生的人民政權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因此，公安機關始終將打擊上述敵對分子作為首要職責。陳龍到任後，經過一番調查，針對當時的治安形勢，決定組建一支特別偵查隊，簡稱“特偵隊”。特偵隊的職責是：在全市範圍內收集情報，分門別類提供給市局或者分局的政治保衛、刑事偵查、治安管理等部門；必要時直接參與對上述各類案件的偵查活動，這種參與分為“完全獨立偵辦”和“派員協同其他部門偵辦”兩種。
程芝清就是市局特偵隊的一名隊員，時年二十三歲，武工隊出身。他自2月初報到以來，一直做著收集情報的工作。這幾天，程芝清盯上了“尋夢茶樓”。這家茶樓有點兒名不副實，說是茶樓，卻是平房；招牌倒是十分豪華，老遠看著以為是一家大茶樓，其實只有一溜兒四開間門面，二十來副座頭。這是一家大眾化茶樓，經濟條件較好的茶客是不會上這兒來喝茶的。但程芝清發現，每天來喝茶的這些經濟狀況中等偏下的茶客的信息量很大，涉及三教九流。因此，程芝清相信只要耐心守候在這家茶館裡，遲早能夠獲得有價值的情報。
果然，這天程芝清聽到了一個傳聞：今天上午九點，將有兩撥乞丐在三聖廟鬥法，為的是爭奪一個“寶盒”。這個傳聞的具體說法如下——
每年的早春，是乞丐乞討的淡季。因為這當兒剛過完年，人們需要為生活而奔波忙碌，外出閒逛的人大大減少；而且，過年時大家都把錢鈔花盡了，沒有多餘的零錢和食物(當時的乞討是以食物為主的)施捨。那麼，乞丐靠什麼生活呢？他們就會找一些零工做。幹什麼活兒那就要根據各自所佔地盤的情況而定了，比如有火車站、長途汽車站、碼頭地盤的，那就去幫旅客搬個行李、擁擠時頭前開個道什麼的，當然對於服務對象是要有所選擇的，必須是看上去有施捨能力的才行。地盤內沒有這種便利條件的，那就需要動真格賣力氣了。
即將出場鬥法的那兩個乞丐幫的情況就是這樣，他們所佔的地盤內沒有車站，也沒有碼頭，因此，就只好去沙場幹挑沙的活兒。
發源於青藏高原沱沱河的長江，流經四川、湖北、江西、安徽進入江蘇，滾滾波濤夾帶著大量泥沙，沉澱於江底。人們發現這些沙子可以作為建築材料使用，於是，長江沿岸就產生了採沙這樣一個行業。這個行業現今還存在，不但存在而且得以發揚光大。如果你坐船遊覽長江，經常會看到三三兩兩的採沙船，船上有一根合抱粗的鋼管伸到江底，用吸沙泵將沙子吸出水面，再傾倒在旁邊的運輸船裡。江底的沙子不吸還不行，長期淤積，就必須抬高江堤，否則江水就會漫出來形成災害；但過度開採也不行，江底形成深坑後會導致江堤垮塌。所以，現在長江裡的採沙船必須持有政府管理部門頒發的許可證才能作業。但在解放初期，江底的沙子還沒有過度開採之虞，所以政府是不管的。當時的採沙船都是人工作業，通常是劃一條三噸以下的木船，採沙工用兩根長長的竹竿吊著帆布沙兜從江底一兜一兜地把沙子撈上來；也有使用人工轉動的絞盤作為動力，帶動由一塊塊鐵片組成的小型輸送帶將沙子從江底源源不斷地撈上來的，這在當時就是先進設備了。
撈起的沙子裝滿船靠岸後，需要人工一擔擔地挑上岸堆放好，等客戶前來裝運。這種堆放沙子的地方，就稱為沙場。通常，是由某個老闆出資購置船隻、工具後，僱用採沙工撈沙子，然後聯繫客戶出售。沙子分量很重，溼沙更是沉重，所以挑沙的活兒屬於重體力勞動，尋常出賣體力謀生的人都是能避則避，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來幹這活兒的。於是，一些身強力壯的乞丐出場了。
這些乞丐屬於兩個不同的幫派。按照階級劃分，乞丐屬於最徹底的無產者，除了一無所有還是一無所有，此外，還狡黠、調皮、不守規矩、不喜歡受約束，因此沙場老闆僱用他們時都選擇兩個或者兩個以上有矛盾的幫派，為的是不讓他們抱成一團，否則，這些臨時工跟老闆鬥爭起來，可以讓你欲哭無淚。老闆不但親自挑選乞丐臨時工，還會把不同幫派的乞丐互相搭配後分配到各個崗位上去幹活。
導致今天上午那場鬥法的起因，就源自兩個不同幫派的乞丐。這兩個乞丐，一個名叫黃富昌，一個名叫吉順根。他們所在的兩個幫派，在江湖上沒有任何名氣，所以也就不似武俠小說裡的幫派那樣有一個響亮的名號，為了便於敘述，我們就以“甲”、“乙”相稱。黃富昌屬於甲幫，吉順根屬於乙幫。老闆安排這兩人給一條沙船卸沙，兩人輪流挑沙，每人挑十擔輪換，換下的一位就在船上往挑擔者的竹畚箕裡裝沙。
意外就是在這時出現的。裝沙的黃富昌一鏟子下去，感覺觸到了一樣硬物，以為是石頭，沒有在意。待到剷出來時，不禁一怔：竟是一個金屬盒子！黃富昌還沒有回過神兒來，挑擔的吉順根眼疾手快，扔下扁擔俯身拾起盒子抱在懷裡。黃富昌的反應也不慢，馬上輕呼一聲：“小心爆炸！”
此語倒也並非空穴來風。因為一年前解放軍飲馬長江準備攻打南京時，國民黨的江防部隊確實在下關區的江邊埋過地雷。有一種美國製造的地雷，形狀就像此刻吉順根抱在懷裡的那個金屬盒子，據說內裝鋼珠，爆炸時殺傷力不小。下關這邊的乞丐差不多都聽說過這種地雷，有的還親眼看見過南京解放後解放軍工兵起出地雷當場引爆的場面。
吉順根聽黃富昌這麼一叫，下意識地把手一鬆，盒子便落到了沙子上。不想黃富昌立刻撿了起來。吉順根情知上當，意欲奪回，黃富昌當然不允。於是，兩人就發生了爭執。
這邊一爭執，自然驚動了其他乞丐，立刻湧過來問究竟，有的還手持扁擔、鐵鏟，像是隨時準備大打出手的樣子。這當兒正是中午時分，沙場老闆和採沙工都去吃飯了，只有這班挑沙的乞丐在。大家一聽是為一口盒子之事發生爭執，頓時來了勁兒，以為這是一口“寶盒”，盒子裡十有八九是黃金珠寶之類，哪方持有，就意味著哪方掌握了一大筆財富，甚至有可能改變眾人的命運，比如用這筆財富開個作坊之類，大家就都有飯吃了。因此，黃、吉兩人的爭執立刻就變成了兩個幫派之間的爭吵，都認為這口“寶盒”應該歸自己這邊所有。
雙方爭得不可開交正要動手時，一個老成些的乞丐站了出來，說我們這樣爭來吵去不起作用，別驚動了老闆他們一干人，惹上麻煩，大家誰也拿不到。這是一件大事，靠我們這些人是爭不出個結果來的，還是去把頭兒請來吧，讓他們兩個協商看怎麼解決。如今是新社會了，我看他們也不至於會用打鬥的方式解決，因為如果打出人命來，人民政府肯定要下手抓人的，可能還要以命抵命挨槍子哩！大家想想，犯得著嗎？
一席話說得眾乞丐頭腦清醒了些。早有人飛奔著向頭頭兒報信，不一會兒，甲乙兩幫的丐頭兒就趕到了現場。甲幫丐頭兒姓丁，因為長著一顆特大號腦袋，所以乞丐這一行裡都喚其“丁大頭”；乙幫丐頭兒姓甚叫甚人們都不清楚，因其兩條胳膊上各文著一條青龍，所以人稱“雙龍”。丁大頭和雙龍是一對冤家，不但甲乙兩幫經常發生鬥毆事件，就是這二位每隔一段時間也會搞單挑鬥上一局，互有勝負。直到半年前，兩人被南京市公安局下關分局的治安民警傳喚去訓誡了一回，這才不敢再動手。當下，兩人趕到現場後，一看雙方手下劍拔弩張躍躍欲試的架勢，互相看了一眼對方，同時擺手阻止，吩咐眾人立刻散開，各幹各的活兒去。
然後，丁大頭和雙龍把當事人黃富昌、吉順根叫到一旁，問明瞭情況，又讓黃富昌交出了那口被稱為“寶盒”的沉甸甸的盒子。丁大頭把手一揮，示意黃、吉兩人退下，朝雙龍拱拱手說：“雙龍兄弟，你看此事怎麼解決比較好？”
別看雙龍胳膊上文著青龍，又是一個喜歡打鬥的主兒，他卻是識得一些字的，據說小時候曾經讀過幾年私塾。他行乞時看到路人手裡有買了剛看完的報紙，就會開口乞討，然後找個安靜的地方坐下閱讀。所以，他對解放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規矩是有點兒瞭解的。當下，他開口道：“這件事，如果放在舊社會，那肯定是要靠武力來解決了，但如今是共產黨坐天下，人民政府有規矩，容不得我等再像過去那樣胡作非為，承蒙丁兄看得起兄弟徵求處置意見，那我也就不客氣地談一點兒想法了。”
雙龍遂提出了兩種解決辦法：一是把盒子打開，將裡面的東西一分為二，雙方各得一半；二是採用過去遇到糾紛時的非暴力方式解決——鬥法，哪方勝，盒子就歸哪方，但得置辦些酒肉請對方兄弟吃喝一頓，一醉方休。這兩個辦法，請丁大頭任選其一。
丁大頭嗜賭，手頭只要有錢，哪怕只有買一個燒餅的零錢，也寧可空著肚子去跟人玩一把骰子。所以，他對雙龍所提方案中的各得一半沒有興趣，說要不咱們約個時間鬥法吧，看看我的運氣如何。
雙龍拱拱手：“悉聽尊便！”
於是，兩人就議定第二天上午九點去三聖廟鬥法。那麼，那口引發爭議的“寶盒”在這段時間裡由誰保管呢？兩人議下來，決定用破布層層疊疊包裹起來，找一個牢固的竹籃子盛著，上面用麻繩扎得嚴嚴實實。然後，由黃富昌、吉順根兩人合提著，丁大頭和雙龍則寸步不離地跟著黃、吉兩人。如果有人聞訊前來圖謀不軌，那甲乙兩幫將全力拼搏，誓死保衛“寶盒”。
程芝清聞聽一班茶客的議論之後，決定立刻前往三聖廟看看。程芝清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想的是看一回熱鬧，開開眼界，長點兒見識，也好為以後的工作打基礎。他根本沒有想過其他問題，比如那口盒子裡裝的是什麼東西，是怎麼弄到江底沙子裡去的等等，自然更沒有想過這班乞丐是否有權處置這口屬於“無主失物”的“寶盒”——那時沒有哪個政府部門對此作出過什麼規定，拾物交公的說法還是後來才提出的。
三聖廟離茶樓不遠，程芝清看看時間差不多了，就離開了茶館，沿著馬路慢慢走到三聖廟前，只見四五十個乞丐已經亂紛紛地聚在那裡，陸陸續續又來了一些，也有少量得知鬥法消息後前來看熱鬧的閒人，卻沒見警察，也沒發現公安的便衣。閒人跟乞丐是分開站著的，程芝清就站在閒人之中，聽他們七嘴八舌猜測著這班乞丐將以什麼方式來進行這場鬥法。
程芝清之前還不知乞丐的鬥法是怎麼回事，當下聽著，不由得陣陣心驚。據那些閒人說，乞丐的鬥法方式很多，無不血腥殘忍。比如“開油鍋”：地下擱幾塊磚頭，上置兩口盛滿了菜油的鐵鍋，將柴火置於鍋下把油燒得滾燙後，往鍋裡放一秤砣，雙方各派一人，同時伸手從鍋裡撈出秤砣，誰撈得快誰就獲勝；比如“三刀六洞”：用尖刀在手臂上扎三個對穿而過的洞，誰能夠忍受下來，不叫痛不昏迷還談笑風生，能夠照常喝酒抽菸，誰就獲勝；再比如“虎腹龍飲”：面前放七大瓦盆冷水，誰喝得多誰就獲勝，等等。
正說著，兩個乞丐頭目丁大頭和雙龍從廟裡出來了，他們身後跟著黃富昌、吉順根，兩人果然合提著一個被麻繩扎得嚴嚴實實的竹籃子。一干人走上廟前的土臺，黃富昌、吉順根放下籃子後退下。
雙龍向丁大頭做了個“請”的手勢，丁大頭便上前一步，衝臺下拱手作揖：“諸位弟兄，現有一爭議之物需要了斷，經我跟雙龍兄弟協商，決定採取鬥法來決定此物歸屬。我們已經談妥，勝者得物，擇日請客；敗者不許口出胡言，懷有不滿之心，更不得動武爭奪，否則，犯了眾怒的後果大家是知道的！現在由雙龍兄弟宣佈鬥法方式。”
雙龍對臺下作了個長揖，開腔道：“如今是新社會了，講究文明，不提倡流血鬥毆，所以，我跟丁兄商量下來，不再採用舊時那套玩意兒鬥法了，咱們採用新辦法。新辦法很簡單——擲銅板！”他的手上忽然出現了一枚銅板，做了個往上扔的動作，“雙方各選派一名代表，每人有三次猜正反面的機會，誰猜得準，他所代表的一方就獲勝了。如果三次雙方猜的結果都相同，那就再猜三次，反正總有不相同的時候，那就決出勝負了。”
勝負很快就決出了，丁大頭一方獲勝。丁大頭大喜，上前提起竹籃，從懷裡掏出一把匕首，手起刀落割斷麻繩，把“寶盒”從籃子中取出來，看了看，把匕首遞給雙龍：“兄弟，借你這雙吉手，把這口盒子當眾打開，讓大家看看裡面究竟裝著什麼寶物。”
雙龍於是就用匕首撬開了盒子上的鎖具，慢慢地掀開了盒蓋，和丁大頭一起湊上去一看，兩人竟異口同聲叫了起來：“咦——”
盒子裡放著一支左輪手槍、二十發子彈、一把短劍，以及一個盛放於小木盒內的三十二開本的小本子。
雙龍回過神來，叫道：“這……要上交政府啊！”
於是，眾乞丐就簇擁著丁大頭和雙龍前往下關公安分局，把這口“寶盒”上交了。
二、立案偵查
下關分局對“寶盒”進行了點檢登記：美製左輪手槍一支，子彈二十發，被稱為“軍人魂”的短劍一把，三十二開小冊子一本。
解放初期那段時間裡，私藏槍支彈藥並不算是一樁如何重大的案件，經歷過數十年戰亂的社會，民間藏有武器不足為奇。那把代表著劍主是黃埔軍校畢業生的“軍人魂”短劍也是如此。這種“軍人魂”短劍，“大躍進”運動時收繳了許多，都扔進小高爐鍊鋼了，後來“文化大革命”大搞“破四舊”抄家時，也發現過一些，都算不得什麼稀罕之物。
倒是那本小冊子引起了公安人員的特別注意。這本小冊子是用漢字打字機打出蠟紙後油印的。印刷雖然簡單，但紙張卻是那種美國進口的道林紙，封面上印著的標題是“小學生必須認識的三千個漢字”；下面用小兩號的字體印著落款：“廣東省廣州市第三公立小學”；右上角另有幾個小字：“專供國文教師使用”。從封面看，很容易使人認為這是一本廣州教育界自己編印的供小學語文老師使用的教學輔導材料。可是，翻開正文一看卻不禁使人心生疑竇。其正文確實是當時常用的漢字，說是三千個，實際字數大約在四千二百個左右。這倒不算什麼奇怪，使人奇怪不解的是，每個漢字的前面都有一組由六位不同的阿拉伯數字組成的數碼。公安人員初時還以為是四角號碼，可是，請一位懂四角號碼的同志來看過後，馬上就否定了。這位同志很是認真，回自己的辦公室取來一本經常使用的四角號碼字典當場驗證，果然沒有一組數字是跟四角號碼相同的。
於是，公安人員就有理由認為這是一本可疑的小冊子，極有可能是敵特分子專用的密碼本！
那個被乞丐稱為“寶盒”的盒子，長約一尺，寬約七寸，厚約五寸，內部材質是硬木，外面包裹著一層黃銅皮，上面裝著一把與箱體相連的內置式機關鎖，已被乞丐撬壞。盒子製作得極為精細，所有連接處均以雙榫緊緊咬扣，盒蓋和盒體之間採用雙層啟口結構，密封性能甚好。盒子內部襯著絲棉，覆以紫色錦緞。被疑為密碼本的那本小冊子裝在一個一看便知是量身定製、大小尺寸極為相配的小木盒裡，內外都裹著油布，估計是用來防潮的。
根據盒子表面黃銅皮的鏽斑以及內部的槍支和小冊子被江水輕微浸溼的跡象來判斷，盒子在江水裡浸泡的時間不長，估計不過個把月。因此，就有理由懷疑此舉乃是某個潛伏敵特分子所為。於是，這個情況當天就由下關分局上報到市局，隨即就彙報給陳龍局長。
陳龍局長有著豐富的反特經驗。早在延安時期，他率領著一班保衛人員在跟敵特分子的鬥爭中屢建奇功。後來，他出任中共北滿分局社會部部長、北滿軍區社會部部長、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跟各類狡猾透頂、窮兇極惡的敵特分子頻頻交鋒，創造出一套獨特的鬥爭手段，被視為開創中共城市公安工作先河的領頭人。當下，陳龍聽了彙報，判斷說：這個盒子的背後——確切點兒說，就是這本密電碼的背後，極有可能是一個敵特組織。這個反革命組織不簡單，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留下的正規潛伏班子，因為他們是有電臺的。
陳龍當即拍板：立刻立案，從市局特偵隊抽調三名偵查員，與下關分局的偵查員一起組建聯合專案組，對該案進行偵查，務必儘快破案，抓獲敵特分子。
於是，以乞丐報案日期命名的“3·14”案專案偵查組就成立了。市局特偵隊隊員程芝清，是特偵隊參加專案組的三名偵查員之一，他還被領導指派擔任專案組副組長。組長由特偵隊另一偵查員劉度一擔任。下關分局也抽調了三名偵查員參加專案偵查。當天下午兩點，專案組六名成員在臨時駐地下關分局的一間辦公室會合，互相認識後，就立刻前往發現盒子的沙場去察看，當然，還得叫上昨天撿到盒子的那兩個當事人黃富昌和吉順根。
到了沙場，先請黃、吉兩人說了說撿得盒子的經過情況，又找了沙場張老闆，讓他把昨天發現盒子的那條小船上的兩個採沙工叫來。那是兩個蘇北口音的粗壯小夥子，昨天這邊關於乞丐為一個“寶盒”吵架的消息剛傳到他們耳朵裡的時候，兩人後悔得腸子都青了。可是，在這種情況下，是無法跟這幫乞丐交涉的。儘管如此，兩人今天還是特地歇了半天工，前往三聖廟去看乞丐鬥法，當然不是看熱鬧，而是想了解一下盒子裡究竟裝著什麼寶貝。看下來的結果使兩人長噓了一口氣，回來跟張老闆一說，後者對他們說這兩天警察可能會來問情況，你們不要走開，免得誤了公安局的事兒，給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專案組一干人到達沙場後，這對兄弟馬上停了工自己走過來了。
專案組首先問採沙工這船夾帶著“寶盒”的沙子是在江中哪個位置採到的，並且上了船，請採沙工撐船把偵查員帶到那個位置去，用竹竿探探水的深淺。那個位置距江岸大約二十多米，探下來，水深大約一米八左右。回到岸上，一個生性細緻的偵查員又讓取來採沙的工具，把盒子放在一堆沙子裡，請採沙工當場試了試，證實了那個帆布沙兜確實是能夠把盒子輕而易舉地撈起來的。
專案組向沙場張老闆瞭解後得知，他是3月初才到這裡來設置沙場的，之前這邊還是一片無人灘塗。1月底他過來勘察沙場位置時，正是冬季長江枯水期，剛才採沙工指點的那個撈到盒子的位置還是江灘的一部分，人是可以直接走過去的。立春後，長江進入了春汛階段，江水漸漸漲上來，才淹沒了那個位置。
偵查員們返回下關分局專案組駐地後，立刻舉行了首次案情分析會。
首先，根據盒子內的物品，可以推斷盒子的主人是一個畢業於黃埔軍校的國民黨軍官。物品中的那本密電碼，表明這人應該是潛伏特務組織中的一個頭目。黃埔軍校畢業生幹特工的，十有八九屬於“軍統”(抗戰勝利後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的人。
其次，盛著如此重要物品的盒子是什麼時間扔到長江裡的。從盒內物品受江水侵蝕程度來推算，盒子被扔的時間不長，那就不可能是南京解放前扔的。區別清楚解放前還是解放後具有重要意義：如果是解放前扔的，那就有可能是盒主自己主動扔的。他可能不願意接受上峰的潛伏指令，哪怕官升三級也不幹。這個態度當然不能當場向上峰表白，否則被扔進江底的就不會是這口盒子，而是盒主人自己了。他當時表示同意潛伏，也許還偽裝出一副臨危受命慷慨激昂的樣子，然後從上峰那裡領取了經費、密碼本等(可能還有左輪手槍和子彈，但不包括短劍，因為短劍應該是從黃埔軍校畢業時獲得的)，領了東西回家後，把經費留下，其餘東西則裝進盒子連同短劍一併扔掉，遠走高飛，一溜了之。這種角色當時是頗有一些的，解放後在歷次運動中逐漸被清理出來，根據其歷史上所犯下的事兒被一一追究法律責任。所以，如果這盒子是解放前扔掉的，就很難追查到盒主，即使追查到也不可能順藤摸瓜追查那個潛伏組織的成員，因為那時候盒主還沒有正式上任，恐怕說不清楚手下有多少蝦兵蟹將。現在從盒子的受損程度判斷，應當是在解放後離現在不過個把月的時間扔掉的，那就表明這個潛伏敵特組織是存在的，至於是否有過什麼特務活動，那就不清楚了。
那麼，盒主為何要把盒子扔掉呢？偵查員們各自發表了不同意見，最後集中到市局特偵隊的專案偵查員老周提出的一個觀點上。這個觀點認為：盒子不應當是盒主自己扔掉的，而是其他人瞞著盒主獲取這個盒子後扔掉的。其理由是：如果盒主要處理掉這個盒子，有的是辦法，因為盒內所盛的物品並非必須整個兒打包一起扔掉，而是可以分別處理的。比如那個密電碼本，劃根火柴一把火就可以燒個乾乾淨淨。其他幾樣武器處理起來也很方便，南京城裡有的是河流、池塘和水井，隨手往哪條河流、哪口水井裡一扔就是了，何必費這麼大周折並且冒著途中被人發現當場扭送公安局的風險跑到長江邊來扔呢？所以，扔盒子的肯定不是盒主本人，而是另有其人。
接著往下分析，這個扔掉盒子的人需要具備以下條件：一是有機會獲取盒子，二是可以自由處理盒子，三是隻有在某種特定條件下才有可能把盒子拿到下關一帶的長江邊上來處理掉。對於偵查員來說，這三點裡最重要的是第三點。一般說來，不管處理盒子的那位是什麼身份，都沒有必要把盒子弄到江邊來埋在灘塗上。只有在一種情況下，那位臨時盒主才可以這樣處理這口盒子：他辛辛苦苦把盒子拿到江邊是為了跟另一個事先約好的人碰頭，要與對方共享盒子內的物品，而兩人打開盒子後，發現裡邊的物品對他們無用，或者可能部分物品有用(比如作為特務活動經費的黃金)，取走後就決定將盒子就地扔掉。而當時他們所在的位置還是可以走人的灘塗，所以扔掉的最好方式就是在沙灘上就地挖一個不深的洞穴，把盒子一埋了之，然後走人，反正以後不會再跟這個盒子有什麼關係了，埋下之後就隨便它如何了。
這樣，偵查員就認為符合這三個條件的人很可能是個小偷。要找到盒子的主人，那就得先把這個小偷找到。
於是，專案組就決定把偵查主攻目標放在查找那個涉案小偷上。如何查找小偷？專案組成員之一、下關分局偵查員錢菊笙是刑警出身的地下團員，解放前在國民黨警察局乾的刑偵活兒就是專門對付盜竊犯，對如何查緝小偷有一套經驗，於是組長劉度一請他出出主意。錢菊笙說解放後南京的小偷已經大為減少，以盜竊為業的就更少了。如今的盜賊大致上分為兩種：一種是舊社會留下來的具有豐富作案經驗的老賊，另一種則是解放後才幹此行的新入道的小偷。老賊通常是不大親自下手的，以傳授行竊經驗為主，小偷則聽從老賊的教唆作案。
本案的這種情況，很有可能是小偷順利竊得了這口盒子，但其開鎖本領有限(可能老賊尚未傳授)，無法打開，所以不知道盒子裡裝的是什麼。於是就暫時藏起來，然後向老賊稟報了此事。那個老賊比較謹慎，估計是問了盒子的情況後，沒敢讓徒弟把盒子送上門去，而是選擇了另一方式：讓徒弟把贓物送到長江邊，他在那裡等候。徒弟遵命執行。師徒碰頭後，老賊打開了盒子，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盒內除了目前已知的那些物品外，還有黃金；一種是隻有目前已知的那些物品。反正不管是哪種情況，老賊最後的決定是將盛放著目前已知物品的盒子當場處理掉。
那麼，應當如何開展偵查呢？錢菊笙說可以通過收集這方面的信息來獲取線索。對於老賊就先別抱什麼希望了，因為他是知曉“江湖險惡”之說的，即使獲得了可觀的黃金，其日常言談舉止也不會有絲毫變化，真正是不露聲色。不過，專案組可以從下手作案的那個徒弟那裡獲取線索。因為初出道的小偷往往年輕氣盛，不知江湖深淺，作了案喜歡炫耀，即使盒內並無黃金之類的值錢東西，他也會把這個經歷作為向別人吹噓的資本；而如果盒內有值錢東西的話，按照道上的規矩，老賊得到後是應當分給徒弟一些的。果真如此，徒弟就不僅是吹噓了，很可能還會有請客消費之類的動作。所以，應該是可以獲得這方面的線索的。從贓物扔在長江灘塗上這一點看來，那個老賊的住所應該是離拋盒現場比較近的。其徒弟的住處估計也不遠，基本上就是在下關區，因為從老賊的謹慎來看，不可能讓徒弟帶著這樣沉甸甸的一口盒子大老遠趕到長江邊，那容易出事。因此，查摸工作可以先在下關區進行。
專案組連夜開始工作，六名偵查員分頭悄悄進行調查。當晚，便有兩名嫌疑人被抓進了下關分局。
三、兩個嫌疑人
專案組連夜對兩名嫌疑人進行了訊問。
偵查員老周、葛新鳴訊問的對象名叫宋金猿，二十一歲，無業。宋金猿出身城市貧民家庭，父親原是下關碼頭扛大包出身的，後來幹活時閃了腰不能幹裝卸工了，就改行做小生意。當時，在下關街頭常見一佝僂著腰身、用蒼涼的聲調叫賣糕團、被人們喚作“宋老大”的小販，就是宋金猿的老爸。宋金猿十六歲那年，經人介紹也去碼頭打工，但他吃不了那份苦，幹了兩個月就歇工了，此後就四處打短工。南京解放後，還曾經給解放軍駐寧部隊養過馬，後來因為偷東西被開除。據說，他當時偷的是部隊繳獲的國民黨軍需物資中的美國毛毯，一偷就是一件(十條)。十條嶄新的羊毛毯，別說在當時經濟狀況十分糟糕的年代了，就是放在現今，一紙逮票也是逃不了的。可是，宋金猿卻逃過了懲罰，因為部隊領導看他年齡小，而且出身貧寒，也就抬抬手放他一馬算了，趕出去了事。
宋金猿壞了名聲，再也沒有單位或者私人僱用他了。他就四處轉悠著瞎混日子，結交了一批跟他差不多德行的狐朋狗友，別人攬到了零工活兒他就混在裡面一起幹幹，大家都找不著活兒時，偶爾乾點兒偷雞摸狗的不法之事。而據偵查員收集到的信息，大約一個月前，宋金猿的生活狀況忽然改善，他變得有錢了。宋金猿曾三次在飯館請他那幫狐朋狗友吃飯，雖然不是什麼著名館子，但以當時人們的經濟狀況，一輩子都沒下館子吃過一餐的老百姓多了去了。那個向偵查員提供情況的小青年還說到了宋金猿的另一疑點：一次請朋友在下關寶塔橋東街的“興隆飯館”吃飯時，宋金猿喝多了酒，曾當眾揚言自己最近發了點兒財，足夠好吃好喝地過上一段滋潤日子哩！
這就是偵查員連夜把宋金猿請進局子的原因。
宋金猿面對老周、葛新鳴的訊問，就是不吭聲。一陣對峙下來，嗜煙的老周感到有點兒疲乏，掏出劣質紙菸點了一支，這小子竟然伸手示意要一支。老周竊喜，以為這是鬆動的表現。不料，宋金猿抽完了香菸仍是一言不發，把老周氣得乾瞪眼。
這種狀況，直到午夜兩點過後才得以改變。分局食堂為值班人員準備了夜宵——肉絲炒年糕。炊事員是按照留下的人數烹飪的，每人一份，不多不少，當然沒有被訊問的那兩個嫌疑人的份兒。老周見宋金猿盯著夜宵那副垂涎欲滴的樣子，便把自己的一份讓給他吃。宋金猿終於被這一舉動感動了，主動表示願意交代問題——
他有一個比他大七歲的姐姐，早年嫁給了江寧縣一個名叫任長興的商人。任長興是做古玩掮客生意的，據說對於古玩頗有心得，有時遇到被賣家當作贗品而實際上是真貨的古玩，就掏錢以最便宜的價格買下來，藏於家中，伺機出售。多年下來，家裡也積累了十來件收藏品。宋金猿就盯上了姐夫收藏的古玩。一個月前，他奉父母指派，前往江寧看望坐月子的姐姐。姐姐之前曾生過三胎，二女一男，可是那男孩出生六天就夭折了。任長興是家裡的獨子，極想有個男孩傳宗接代，這次妻子又生了一個男孩，任家上上下下都是欣喜若狂，忙著準備搞“賀三朝”(出生後三天的慶典活動)，根本沒有對這個小舅子有任何防範。這樣，宋金猿就從姐夫的收藏品中選擇了一方易於攜帶的古硯偷走了。
次日，宋金猿把竊得的古硯拿到鼓樓區的古玩鋪子“墨華齋”，老闆開價二百萬元(舊版人民幣，合新版人民幣二百元。下同)，他二話不說立刻成交。當時南京的物價(按新版人民幣計價)，雞蛋三分一個，豬肉五六角一市斤，青菜兩分錢可以買一堆，下館子花上五元錢鈔就可以擺一桌酒席了。宋金猿有了這筆錢款，感覺立刻變樣，真所謂“手中有錢，心中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隔三差五叫上一班狐朋狗友下館子吃飯。人家當然想知道他發了哪門子財，他就胡侃亂吹一番。
專案組當即派員前往鼓樓那邊的“墨華齋”古玩鋪子去調查。古玩店老闆半夜三更被砸門聲驚醒，大驚。開門接待了偵查員，證實確有一個長相如此這般的小青年來店鋪出售過一個古硯，他給了二百萬元錢鈔。那個古硯現在在哪裡呢？老闆說，收購古硯的次日就以五百萬元的價格賣給了鎮江的一個古玩收藏愛好者。
宋金猿的交代得到了證實。儘管他跟“3·14”案沒有關係，可是不能放人，因為他已經犯了盜竊罪，需要進一步核實後追究其法律責任。後來，由於宋金猿姐姐的哭求，其夫任長興就向公安局表示希望不追究小舅子的法律責任，所以宋金猿被關押了兩個多月後得以釋放。那個古硯由公安機關追回後發還任長興，任則掏了二百萬元給了“墨華齋”的老闆，這樁案子就此了結。
第二個出場的小偷名叫姜笛，十九歲，他是偵查員程芝清和小洪逮進來的。姜笛比較難找，家裡不在，幾個常去的朋友家裡也沒人，後來偵查員想到情報中提到過這小子最近有了錢在泡妞，尋思夜不歸宿說不定是在哪家飯店、旅館開房也難說。於是就在下關這邊一家家旅館、飯店尋找，一直到午夜時分才在東炮臺一家名叫“良君客棧”的旅館裡找到姜笛。房間裡果然還有一個女孩兒，才十六歲。民警放過了女孩兒，只將姜笛帶走了。
姜笛原先屬於養尊處優的公子哥兒一類的人物，他父親姜遠昌是個南貨商人，在南京城裡開著三家南貨店，經常以次充好坑害消費者，還是“一貫道”的點傳師，裝神弄鬼很有一套，人稱“姜大仙”。日本侵略者佔領南京期間，這個“姜大仙”接受汪偽政權的任命，擔任過一個什麼處長，領著雙份薪餉——另一份是日本憲兵隊發給他的“顧問費”。抗戰勝利後，其他跟姜遠昌一起在汪偽政權裡擔任過職務的同僚，即使沒有同時還領著日本憲兵隊的“顧問費”的，都一個個被國民黨逮捕，以漢奸罪名判刑的判刑，槍決的槍決，唯獨這個“姜大仙”平安無事——原來他竟然還是“軍統”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後，姜遠昌遇到人民政府就沒轍了，成了南京市公安局掛牌後首批逮捕的對象，不久即以漢奸、“軍統”特務、反動會道門骨幹和不法商人的四重罪名被軍管會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姜笛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裡，解放前的日子過得何等滋潤是可以想見的。姜遠昌死後，其家庭經濟狀況一落千丈。因為抓捕姜遠昌時還實施了抄家，將其貴重細軟統統沒收了，那三家南貨店也由政府接管，只給姜家留下了相當於中等市民生活標準的日常生活費用，同時給姜遠昌的妻子和已年滿十八歲的姜笛安排了工作。持有初中文憑的姜笛在當時已經算是知識分子了，被政府安排進了商業系統擔任會計。姜笛過慣了自由散漫的少爺生活，哪裡耐煩什麼準時上下班，而且還得經常加班加點開會、學習，所以幹了幾個月就主動提出辭職了。
辭職後，姜笛就整天遊蕩在社會上，結交了一些跟他情況差不多的落泊富家子弟。南京一向是藏龍臥虎之地，舊時各個朝代江湖上著名的黑道人物都曾在這裡設過落腳點。國民黨執政時代也是這樣，光盜竊犯罪這一行裡就頗有幾個身懷絕技的竊賊扒手長住南京。解放後，跟那些反動軍警憲特分子不同，人民政府未曾發佈過讓此類人主動到公安機關登記的命令，所以，只要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夾著尾巴過日子，是不會找他們麻煩的。但是，這些人中有的傢伙自恃是竊賊中的宗師級角色，將自己的行竊手段看作是中華老字號之類的獨門絕技，擔心失傳，竟然動起了收弟子的腦筋。於是，就在社會上東掃西瞄，物色自己的傳人。
姜笛就這樣給鼓樓區一個年近七旬、江湖上諢號“燈下黑王”的老賊看中了。“燈下黑王”收徒弟當然要講究保密，即使在舊社會也是如此，更別說在新社會了。所以，即使是跟姜笛處得極好的鐵哥們兒，都不知道他是幾時拜到“燈下黑王”門下的。不料最近請他們下館子時，酒後失言，姜笛吹噓自己已成為“燈下黑王”的入室弟子。向偵查員提供線索的那個落泊富家子說，不知這是姜笛在瞎說呢還是真事兒，但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姜笛最近的經濟狀況大為改觀，不但請過幾次客，還交了個十六歲的女朋友，經常帶著她跳舞、溜冰、吃飯、購物。
姜笛面對偵查員的訊問，倒不像宋金猿那樣以沉默作為對付偵查員的武器，他願意開口，偵查員甚至還覺得這傢伙有點兒饒舌。姜笛有一張非常油滑的嘴巴，思維敏捷，駕馭語言的能力很強。問他是否認識“燈下黑王”，他點頭稱是，然後不待偵查員往下問，就滔滔不絕地說起這個江湖上著名的老賊。說到最後，卻跟他沒有什麼關係。那麼如此詳盡的資料是從哪裡獲得的呢？是從社會閒散人員那裡聽來的。
如此這般，姜笛一直跟偵查員糾纏了兩三個小時。宋金猿被偵查員讓給他吃的那份肉絲炒年糕感動了，姜笛卻拒絕接受這樣的夜宵，說廚師的水平不夠，火候過猛，炒出一股焦味。直到程芝清對其他幾個偵查員說暫停訊問，先把他晾在一邊，待天亮後扣上手銬押到家裡去搜查一番時，這小子才神色大變，連說“別、別”，於是才交代了。
姜笛一開口就說他最近花銷的錢鈔確實是盜竊所得，那麼，偷了什麼東西呢？他說是一個小箱子。
偵查員一聽，頓時來了興趣：小箱子？那不就是盒子嗎？可是，聽姜笛繼續往下交代，才知道原來是一口女式旅行皮箱。“燈下黑王”收姜笛為徒弟後，其實還沒進入實際傳授行竊真經的階段，不過是給他講一些自己以前行竊的案例。舊時大戶人家吃飯有個規矩，必須等全家人都到齊後才開飯。這樣，晚餐時那些深宅大院往往十室九空，全家人都集中在飯廳用餐，下人則在一旁伺候。飯廳裡燈火輝煌，內宅卻是一片漆黑，稱之為“燈下黑”，竊賊往往就利用這個時間段潛入現場快速作案。姜笛的這個師傅作此類案件最為得心應手，頗具“王者風範”，故道上給他起了個“燈下黑王”的諢號。姜笛聽師傅說了幾回，心裡就癢癢的難以抑制，於是決定試試看。
根據老賊的說法，此類案件最為要緊的是踩點要準，包括現場地形、進出通道、主人作息時間、財物放於何處等，事先都要了解得準確無誤。姜笛作案心切，哪裡還顧得上按照這一套複雜的程序走下去——老實說，讓他走也走不了，這裡麵包含著很高的黑道技術含量，一時半時是學不會的。
姜笛如何解決這個關鍵難題呢？他自有辦法：找一家他熟悉的有錢人家下手不就行了嗎？
姜笛以前經常跟著父親走親訪友，那些跟姜遠昌交往的人家自然都是富裕大戶，姜笛於是選擇了白下區常府街上的一戶開著兩家工廠的辛老闆家作為目標。這裡面另有一層深義——替已被幹掉的父親出一口氣。因為解放後辛老闆向公安局提供了有關姜遠昌的大量材料，其中相當一部分成為姜遠昌的罪狀。元宵節次日傍晚，姜笛趁辛宅全家都集中在客廳裡用晚餐的當兒，翻越後院牆進入內宅，下手竊得一口女式小型旅行箱後迅速溜走。箱內有三件女式衣服和一百多萬元現金，以及金項鍊、戒指、手錶等物品。這口箱子，姜笛先是寄存在火車站，後來泡上那個十六歲的女孩後，就放到她家裡去了。
程芝清連夜往白下分局打電話詢問是否有人報過這個案子，對方值班警員說的確有這個報案記錄，案件至今未破獲，刑警疑係內盜，因為那個女式旅行箱是失主辛老闆之女為次日去北京辦事準備的，這個情況只有家裡人(包括傭人、保姆)才知道。程芝清說方向弄錯了，竊賊已經被我們抓住了，回頭你們過來提人吧。
這樣，兩個嫌疑人都被排除，偵查員算是白忙了一場。
四、另闢蹊徑
專案組繼續查訪小偷。3月16日，在下關碼頭索。
這個“耳目”姓張，是個賣瓜子的小販。他聽了錢菊笙的訪查目的後提供情況說，一個多月前，大約是臘月二十三前後吧，他曾聽幾個經常到其攤頭上來坐著聊天的小混混說，有個外號叫“小道士”的不知在哪裡拎到一件東西，好像體積不大，是不是箱子、盒子之類的他就不清楚了。
錢菊笙對專案組組長劉度一說，“小道士”我知道，那是個比較機靈的小偷，解放前就打過幾次交道，後來聽說他去了鎮江，難道又回南京了？劉度一說那咱們就去找他吧。
“小道士”姓王名根根，從小父母雙亡，親戚將其送進了棲霞山的一座道觀出家。王根根十六歲時離開了道觀，開始在江湖上混日子，其“小道士”之稱由此而來。王根根是一個比較有特色的竊賊，他在道觀待了十年，儘管年少無知不過屬於混日子的，但看也看得多了，多少知曉一些做道士的門道兒。所以，他平時如果有行竊的機會，就下手；沒有機會，就到哪家道觀去以掛單的形式混幾天飯吃。三年來，他的足跡遍及南京、鎮江地區所有的道觀，甚至還曾去寺廟住過數日。對於道觀、寺廟，王根根是不下手偷竊的，相反當道觀被人行竊後，他還四處訪查線索，通過江湖朋友打招呼讓竊賊送還贓物。
但是，對於另一類他經常涉足的地方，他就不客氣了。那就是一些請道士上門做法事的市民家庭。這些家庭做法事時，王根根有時會去湊熱鬧。他跟南京所有的道士基本上都相識，所以做法事的道士是不會拒絕他一起登門或者中途加入的，而市民自然無法分辨這小子其實是個假道士，也就不加提防地讓他進門了，王根根就混在裡面濫竽充數。這樣做的即時好處，是能夠混兩頓好飯。至於長遠好處，那就是王根根乘機踩點。踩了點通常並不很快就下手，而是隔上三五個月，有時甚至更長時間。他的作案特點是全天候，不講究什麼“燈下黑”，有時出門時並未考慮當天要作案，但是路過某戶他曾經做過法事的人家，而此時正好家裡無人，他就撬門而入，毫不客氣地下手作案。有時他自己不動手，而是向一班小偷同道提供情況，讓人家去行竊。所下手作案，不是扒竊(他好像沒有學過這項技能)，而是瞅準機會把人家放在一旁的包包拎了就走，道上行話叫作“捉兔子”。
劉度一、錢菊笙查找王根根其人，是具有相當難度的。因為這小子沒有家，向來居無定所，今天在這個朋友處過一夜，明天則可能在碼頭或者火車站蜷一宿，後天呢，就住在哪座道觀或者寺廟裡，有時作案獲得了較多的贓款，連續幾夜住在旅館裡也是有的。可以說，這是一個每天白天還不知道自己當晚睡在哪裡的主兒。偵查員要尋找這樣一個傢伙，其難度就可想而知了。
不過，好在錢菊笙手裡有眼線，他又是南京當地人，所以還有辦法對付這個難題。他立刻佈置那些耳目眼線四下打聽“小道士”的下落，打聽到了不要驚動他，而是立刻飛報，劉度一、錢菊笙在下關分局坐等消息。
這樣，劉度一、錢菊笙就有了一份暫時的悠閒，兩人坐在辦公室裡喝茶聊天。這天傍晚，終於有人前來向錢菊笙報告了，說發現了“小道士”的下落，他在白下區北首巷的“必舒堂”過夜。偵查員於是就向分局要了吉普車，直奔“必舒堂”。
“必舒堂”是一家大眾浴室，二十四小時對外營業。顧客洗澡後可以在休息區睡覺，睡醒了還不想離開的，可以享受免費的茶水。肚子餓了也不要緊，自有小販前來兜售點心，還可以差跑堂的到外面館子去叫外賣。這類場所，比較適合兜裡有了一些錢鈔的“小道士”之類的傢伙。偵查員過去時，王根根剛一覺睡醒，穿了條短褲，披著塊浴巾坐在那裡喝茶。他是認識錢菊笙的，一見面就放下茶碗，跳起來讓座。錢菊笙說我不坐了，想請你去我那裡坐坐。王根根一點兒也沒有驚慌，很爽快地點頭，說錢哥您太客氣了，想念兄弟了只要差個人過來喚一聲就是了嘛，何必親自出動呢？看天都黑了，又是早春時節，乍寒還暖，小心著了涼傷風呢！一邊耍著貧嘴，一邊穿上了衣服，跟著偵查員出門，一眼看到門口等著的吉普車，又嘮叨開了：小子何德何能，還勞您動用車輛來接？唉，這真是……
到了分局，錢菊笙說，現在咱們說正事兒，聽說你最近撈到了一樣東西？王根根眨著眼睛說錢哥您的耳朵真靈，兄弟難得下一次手，您就聽見消息了！唉，真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呀！
偵查員說，你撈到了什麼東西？說說吧，態度老實，自有好處。不老實呢，那你就要吃苦頭了。王根根說這個我是清楚的，如今是共產黨執掌天下，講究“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瞞二位大哥說，我撈到的是一個盒子。一邊說王根根一邊隨手比畫，說大約是這麼一個尺寸。偵查員心裡一動：這跟涉案的那個盒子大小差不多。於是就讓王根根往下說。
據王根根說，那是大約個把月前的一個夜晚，七八點鐘吧。冬天天黑得早，那當兒已經全黑了。他那天沒有事兒做，也沒跟朋友相約坐坐喝個茶聊個天什麼的，尋思閒著也是閒著，不如到碼頭轉轉吧，於是就到了下關碼頭。在碼頭的候船室裡稍稍一轉悠，對一件東西發生了興趣，那就是此刻偵查員詢問的那個盒子。按王根根的說法，本來他並不準備下手捉這個“兔子”的，可是那個盒子的主人實在太小看像他這樣的道上兄弟了，竟然在那裡睡著了，不是一般的打盹，而是熟睡，打呼嚕、淌口水、說夢話等等要素一樣不缺，而那個用一塊印花布包著的盒子呢，就放在主人一邊，竟然沒把手放在上面，也沒弄段繩子拴一拴什麼的。王根根當時看著就惱火了：這不是小看南京道上的弟兄嗎？今天我如果不下手教訓教訓你，日後還不讓你這個傢伙把牛皮都吹破了？於是，他就捉了這隻“兔子”。
王根根說到這裡，停了下來。錢菊笙問：“往下說呀！後來呢？”
“後來？唉，別提了！算我倒黴，後來，我就跟那玩意兒拜拜了——扔啦！”
“扔了？”偵查員感到心跳加速，“扔哪裡了？”
“長江邊上。”
偵查員聽著，尋思似乎八九不離十了，就讓王根根說詳細點兒。王根根卻說口渴，想喝點兒水，如果能放點兒香片就更好了。錢菊笙馬上給他沏了一杯茶，說香片沒有，只有茶葉末子，你將就著喝吧。王根根喝了茶又要求抽菸，於是只好給了他一支菸。
王根根繼續往下交代：他把那個包袱偷到手後，立刻往候船室外面走。剛走出去，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回頭一看，暗吃一驚，竟是“小癩痢”！
“小癩痢”跟王根根同歲，也是一個無家無業的混混兒，不過由於長著一頭癩瘡，又沒有做過道士，所以生財之道遠沒王根根廣。但他的無賴勁兒在江湖上是有點兒小名氣的，誰讓他纏上了，不破點兒小財是沒法脫身的。現在，王根根自嘆倒黴，尋思該如何打發這小子。他還沒想出主意來，“小癩痢”開口了，輕輕吐出四個字：“見者有份！”
王根根看對方一邊說一邊往懷裡摸索的樣子，心裡就害怕了，因為“小癩痢”是個晝夜懷揣刀子隨時敢動手的亡命之徒，“小道士”手無寸鐵，而且個頭力氣都與“小癩痢”有著明顯差距，最好的選擇就是按照道上規矩行事。於是，王根根只好點頭。
“小癩痢”生怕王根根逃跑，伸手過來扣住了後者的手腕，說咱們上江邊去，晚上那邊沒人。於是，兩人就去了長江邊上，也不顧冬夜江風獵獵，寒冷刺骨，在灘塗上找了一處地方就解開包袱，取出盒子。“小癩痢”一把搶過去，放在地上擺弄了片刻，打開了，王根根連劃三根火柴才亮了一根，兩人一看，暗呼“晦氣”！王根根站起來，“呸”了一聲回身欲走，卻被“小癩痢”喚住：“等等！把這東西埋了再走！”
“小癩痢”掏出匕首，就地挖了一個不深的坑，把盒子埋了進去。那塊印花布，就給“小癩痢”拿走了。
王根根說完，一攤手：“就是這麼回事，沒了！”
“完了？你還沒說那口盒子裡是什麼東西呢！”
王根根嘆了口氣：“唉——什麼東西？晦氣的東西——是死人的骨灰！”
偵查員的沮喪可想而知！
當然，調查還要進行下去。天明後，專案組分為兩撥，一撥帶著王根根去江邊辨認埋骨灰的位置，另一撥則去找“小癩痢”。“小癩痢”具有明顯的特徵，而且神通沒有“小道士”廣大，所以找起來並不特別費勁兒。找到後一問，“小癩痢”的交代跟王根根完全相符。偵查員帶著“小癩痢”到達江邊時，另一路偵查員還沒找到一個月前埋骨灰盒的地方。王根根說當時黑咕隆咚的，埋時又沒有想到過以後還要挖出來，天又冷，誰會留意位置呢？就是留意了也記不住。這長江灘塗上到處都是一個樣的，再說現在漲水了，興許那地方早已給淹沒了呢。“小癩痢”的到場並未使這一情況有所改觀，兩人一直折騰到中午，偵查員挖了好幾處位置，都沒有結果。於是，只好放棄尋找骨灰盒。但是，對於兩人所說的情況，專案組研究後認為基本屬實。
之後，專案組又調查了四天，未能查摸到有價值的線索。
3月19日晚，專案組開會討論案情，認為之前把調查方向定位於小偷可能有誤，於是就研究尋找另外的突破口。
另一個突破口是偵查員葛新鳴發現的。葛新鳴在鐵匠鋪當過兩年學徒，對於鐵器有些研究，開會時他把那把“軍人魂”短劍拿在手裡翻來覆去察看，良久，忽然冒出一個念頭，說，我聽說國民黨軍官喜歡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這種劍的劍柄上，這把短劍的主人會不會也曾刻過？現在這上面當然是沒有了，但好像有打磨過的痕跡，是不是請專家鑑定一下，看能不能有所發現？
這個主意立刻為眾人所接受。於是，這把短劍立刻被送去鑑定。鑑定結果是：劍柄上確實曾經刻著字，但已經被磨掉了，儀器下尚可分辨留下的一個字的部分痕跡——“幹”。這部分痕跡，在推出簡化字後已經是一個完整的漢字，“乾淨”的“幹”，但在當時這並不是一個完整的字。從打磨痕跡判斷，這個筆畫的位置是短劍主人姓名中的第一個字，所以應當是姓氏，於是偵查員認為短劍主人應該姓王(“於”也可被認為符合該特徵，但那是後來推出的簡化字)。
既然這玩意兒是黃埔軍校發給畢業生的，那就查查黃埔軍校歷屆畢業生名單吧。於是，專案組搞來一本華東社會部編的油印資料《黃埔軍校歷屆畢業生名錄》。可是，打開一看卻傻了眼。創建於1924年的黃埔軍校，1927年改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1946年再度改稱為“陸軍軍官學校”，因一直沿用“黃埔軍校第×期”的說法，故在習慣上仍將該軍校(包括設立於全國各地的分校)稱為“黃埔軍校”，因此，從該校畢業的軍官人數多達六位數，而王姓又是中國的一個大姓，在《名錄》裡出現率頗高，所以，是沒法往下查的。
但是，大家認為葛新鳴的主意是對頭的，那就另闢蹊徑往下走吧。偵查員找了個懂行的人瞭解下來，得知“軍人魂”的頒發始於1934年黃埔軍校第九期。這樣，加上估計盒主應該是藏匿於南京市的人，所以可以縮小搜索範圍。討論下來，決定採用一個辦法：解放後，一些反革命分子被抓進了局子，一小部分已經處決，一部分已判刑的關押在監獄，更多的未決犯則被關押在市局和各分局的看守所。這些關押對象中，很可能有人知道南京這邊是否藏有王姓黃埔軍校畢業生，可以去向這些人瞭解。
於是，專案組六人分別前往老虎橋監獄、市局看守所、各分局看守所找此類對象調查瞭解。
專案組副組長程芝清負責調查秦淮分局看守所。這個看守所一共關押了五十多名歷史上有過舊軍官記錄的犯人，但是，從黃埔軍校畢業的只有三名，程芝清決定先找這三人分別談談。從材料看，這三人中有一個是姓王的，名叫王一寬，程芝清就讓看守人員先把這人帶來。材料顯示王一寬的情況如下——
王一寬1917年出生於南京，1936年6月畢業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二分校，被分派到國民黨部隊擔任連長，後升為副營長。當副營長後的次年眼看有希望再度晉升，不料在跟日本人作戰時負了傷，一條腿瘸了。於是退出軍界，先在重慶待了兩年，經營中藥材批發生意。1943年前後，接受中學同學葉遜先(其時已經成為汪偽政權官員)之邀，返回南京，與葉遜先合夥開了一家中藥批發行。抗戰勝利後，葉遜先被捕判了無期徒刑，他跟王一寬合夥開的那家批發行被作為敵產沒收，念王一寬是“革命軍人”、“抗戰功臣”，後來發還給他該批發行三分之一的資產。王一寬用這筆款子經營了一家規模不大的小百貨商品批發商行，一直持續到解放後。王一寬家住南京市秦淮區長樂街，妻子名叫袁慧麗，鎮江人氏，1944年與王一寬結婚，生有一子一女。
程芝清第一眼看到王一寬時，頗有些出乎意料。這是一個戴著金絲框眼鏡、一臉斯文的中年男子，若非左腿微瘸，絲毫看不出他曾是在戰場上跟日本人浴血奮戰的老兵。王一寬朝程芝清欠身鞠躬，口稱：“長官好！”
程芝清指指椅子：“請坐！”
談話開始了，程芝清的第一個問題就把王一寬弄了個激靈：“你是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畢業生？那你應該有‘軍人魂’短劍吧？”
王一寬的眼神裡透出一絲吃驚，敏捷地起身：“報告長官，在下沒有短劍！”
“坐下說，這是為什麼？”
王一寬回答：“不好意思，我當時有兩門掛科了，只能算是肄業。肄業生是沒有資格授予短劍的，簡歷材料上是瞎填的。”
程芝清接著往下問關於在南京的黃埔軍校畢業生的情況。王一寬說他那一期裡在南京的同學可能有，不過他當年從重慶返回南京經商後，跟國民黨方面的所有同僚、同學都沒有來往了，所以不清楚。至於其他期的畢業生，那就更不瞭解了。
跟王一寬的談話就到此結束了。之後，程芝清又找另外兩個被關押的黃埔軍校畢業生談了話，沒有任何收穫。
但是，跟王一寬說到“軍人魂”短劍時對方緊張的眼神讓程芝清念念不忘，不知怎麼，他總覺得這個眼神的背後似乎有什麼問題。返回下關分局專案組駐地後，程芝清翻閱那本《黃埔軍校歷屆畢業生名錄》，1936年畢業的那期裡果然沒有王一寬的名字。程芝清是個生性比較謹慎的人，所以在當天晚上專案組眾偵查員的碰頭會上，他沒有提到對王一寬的那個小小的疑問。
次日，專案組繼續分頭前往監獄、看守所調查。程芝清對王一寬念念不忘，決定去老虎橋監獄。昨晚，程芝清躺在床上還在分析著王一寬的那個眼神，想來想去總覺得似乎反常，於是就有了一個假設：黃埔軍校肄業生離校時不發“軍人魂”短劍之說，不過是聽王一寬自己在說，如果國民黨的軍校在這方面允許有例外，那王一寬是能夠獲得短劍的。而所謂的1943年從重慶返回南京老家經商之舉如果並非如他自述的那樣，而是國民黨特務機構比如戴笠主持的“軍統局”指派給他的任務，那他就是從軍隊轉調到“軍統局”的一名特務。這個猜測如果成立，往下也就好解釋了：對於“軍統局”來說，既然你王一寬在南京的這兩年地下工作幹得比較出色，那就利用已經創造的條件繼續幹下去吧。這樣，王一寬就一直幹了下去，直到南京解放前夕受命潛伏。以其資格，是能夠當一個掌管若干名手下的潛伏特務組織的頭目的。
這個假設是否成立呢？程芝清決定去老虎橋監獄找那個抗戰後被國民黨法院判處無期徒刑的漢奸葉遜先調查——要查清楚王一寬當初是怎麼來南京經商的，這一點對於確定王一寬的真實身份具有重要意義。
葉遜先1946年被國民黨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後，在老虎橋監獄服刑到南京解放，人民政府甄別在押人員時，認為他罪行確鑿，應當繼續服刑，於是仍關押在老虎橋監獄。程芝清提審他，問了兩個問題：一是關於1943年王一寬從重慶回南京與其合夥經商的情況，二是是否聽說過王一寬有“軍人魂”短劍。
葉遜先的回答如下：當初王一寬從重慶返回南京經商之事，確實是他向王發出邀請的。不過，那是事出有因之舉，之前一年兩人就已經有了倒騰中藥材生意的合作。當時由於戰爭的原因，交通不便，貿易中斷，東南淪陷區無法獲取西南大後方諸省中藥材重要產地的中藥，所以，凡是西南的中藥材在上海、南京等地都大幅漲價。王一寬在重慶經營中藥材批發，除了向那些冒險前往重慶進貨的淪陷區批發商提供貨物外，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就動起了直接在南京設立批發窗口的腦筋。當時，葉遜先在汪偽南京政府下面的衛生局當處長，負責向日軍和汪偽“和平軍”調撥中西藥材。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務，權力很大。王一寬不知從哪裡打聽到這個情況，就派人從重慶趕到南京找其洽談合夥經商之事。葉遜先當官是為了給自己牟利，財路自然是多多益善，當下就一口答應。但是，出於謹慎，他提議先由王一寬從重慶發些中藥過來，由其負責推銷出售，屬於“試試看”性質。這樣一試就試了一年，葉遜先賺到了一些錢，王一寬也獲利不少。正當葉遜先考慮是否讓王一寬派人過來直接開一家中藥材批發行時，王一寬的來函也提到了這個問題，而且其心情似乎比葉遜先還迫切。這樣，自然一拍即合，兩人於是決定正式合作。王一寬說他在重慶的生意夥伴都是西南人，到南京搞經營恐怕不熟悉，所以決定自己回來直接經營，至於進貨渠道，自然確保暢通無阻。這對於葉遜先來說，當然是一個最好的結果。這樣，1943年初王一寬就來到南京，不到一個月，兩人合夥的中藥材批發行就開張了。
葉遜先是學醫出身，于軍事一竅不通，對諸如“軍人魂”之類被國民黨軍人視為“神器”的東西絲毫不感興趣。因此，他跟王一寬在一起的機會雖然很多，但是兩人只談生意上的事，從來不談其他。所以，他並不知道王一寬是否有什麼“軍人魂”短劍。
程芝清於是就對王一寬產生了懷疑：原來當初回南京跟葉遜先合夥做生意是王一寬的主意，而且是在其要求下實施的。那麼這個王一寬是否是個“軍統”特工？
程芝清離開老虎橋監獄後，前往秦淮分局瞭解王一寬被捕的原因。找到了那個承辦刑警小季一問，又是一個意外。這個王一寬竟然是犯強姦罪被關進局子的！
五、清晨劫案
王一寬有個姓章的鄰居，在鐵路上當工程師。章工程師有個獨生女兒名叫章柳萍，是高中二年級學生，長得很漂亮，學習成績也很優秀。當時的社會風氣是早戀、早婚，《婚姻法》還沒頒佈，女孩子十六七歲結婚並不鮮見。所以，像章柳萍這樣的少女，不但在學校被男生稱為“校花”，經常收到肉麻的情書，在社會上也不時被一些男青年追求。章柳萍對此毫不動心，她的志向是考上名牌大學後再考慮戀愛問題。戀愛也不會跟那些凡夫俗子接觸，她要找一個革命軍人。沒想到，章柳萍的這個志向讓章家的高鄰王一寬給毀了。那天下午，章柳萍放學回家，因為忘了帶鑰匙，而其家裡又恰恰沒人，她無法進家門，又惦記著要完成功課，於是就敲開了隔壁王家的大門，要求在王家客堂裡做作業。巧的是，王家正好只有王一寬一人在家，全職太太袁慧麗外出走親戚了。王一寬面對漂亮的章柳萍，難以遏制那股突發衝動，竟然不顧章的苦苦哀求，對其實施了強姦。
事發後，章柳萍沒有吭聲。等到其外出的母親回家後，她也回了家，二話不說鑽進房間就割脈自殺，幸虧母親發現得早，撿回一條性命。當晚，章工程師向秦淮分局報了案，於是王一寬就進了局子。目前王一寬已經被批准逮捕，就等著法院宣判了。
程芝清想起王一寬那副文質彬彬的樣子，對小季說這人怎麼看也不像個強姦犯啊。小季深以為然，說這真是英雄所見略同了。我那天晚上值班，接到章家的報案時，尋思那個可惡的“王老闆”一定是個滿臉橫肉、凶神惡煞樣的傢伙，報告領導後，還要求派兩個民警作為助手前往抓捕。人配齊後剛要出門，門口警衛打電話來說有人前來投案自首。你猜是誰？就是這個姓王的！我出去一看，他媽的，竟然是個書生模樣的主兒！
程芝清聽了更感到意外，問，他是自首的？小季說，就是，我也有些想不通啊，作案時又沒喝酒，怎麼就犯了那股衝動？作案後怎麼又主動前來投案自首了？
程芝清問那是幾時發生的事兒，小季說是元旦前半個月。程芝清暗歎了一口氣：元旦前半個月的事兒，跟那個江底沉盒被扔的時間相差了兩個來月，看來這盒子跟王一寬沒有關係。
不過，在當晚的專案組碰頭會上，程芝清還是說了對王一寬的懷疑。這引起了其他偵查員的興趣，認為從葉遜先與王一寬兩人對他們合夥經商的不同說法，以及王一寬的強姦犯罪和自首情節來看，這個人似乎值得懷疑。會不會是王一寬在接受潛伏使命後，鑑於國民黨節節敗退的形勢而膽戰心驚不敢繼續執行命令，又擔心遭到特務組織的“紀律制裁”，因而選擇了進看守所躲避之舉？至於那個江底沉盒，有可能是王一寬事先的安排，由其家屬或者某個親朋好友在其自首後扔掉，毀滅其敵特分子的罪證？
專案組經過討論，決定對此事進行調查。
這時，專案組其他五名偵查員已經完成了對看守所和監獄在押對象的調查，都未獲得線索。這樣，劉度一組長就決定從次日即3月23日開始，將全組力量都撲在這個新的調查對象身上。調查分兩個部分進行：一是對王一寬的家屬和親戚；二是對跟王一寬有較多交往的熟人、朋友。這些對象的名單、住址倒是現成的——當時根據反特鬥爭的需要，凡是歷史上擔任過偽職的人員，公安局都要登記其被捕之前的家庭成員和社會關係。王一寬被關進秦淮分局看守所之後，已經作了登記，現在只要到看守所把那份材料拿過來就是了。
偵查員老周、葛新鳴兩人前往王一寬家調查。兩人沒有想到的是，當他們抵達王一寬住所時，那裡竟然有幾個同行在。因為他們兩人都穿著便衣，對方見了馬上喝問“什麼人”，上來意欲盤查。老周出示了證件，對方見是市局的人，不禁一怔，說市局的消息還真是挺靈通的，我們也是剛剛接到報案。
這下，周、葛兩人就犯糊塗了，這是怎麼回事啊？
問下來才知道，原來王一寬出事進了局子後，其妻袁慧麗感到無地自容，次日就帶著一對子女回到鎮江孃家去了。那麼，這邊的房子怎麼辦呢？這套房子產權是王一寬夫婦的，袁慧麗在鎮江住了一段時間後，想到了出租，也好收一點兒租金貼補家用。於是，她就給在南京工作的堂妹袁慧婕寫信，委託其物色一家房產中介公司把房子租出去。三星期前，袁慧婕通過中介公司找到了下家，就把房子租出去了。
房客姓時名傑，上海人氏，是一位船舶專家。當時，由於軍事戰備行動，急需大量內河船隻，南京這邊需要擴建造船設施，技術力量不夠，就向華東軍政委員會提出申請，要求從上海抽調船舶專家前來支援，時傑被列入援寧名單，帶著一家五口到南京來了。來寧後，自然需要一處房產安身，組織上讓時傑自己選擇，選中了由公家出錢租下。時傑跑了幾家房屋中介公司，最後選中了王一寬的這處房子。
無妄之災，是在今晨降臨的。今天清晨，時傑的老母親像往常那樣第一個起床，為全家準備早餐。她正在廚房裡忙碌的時候，忽然聽見院子裡似有聲響，正要探身往窗外查看，廚房門口閃進了兩條大漢。時母冷不防一驚，還沒作出任何反應，其中一個已經閃電般一個箭步躥到跟前，一把尖刀直指脖頸：“敢叫，死！”
時母便不敢出聲，任由對方將其手足縛上，另一條大漢也抽出尖刀在她臉前晃著，沉聲喝問：“家裡其他人呢？”得知都還在樓上臥室裡睡覺，兩人就把一塊抹布塞在時母嘴裡，然後進了客廳，直奔樓上。
樓上有兩個房間，睡著時傑夫婦和兩個分別為八歲、十歲的兒子。兩個傢伙先進入大人房間，把時氏夫婦依樣綁縛、塞嘴，又到隔壁房間將兩個孩子如法炮製，提到時氏夫婦房間裡，另用一段繩子把大人小孩背對背綁在一起。
這時，時傑意識到來人要麼是國民黨特務，要麼是強盜。轉念一想，強盜通常是夜晚登門，鮮有大清早登堂入室進行搶劫作案的，於是便斷定是特務，估計特務們知曉他是承擔著戰備運輸船隻設計任務的主要技術人員之一，於是來搞相關情報。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就白跑一趟了，因為技術設計還沒開始，即使開始了也不會把圖紙、計劃書以及製造方案之類的機密帶到家裡。於是，他就用勁兒搖晃著腦袋，鼻腔裡發出“唔唔”的聲音，意思是他有話要說。那二位互相看了看，過來取出他嘴裡的枕巾。時傑便說我知道二位大清早登門是想弄點兒跟我工作上相關的東西，對不起，根據規定，這類東西是不能帶到家裡來的，二位……還沒說完，就被對方撩手一記響亮的耳光打斷，又被重新堵上了嘴巴。
兩個大漢接著就開始各處走動著折騰開了，不但翻箱倒櫃倒抽斗，連廚房裡的灶頭、水缸都一一動過，甚至院子裡那個種花的花壇也被砸開了。時家人不知那兩個大漢是何時離開的，反正最後就沒有聲音了。樓上大小四口是背對背綁在一起的，無法移動。廚房裡的時母其時已經被移到客廳裡，由於受驚過度昏了過去。醒來聽聽沒有動靜了，大著膽子掙扎著從地上硬撐起來，好在雙腳沒給綁住，就穿過院子來到院門前，轉過身子，反手扭開了司必靈鎖，走到了門口。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路人見之自是大驚，早有人過來替她拿掉堵住嘴巴的抹布，知道是怎麼回事後，當即報警。
秦淮分局接到報案，立刻指派五名刑警前來調查。時傑四人由於是被歹徒從被窩裡拖出來連衣服也沒給穿就綁上的，其時清明未到，南京早上的氣溫還比較低，這麼長時間凍下來，身體已經受了影響；時母雖未挨凍，卻因年邁且患有高血壓症，受此驚嚇也覺不支，刑警抵達後便立刻聯繫救護車把這一家五口全部送往醫院了。剛把救護車送走，準備勘查現場時，老周和葛新鳴就闖上門來了。
分局刑警初時以為老周、葛新鳴是市局聞知這邊發生案件後派來查看並瞭解情況的，周、葛兩人卻是一頭霧水，對了幾句話這才弄清楚原來王一寬的家屬已經搬走，這邊是另外的住戶了。於是，就向鄰居打聽王一寬的妻子袁慧麗是幾時離開這裡的。鄰居說王一寬出事後袁慧麗就帶著兩個孩子離家了，之後沒有來過。老周、葛新鳴商量下來，尋思既然受命找袁慧麗瞭解情況，那看來就只好去鎮江跑一趟了。至於這邊發生的搶劫案，不屬於專案組的偵查工作範圍，那就不過問了。兩人當時尚未意識到，他們其實已經錯過了一個機會。
這樣，老周、葛新鳴兩人就直奔火車站，乘車前往鎮江。程芝清在秦淮分局看守所已經把王一寬填寫的登記表上的基本情況摘抄下來了，此刻就在周、葛兩人手頭，所以到了鎮江就按照王一寬登記表上其岳父家的住址尋去。
袁慧麗面對著兩個從南京趕來的偵查員，顯得很平靜。她告訴周、葛說，丈夫出了這等丟人之事，她深感無地自容，當天就決定帶著孩子回孃家來居住，至於以後怎麼樣，以後再說吧。於是，她就找了在南京工作的堂妹袁慧婕，說了自己的打算。袁慧婕理解堂姐的苦衷，當即向其供職的銀行請了假，和袁慧麗一起回家相幫整理東西，打點行裝，並去車行替堂姐訂了去火車站的三輪車。次日一早，袁慧婕又趕來把堂姐三人送到火車站，上車安頓好這才告別。
偵查員沒有提今晨袁慧麗南京住所的房客遭遇搶劫之事，也假裝不知道那處房屋已經出租了，就問起了房子的情況。袁慧麗告訴他們說，她臨離開南京前，已經把鑰匙交給袁慧婕，讓堂妹有空時去那邊看看，開開門窗透透氣什麼的。春節前，她聽了孃家人的建議，決定把南京的房子暫時出租，也好有一點兒收入貼補日常生活開支。所以，就給堂妹寫信請其留意此事。不久前，堂妹來信說南京的房子已經租出去了，每月可以收取十五萬元房租。
對於偵查員來說，當時聊這些內容都是屬於接觸伊始的鋪墊，往下才進入正題，那就是向袁慧麗瞭解其夫王一寬解放前的歷史情況，以及解放前後一直到其出事期間的社會交往、人際關係等等。老實說，專案組對於這次調查是寄予著很大希望的，可是，袁慧麗儘管說了很多，也說得很詳細，但沒有一點兒是專案組需要的。
這樣，偵查員只好失望而歸。
當晚，專案組開碰頭會，每撥偵查員彙報各自的調查情況。老周這撥在彙報時，說到了今晨住在王一寬房子裡的房客時家遭到搶劫之事，但專案組諸人跟他倆一樣，誰也沒有對此予以注意。由於當天各路偵查員都未能獲得有價值的信息，所以專案組決定次日繼續走訪相關對象。
次日，3月24日，老周、葛新鳴兩人根據昨晚碰頭會上的佈置，前往銀行找袁慧麗的堂妹袁慧婕瞭解情況。袁慧婕三十歲上下，長得比較漂亮，性格也很開朗，結過兩次婚，第一個丈夫是銀行同事，四年前患肺結核不治而歿，去年秋天經人介紹，嫁給了駐寧部隊的一位老八路出身的副團長。可能是受老八路丈夫的影響，她追求進步，所以對偵查員的調查非常配合。三人正說著，有人招呼袁慧婕接聽電話，說是“鎮江來的長途”。袁慧婕起身出去接聽，接待室裡周、葛兩人就嘀咕開了，說是鎮江打來的電話，會不會是她堂姐袁慧麗打來的？如果真是袁慧麗打來的，那……
正嘀咕著，袁慧婕匆匆奔進來，說周、葛二位同志非常抱歉，我不能繼續往下聊了，有點兒急事得立刻趕到鎮江去，咱們改日再約時間聊吧。兩個偵查員心裡一動，互相看了看，葛新鳴便開口道：“冒昧問一聲，是不是你堂姐打來的電話？”
儘管已有思想準備，但袁慧婕的回答還是使偵查員暗吃一驚——“是的，我堂姐告訴我一個不好的消息，她孃家，就是我大伯家，今天早晨闖進了兩個強盜，把全家人綁起來堵上嘴巴，翻箱倒櫃搶走了全部貴重東西！所以，我得趕緊去鎮江！”
六、王一寬的交代
老周和葛新鳴兩人聽袁慧婕這麼一說，心裡俱是一凜，暗忖這可奇怪了，相同的案子，昨天發生在南京，今天又發生在鎮江，都是這個時間段作案，都是搶劫，更奇怪的是，竟然都跟袁慧麗的住處相關，這就不能用“碰巧”、“偶然”來解釋了。想著，周、葛兩人迅速交換了一個眼色，老周開口道：“我們陪袁同志一起去鎮江走一趟吧，看看那邊究竟遭受了什麼損失。”
袁慧婕對於偵查員的這個決定雖然略感意外，但旅途上有兩個公安人員陪同，倒也增加了幾分安全感，而且還可以說說話，於是就點頭說好。
三人到了鎮江，袁慧麗見昨天來過的那兩位公安人員竟然和堂妹一起從南京過來了，不禁大覺意外。偵查員沒等袁慧婕開口，已經開腔詢問是怎麼回事了。袁慧麗便述說了案件發生的經過，情況竟然真的和昨天清晨南京時家發生的那起搶劫案如出一轍。袁慧麗的孃家住著其父母、兄弟夫婦、一個侄子共五人，袁慧麗攜子女從南京過來後，一共八人。每天早晨最早起來的是當家人老袁，他喜歡晨練，在院子裡打打太極拳、做做體操什麼的。今晨也是這樣，但太極拳才打了幾個招式，背後不知什麼時候出現了兩個大漢，然後，就是昨天時傑住處那起案子的翻版。略有不同的是，強盜離開後，是被反綁住雙手的老袁掙扎著進到兒子的房間，把兒子口中塞著的枕巾扯出來，兒子大呼“救命”，從而引來鄰居報警的。
老周、葛新鳴趕去時，鎮江這邊的刑警已經勘查過現場了，留下了一紙被劫物品清單。老袁夫婦、小袁夫婦的貴重物品如首飾、鐘錶、一根珍藏多年的野山參，以及現鈔全部被劫，袁慧麗從南京帶來的貴重物品以及現金也悉數遭劫。現場一片狼藉，周、葛兩人登門時袁家已經收拾了一會兒，還能看出明顯的抄家般的折騰。
偵查員沒跟袁慧麗說到她的南京住宅也同樣遭劫之事，安慰了幾句後就告辭離開了。兩人商量下來，覺得這兩起案子發生得實在太蹊蹺，分明是衝著袁慧麗而來的，那種恨不得掘地三尺的瘋狂搜查，似乎不是為了搶劫財物，而是為了要尋找某件重要物品。於是，兩人就去了袁家居住地的主管公安機關鎮江市公安局大西路分局。分局方面說由於該案涉及的被劫財物價值不小，已經報告市局了，市局指示該案由市局刑偵大隊與分局刑偵隊聯合偵查，專案組已經組建，此刻正在舉行案情分析會。偵查員說那就請專案組組長出來一下，我們跟他說幾句話就要返回南京。
專案組組長姓張，是個南下幹部，山東口音。他聽南京偵查員說昨天早晨南京也發生了這麼一起搶劫案件而且都是針對袁慧麗住處的情況後，不禁暗吃一驚。偵查員給他留了電話，說如果你們這邊在偵查中發現線索，請來電告訴我們；我們返寧後，立刻去秦淮分局跟負責調查時家劫案的專案組見面，把你們這邊的情況向他們通報，然後讓秦淮分局專案組立刻跟你們聯繫，互相交流一下情況。
老周和葛新鳴返回南京後，立刻去秦淮分局。分局昨天就已經組建了時家劫案專案組，組長就是昨天上午去時家調查的那幾個民警之一的老鍾。聞聽鎮江那邊今晨也發生了這樣一起劫案，老鐘的吃驚程度跟鎮江的張組長有一比。老周說你們可以通個電話交換一下情況，我們過來除了告知此事外，還想了解一下昨天時家遭劫案的一些情況，因為昨天該劫案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今天鎮江一出事，情況就不同了，非得關注這兩起劫案不可了。
老鍾遂拿出卷宗，讓周、葛兩人看昨天時家現場的照片和勘查報告。偵查員這才知道，原來昨天時家遭劫的情況非同一般劫案，再看被劫財物記錄，跟鎮江袁家一樣，也是把首飾、鐘錶、照相機和現金什麼的都洗劫一空。
那麼，南京這邊的這起搶劫案已經發生了三十多個小時，警方查摸到什麼線索沒有呢？老鍾說不瞞二位，我們從昨天一直忙到現在，中間只閉了幾個小時的眼，可是一點兒線索也沒有查到。走訪了現場附近的多名群眾，雖然有人回憶起曾經看到過那兩個歹徒在時家門前出現過，但無法往下追查，更談不上能夠獲取什麼線索了。另外，已在全市各鐘錶、首飾、舊貨店鋪進行了布控，但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銷贓的消息。
這麼一番折騰下來，周、葛兩人返回下關分局專案組駐地時已經是晚上七點了，專案組其他四名偵查員正等著他們開碰頭會。一聽兩人所說的情況，大家都是一陣興奮，說看來這兩起搶劫案的背後大有文章，多半就是衝那個此刻在我們手裡的盒子來的。搶劫案眾人都聽說過不少，以前也親手承辦過幾個，可是還沒有碰到過像這樣盯著一戶人家恨不得掘地三尺的。那兩個大漢，闖入王一寬家想掠取那個盒子，可是他們信息不靈，並不知道王一寬被捕後其妻袁慧麗已經離開南京回鎮江孃家去了，所以撲了個空。為防止動機洩露，所以就像尋常強盜那樣把貴重財物洗劫一空。昨天作案後，他們已經知道袁慧麗去了鎮江孃家，分析下來認為她可能把那個盒子帶到孃家去了，於是今天就撲到鎮江，將昨天在南京的一幕重演了一遍，沒想到還是沒有達到目的。下一步他們準備怎麼做，目前還無法推斷。
但是，憑這兩起搶劫案已經基本可以認定：那個犯了強姦罪關押在秦淮分局的王一寬，應該就是江底沉盒的主人！
因此，專案組決定連夜前往看守所提審王一寬，用這兩起搶劫案的消息促使他坦白交代，揭開那個盒子背後隱藏著的秘密。
為了對王一寬起到最大的震懾作用，專案組組長劉度一排出了一個最強陣容：全組六人一齊出動。一干人趕到秦淮分局看守所時已是晚上十點多鐘，在押人員早已睡覺了。王一寬被看守員喚醒，睡眼惺鬆地來到了作為臨時訊問室的看守所會議室(提審室太小，容不下這麼多人)，定睛一看，面前端坐著六人，一個個神色凜然，其中只有一個(程芝清)是見過面的，於是心頭就像是拴上了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臉上神色也異樣了。
專案組方面要的就是這個效果，當下，程芝清便開口道：“王一寬，這麼晚了，我們這麼多人特地跑來找你，你知道是為了什麼事嗎？”
王一寬搖搖頭，隨即又低下了腦袋，嘴裡喃喃道：“我已經認識到自己的罪行了，當時也是一時糊塗，所以事後我馬上向公安局自首了……”
“別說廢話了。人民政府的政策你肯定是清楚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看守所院子的牆壁上寫得清清楚楚！關於你犯的強姦罪行，不歸我們管，我們也沒有興趣。你要交代的是另外的事兒！”
王一寬一下子愣住了，一雙眼睛直直地看著前面，估計可能是腦子裡一片空白，好一陣才回過神來，嘟噥道：“這……這個……我……”以為他要往下說了，他卻忽然剎了車。
組長劉度一開口了：“王一寬，留給你考慮的時間不多。我們很願意幫你一把，這樣吧，可以給你提個醒，希望你聽了我下面說的兩個案子後，會有所觸動……”於是，就把這兩天裡發生於南京、鎮江兩地的那兩起驚人相似的搶劫案簡略地說了說。
專案組希望出現的一幕發生了——王一寬聽後立刻失態地一躍而起，隨即意識到自己此刻的身份，又坐了下來，然後，眨巴了片刻眼睛，用那種下了最大決心似的語氣咬牙切齒道：“好！好……既然如此，那就怪不得我了！我交代，徹徹底底地交代！”
誠如專案組所料，王一寬確實是一名“保密局”特務，而且還是“國防部保密局駐首都(按：此指南京)地區特別情報中心”的上校主任。當年，他從軍校肄業後，也像那些畢業的同學一樣獲得了一把“軍人魂”短劍。對於軍校來說，這其實是違規的，因為根據規定，“軍人魂”只能發給通過畢業考試的合格學生。但是，軍校長官在收受了王一寬三兩黃金的賄賂後，悄悄給他開了一個後門，在其離校時把這把短劍塞給了他。這樣，對於王一寬來說，這把短劍就具有特別的意義，他一直視為珍寶。
本來，王一寬可以憑著戰功，像他那些同學中運氣比較好的那部分人一樣，一步一個臺階，一級級往上晉升，直至弄塊將星的牌牌佩戴。可是，日軍的一枚炸彈使他的夢想變成了一個肥皂泡，他不得不接受現實，瘸著腿退出了軍界。由於戰亂，他是無法從重慶返回老家南京的，正好手頭有一筆傷殘退伍金，於是就做起了中藥材生意。生意做了不到半年，“軍統局”來找他了，問他是否對特工工作有興趣，如果願意加入“軍統局”，自有種種好處。王一寬考慮下來，決定加盟“軍統局”，於是，他就成了“軍統”的一名情報官。王一寬退伍前的軍銜是陸軍上尉，加入“軍統”後立刻被晉升為少校。
“軍統”方面審查並分析了王一寬的歷史和社會關係，認為可以利用他跟時已擔任汪偽政權官員的葉遜先的關係做情報工作，於是便由特工專家制訂了一套方案，命王一寬實施。這樣，王一寬就跟葉遜先搞起了生意上的合作，一番前期鋪墊後，終於在葉遜先的幫助下到了南京，開了一家中藥批發行，以此為掩護從事地下情報工作。
抗戰勝利後，“軍統局”論功行賞，王一寬獲得了一筆獎金，並晉升為中校。之後，負責聯絡他的那位上司忽然失蹤了，一直到現在王一寬也不知道對方去了哪裡，還在不在這個世上。上司失蹤之後，易名為“國防部保密局”的原“軍統局”就像是把王一寬忘記了似的，再也沒跟他聯繫過，當然，原先按月發的薪水和活動經費也就沒有了。好在王一寬這時已經自己單獨搞起了中藥批發，經營得還不錯，足以過上比較滋潤的日子。
之後，王一寬就想，安安分分做一個生意人吧，多掙點兒錢鈔才是真的。後來，眼見得國民黨政權要倒臺了，王一寬尋思幸虧那個上峰失蹤，不再聯繫他了，否則如果還是端著那個特務飯碗的話，過不多久國民黨政權徹底垮了怎麼辦？那段日子裡，王一寬每每想到這一點，就禁不住一陣欣喜，有一種舉杯自賀的衝動。不曾想，到了1949年3月上旬，情況發生了變化！
那是一個天空飄著細雨的傍晚，王一寬和批發行的賬房先生整理完當天的賬目，剛剛出門準備回家時，迎面遇到一個人。“是王先生吧？可否賞光移步前面的‘瀟湘樓’小酌？”
王一寬定睛一看，是一個陌生面孔，從未見過。如果換作沒有幹過特務行當的一般人，那就立馬一口回絕了，可他當過特務，知道特工之間聯絡的開頭都是這樣的，當下沉吟著：“這……”
對方左手拇指、中指、無名指捏在一起，嘴裡說出了以前王一寬搞“地下工作”時“軍統局”給他定的暗語：“微風，細雨；細雨，微風。”
王一寬於是就明白對方是來和他接頭的原“軍統”現“保密局”的特工人員了，回了一句暗語後，就和對方前往“瀟湘樓”。
對方自稱姓黃，奉“保密局”本部長官之命，前來向王一寬佈置工作：徐蚌會戰(指淮海戰役)我方失利，共黨氣勢正烈，估計南京失守不過是朝夕之間的事兒了。政府準備暫移南方，長官考慮到你長期以來一直隱蔽得很好，且具有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故命你作為“保密局”潛伏人員留在南京，擔任“國防部保密局駐首都地區特別情報中心”的上校主任。黃某說完，不等王一寬反應，立刻衝其拱手：“恭喜王兄高升！”
王一寬知道“軍統”的規矩，是有所謂“團體紀律”的，指派此類使命只有接受，沒有拒絕，如果拒絕，那就是“臨陣抗命”，按照團體紀律，那就得密裁，這世界上就沒你這個人了，而且沒有人知道你上哪兒去了。於是，他只有接受使命。這頓飯，王一寬自然味同嚼蠟。飯局結束時，黃某向他交代了之後新的接頭暗語，說過幾天會派人送來一些東西，具體任務也會有所交代。
那位黃先生之後就沒有再露過面。過了三天，果然有人送來了那個後來被扔掉的銅皮包著的硬木盒子，裡面是左輪手槍一支、子彈二十發、電臺用密碼本一冊、黃金十兩。王一寬是“軍統”老特務了，知道那張包黃金的廢紙肯定有名堂。按照以前接受過的特務技能訓練，去西藥房買了幾樣藥品，自己配製了藥水往紙上一塗，果然顯示出了指令，命其長期待命，如有需要將另有指令下達，屆時會把“國防部保密局駐首都地區特別情報中心”的成員名單、地址、聯絡方式等一一向其交代，以便開展工作。
過了一個多月，南京解放了。王一寬按照軍管會張貼的佈告，前往公安局登記了其舊軍官的歷史，隱瞞了特務身份。因為他知道“保密局”的厲害，擔心如果選擇自首的話會遭到“保密局”方面的密裁。同時，還有著一份當時很多跟國民黨方面有牽連者的共同心理：或許美國會出兵，屆時共產黨就會敗退回北方老根據地去。如果自首，那豈不自討苦吃？
可是，這些人所希望出現的一幕並未出現，人民政府不但坐得很穩，而且開始嚴厲打擊歷史和現行反革命分子。王一寬一看形勢不對，經過無數個不眠之夜的折騰後，最後想出了一個應對法子：把黃某給他的那些東西除黃金外全部扔掉，那把視為珍寶的“軍人魂”也不要了，一併處理掉。這樣，如果那個黃先生萬一被捕把他供出來的話，公安局搜查下來將一無所獲，而他則堅決抵賴，法院就無法定罪。
對付公安局方面的辦法是有了，那麼，“保密局”那邊又該如何對付呢？王一寬又想出了一個法子：自己故意犯一宗不大不小的罪行，然後自首，到看守所、監獄去躲避三五年。這樣，“保密局”也就找不到他了。等到出獄，看共產黨的勢頭，誰知道那時還有沒有“保密局”呢？
主意打定，王一寬開始考慮如何實施這個方案。先要把那些罪證處理掉，王一寬便去購買了一個手搖砂輪，將“軍人魂”柄上刻著的他的姓名磨掉，放進盒子。可是，扔到哪裡去呢？王一寬覺得同樣做特務，當初在日偽統治下的南京周旋時，他一點兒也沒感到緊張恐慌；而現在在共產黨統治下，僅僅是有著一個潛伏特務的名分，還沒有實際活動，卻已經覺得惶惶不可終日，走在馬路上，總覺得似有千百雙眼睛警惕地盯著自己。王一寬於是意識到若是親自拿著這個沉甸甸的盒子外出找個地方扔掉，而且要保證不讓別人發現，其難度大得跟登天似有一比。於是，他就想到了一個人，決定請其代勞。
這個人名叫沙貴，南京當地人，住白下區蓮子坊七號，以前在國民黨軍隊當過排長，後來負了傷離開軍隊，在重慶街頭行乞。正好遇上王一寬，施捨時問下來原來是同鄉。當時王一寬的中藥批發行剛開張正好需要人手，就讓沙貴跟著他。之後，不論在重慶還是南京，沙貴都是王一寬搞情報工作的一個得力幫手。抗戰勝利後，王一寬無論是跟“軍統”還是“保密局”都沒有關係了，沙貴就在他經營的中藥批發行當夥計。解放後軍管會讓舊軍政人員登記，沙貴也去了，按照王一寬的關照，隱瞞了“軍統”那段歷史。沙貴把王一寬當救命恩人看待，對王老闆極為忠誠。王一寬於是決定把扔掉盒子這件事交給沙貴去辦理。沙貴聽說後，說小事一樁，老闆您儘可放心。
王一寬擔心沙貴大大咧咧壞了事，於是就把盒子裡盛著什麼東西對其明說了，但沒有說受命潛伏一節，只說是一個去了南方的朋友託其保管的，他知道那是違禁物品，不敢繼續保管下去，也不敢上交政府，擔心受到牽連，囑咐沙貴務必小心行事。沙貴說老闆您儘可放心，我一定小小心心辦妥此事。去年12月下旬的一天，王一寬特地安排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去走親戚，然後讓沙貴上門來取盒子。次日，沙貴向他稟報：盒子已經埋進了長江邊上的灘塗，由於是晚上埋的，現在就是讓他自己去找大概也找不到了，再說過了年春汛下來，那一帶就是水面了，江水一衝，只怕專門組織人手去打撈也無濟於事——在盒子被扔的時間這一點上，警方的鑑定有誤。
於是王一寬放心了。過了兩天，他就按照預先定下的避風頭的方案讓自己折進了秦淮分局。原以為事情到此為止了，等法院判決下來，就到監獄去服刑，“保密局”想找也無法找到他了。王一寬認為自己經驗老到，盤算得精細至極，不會有什麼差錯，哪知應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之語。他怎麼也沒有想到，“保密局”方面看重的並不是他這個人，而是交他保管的那個盒子裡的東西(估計多半是那本密電碼)，所以找不到他不要緊，就上門來搜查了，南京搜不到就去鎮江搜。王一寬知道特務組織的手段，接下去還不知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保密局”找不到他，就會去找他的老婆袁慧麗。最後，實在找不到所要的東西，惱怒之下多半會將袁慧麗及其子女殺害。這樣，王一寬就決定交代此事，請求政府對妻子兒女加以保護。
對王一寬的訊問結束時，東方天邊已經顯出了魚肚白。專案組當即決定暫不返回下關分局駐地，而是直接前往白下區蓮子坊捉拿沙貴。沙貴到案後，供認了替王一寬拋棄盒子的罪行。
上午九時，主管領導聽取了專案組關於偵查進展情況的彙報後，迅速上報陳龍局長。陳龍局長親自給專案組打來電話，說查到這裡，離破獲這個案件已經不遠了。這個什麼“情報中心”看來是有幾個蝦兵蟹將的，你們繼續努力，可以考慮跟秦淮分局聯合偵辦，還要加強跟鎮江方面的通氣，儘快獲取線索，一舉偵破該案！
七、一網打盡
當天下午，根據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指令，“3·14”案件專案組移師秦淮分局，與該分局“時宅搶劫案”專案組聯合辦案。
“時宅搶劫案”專案組鍾組長向“3·14”案件專案組介紹了該組組建兩天以來的偵查工作情況——
經過分析，認為那兩個歹徒大清早登門搶劫作案，應該是會被鄰居或者路人留意到的。另外，歹徒作案前總要觀察一下地形什麼的，那也容易被人看見。所以，通過訪查鄰居、路人就有希望獲得線索。這樣，從前天下午開始，刑警就開始分頭走訪鄰居。從下午一點多一直到傍晚六點，一共走訪了案發現場前後左右十七戶鄰居共五十多人，其中雖然不乏有一些與受害人之一時母那樣的早起者，甚至有的是在自家院子裡打太極拳的，可竟然沒有一人留意到門外是否有兩個陌生男子經過。
那麼，在之前的日子裡，是否有人看見過那兩個身材魁梧的漢子在現場附近出現呢？被調查對象經過認真回憶，也一致搖頭。
這也難怪，因為王一寬的住所門前那條馬路上車來人往，一向比較熱鬧。居民長期處於這種環境中，對於門前日日夜夜不時路過的行人早已看得麻木了，除非體貌特徵特別明顯，或者裝束打扮類似影視中的外星人、奧特曼、變形金剛那樣的，否則哪怕一日之間在門口晃盪十幾次，也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更不會在腦海裡留下記憶。
昨天，刑警開始分頭訪問路人和流動攤販。就在歹徒進入時家的那個時段，路燈還沒熄的時候，幾個身穿便衣的刑警出現在時家門前的馬路上，客氣地攔住從面前經過的步行或者騎自行車的路人，以及那些經營早餐點心、蔬菜魚鮮的流動小販，一個個進行簡單的詢問：您每天從這邊路過嗎？昨天這個時候您是否看見過有兩個如此這般裝束的個頭高大的男子？
刑警一共詢問了六十多人，這回倒是有所收穫：有六名受訪對象回憶起他們曾經看到過兩個符合特徵的男子在時家門口出現過。但也僅此而已，實際上這六名目擊者所能提供的關於那兩人的特徵，比受害人時傑一家所提供的還要少些。考慮到這六名路人、小販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這個因素，可以認定那兩個男子並非居住於這一帶的人，因為所有目擊者都聲稱那二位“看上去很陌生”。收穫不大，這使一干刑警頗為失望。
與此同時，刑警已經對全市各鐘錶鋪、銀樓、舊貨店鋪進行了布控，安排專人在分局專案組辦公室守著電話機靜候歹徒銷贓的消息，但直到目前為止還未接到過一個電話，這說明歹徒並無立刻將贓物出手的意向。
昨天下午，“時宅搶劫案”專案組刑警根據“3·14”案件專案組周、葛二位偵查員提供的鎮江當日早晨發生同類搶劫案的情況，跟鎮江市公安局袁宅搶劫案的專案組刑警通了長途電話，鎮江同行的偵查路數跟秦淮刑警如出一轍，可是也未能獲取有價值的線索。
老鍾介紹了上述情況後，兩個專案組的人馬就聯合舉行了一個案情分析會。一番七嘴八舌的討論後，焦點集中在一個事後想來其實很簡單但之前卻尚未被人考慮到的問題上：那兩個歹徒前天在南京時宅作案，昨天則趕往鎮江袁宅作案，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他們這樣做的動機是為了獲取已經被王一寬指使沙貴處理掉的盒子(十有八九是盒子裡的那個密電碼本子)。那麼，如果說頭天他們前往時家作案是因為事先知曉王一寬的住處的話，次日趕到鎮江去又是怎麼知道王一寬的妻子袁慧麗孃家的住址的呢？昨晚去秦淮分局提審王一寬時，偵查員特地問過他是否向別人透露過其岳丈家的住址，王一寬說他從來不跟外界提起自己的家庭和社會關係，這是特工的規矩。專案組年紀最輕的偵查員小洪甚至還問過他在“軍統局”的登記表裡是否填寫過鎮江的地址，但話剛出口小洪就意識到這個問題顯得太沒有水平了——當初王一寬在重慶加入“軍統”成為情報特工時，他還沒有結婚，根本不知道這世界上有一個袁姓女子會成為自己的老婆哩！
那麼，這個情節能否成為查找那兩個劫匪的突破口呢？
老鍾讓人拿來卷宗材料，找出了前天對時家三個成年受害者的調查筆錄，看劫匪是否詢問過房東的去向。正在查閱時，一個刑警回憶起來了，他是負責做時母筆錄的。據時母說，那兩個強盜臨走前，一個傢伙取出堵在她嘴裡的抹布問她：這裡原來住著的王家一家人到哪裡去了？時母說她不知道什麼王家李家，他們一家剛從上海過來。另一個則問道：那你們是怎麼住進來的？時母其實知道這房子是通過房屋中介公司租住的，卻只是搖頭稱不知。對方就不再問下去了，把抹布重新塞到她的嘴裡後離開了。
眾人一聽，俱是一怔：糟糕，又沒戲了！
大家繼續議論，說這事確實有點兒奇怪，但對方肯定是通過某個途徑獲得了袁慧麗孃家的住址後才趕到鎮江去再次作案的。劉度一聽著議論，同時把攤在桌上的那堆材料一份份拿過來瀏覽。最後，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張紙上。這張紙是由受害者時傑親筆書寫的被劫財物登記，劉度一看著看著，忽然開口問道：“歹徒把戶口本拿走想幹嗎？”
時傑一家調來南京，是連同戶口一起過來的。根據當時的規定，他們抵達南京後就去辦理了戶口本。現在，這個嶄新的戶口本讓劫匪連同財物一併劫走了。老鍾說我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曾經分析過，認為劫匪可能是想利用戶口本進行銷贓——根據規定，向首飾店、鐘錶鋪子、舊貨店出售首飾、鐘錶什麼的，都必須持戶口本登記所有者的姓名和住址。
從老區來的劉度一不愧是經驗豐富的老公安，他馬上想到了另一個問題：時家初抵南京時是住在旅館裡的，幾天後才租借了王一寬的房子。根據公安局的臨時規定，租借房子是要憑戶口本進行登記的，時家當然必須遵守。他們看中了房子辦理手續時，就得拿出戶口本，簽約付款，然後，中介公司會給房客、房東各一份收據之類的憑證。時家的這張憑證單子此刻在哪裡呢？會不會當時順手夾在戶口本里了？如果是這樣，那麼劫匪事後在翻看戶口本時就會發現這張單子，然後從單子上知曉是哪家中介公司介紹的這處住宅。他們只要去中介公司一打聽，就能知道房屋出租人袁慧麗的最新住址了。
劉度一一說，眾人皆以為然。老鍾當即指示一個刑警往時傑供職的單位打電話找時傑瞭解這方面的情況。
時傑的回答證實了劉度一的猜測：確實有收據和租房憑證單子，那張收據已經在報銷時交單位財務了，租房憑證則隨手夾在了戶口本里。
行了，啥也別說了，奔中介公司吧！
中介公司提供的情況是：前天中午，有一個三十多歲操南京口音長得有幾分姿色的女人，拿著時家的戶口本和那張租房憑證單前來打聽房東的聯絡方式，說她租借了出租人姓名為袁慧麗的房子，住下來發現電線似乎有點兒問題，想找房東來檢修一下。中介公司從資料裡找出袁慧婕登記的其堂姐袁慧麗在鎮江的住址，抄給了來人。
專案組馬上決定：盯著這個女人查！
兩個專案組的人員當即全部出動，分頭向中介公司、中介公司門前的小販展開了第一輪調查。當天沒有收穫，被調查的絕大多數對象根本沒有留意過這麼一個女人；有幾個說似乎見到過，但沒有留下多少印象。
於是，第二天繼續進行調查。秦淮分局專案組刑警老邢終於從一個小乞丐嘴裡獲得了一條當時還不知是否可以成為線索的信息：小乞丐看到那個女人是乘坐一輛三輪車到中介公司來的，他上前去乞討，女人不理睬，踩著高跟鞋走進了中介公司，還是那個三輪車伕給了他半塊燒餅。他記得，那個三輪車伕的左側臉上有一道三寸長的傷疤，看著有點兒嚇人，但心地倒是蠻善良的。
老邢一彙報，專案組當即決定放下正在進行的所有調查，大家分頭前往各區的三輪車、黃包車工會訪查那個臉上有著一道傷疤的三輪車伕。下午三點，那個姓吳的三輪車工人終於出現在偵查員程芝清、小洪面前了。他還記得前天拉過那樣一個女人到中介公司，說那個女人是在秦淮區陳家牌坊前的那棵銀杏樹下朝正好蹬著空車經過的他招手的。
專案組分析下來，認為那個女人很有可能就住在陳家牌坊一帶，於是立刻通過派出所查摸。當天下午五點，一個跟查摸對象相符的名叫朱秀香的女人進入了偵查員的視線。
朱秀香，三十二歲，“大興元川菜館”老闆朱大興之女，本人無業，其夫系國民黨軍官，解放前夕逃往臺灣。專案組經過研究，決定請派出所出面傳喚。
朱秀香承認確實拿著時姓戶主的戶口本前往中介公司查詢過房東住址，那是她丈夫以前的一個名叫顧品良的朋友登門請她相幫的，其他情況她也不知道。顧品良在白下區八寶前街經營著一家“顧記棺材鋪”。
往下，就是連夜去抓顧品良了。這一抓，還真逮著了大魚，光從其開的棺材鋪裡搜到的武器就有長短槍三十二支、子彈上千發、美製手雷八箱，以及無線電收發報機和一些黃金、銀洋、美鈔。此刻，是1950年3月27日零點四十分。
顧品良到案後，專案組終於查清了全部案情——
顧品良，浙江杭州人氏，是“軍統局”首期特訓班畢業的特工學員，抗戰前期受命前往南京以開棺材鋪子為掩護從事情報工作。稍後同樣受命在南京開展對日情報工作的王一寬一直不知道，顧品良其實就是他們這條線上的實際負責人，當時他從葉遜先那裡獲得的大量情報就是通過顧品良掌握的秘密電臺發往重慶的。抗戰勝利後，由於顧品良的偽裝很出色，“軍統”命其繼續隱藏。跟王一寬不同的是，他沒有停止其情報工作，而是繼續主持著一個秘密情報站，負責收集中共地下黨以及各民主黨派的情報。1949年初淮海戰役結束後，“保密局”本部一名少將把顧品良召去，向其交代繼續潛伏南京進行“地下工作”的使命，負責主持“國防部保密局首都地區情報中心”。顧品良在制訂潛伏計劃時，想到了曾在他手下做過幾年情報工作從來沒有出過差錯的王一寬，於是就向上峰推薦，並建議給王一個“情報中心主任”之銜，而他自己屆時將以“局本部特派員”的名義向王一寬下達指令，實際掌握整個“情報中心”的工作。這樣做的用意是：屆時一旦發生意外，暴露的將是王一寬這個“主任”，而顧品良這個特派員因為跟王一寬互不見面，所以即使王一寬想供出他來也只能交代說其上家是“臺灣局本部的特派員”，這個特派員究竟是潛伏大陸的，還是受派遣來大陸後已經離開了，或者根本沒來大陸而僅僅是通過電臺下達種種指令，被捕後的王一寬根本說不上來。上峰經過考慮後，同意了顧品良的建議。這樣，被矇在鼓裡的王一寬就稀裡糊塗地當上了“上校主任”，卻是一個空頭司令，並無實際權力，情報中心一共有多少名特務、姓甚名誰、是男是女、居住何處等等他一概不知。
根據顧品良向“保密局”報上去的計劃，在下撥武器裝備、活動經費時，也給了王一寬一支左輪手槍和若干彈藥，還有那個密電碼本。這個密碼本屬於“情報中心”的密電碼備用品，同時還有一套收發報機，由顧品良密藏於另一個被封為“情報中心副主任”的手下那裡。顧品良的用意是，萬一他這邊暴露而被迫逃往另一個地點隱藏，棺材鋪子裡的地下電臺自然被抄了，這樣，他就可以啟用另一套電臺和密碼跟臺灣“保密局”總部聯繫，請求撤往臺北。
南京解放後，顧品良繼續以棺材店老闆的名義做他的正常生意，由於沒有接到“保密局”開始活動的指令，所以他按兵不動，也沒有跟包括王一寬在內的手下特務進行聯絡。因此，他根本不知道王一寬在當年12月出事了。直到半個月前，顧品良接到臺灣上峰的一封密寫函件，命其開通電臺。他在接受指令後發現了一個問題，不得不跟王一寬聯繫了。這個問題是：進行例行電波信號溝通後，臺灣方面竟然把兩份密電碼的啟用順序搞反了，發來的電文必須使用王一寬手頭的那份密碼本才能譯出。這樣，顧品良就沒戲唱了。他不敢貿然使用自己手頭的那本密電碼，因為這樣做很可能會引起臺灣方面的懷疑，誤認為他這個地下組織已經被共產黨破獲了，出於安全考慮，那邊很有可能會切斷聯絡，再也不跟他聯繫了，然後，也許會指令其他潛伏特工甚至派遣特務潛入大陸對他這個“叛徒”執行密裁。
不得已，顧品良只好派人前去找王一寬。派去的那個手下比較謹慎，沒貿然闖上門去，而是化裝成小販跟王一寬的鄰居閒聊，得知王一寬因強姦鄰家女孩折進局子已有兩個多月了。顧品良暗吃一驚，不過倒也沒有擔心，因為他相信以王一寬的特務資歷，是不會主動向公安局交代強姦以外的其他罪行的。但是，密電碼的問題總要得到解決。顧品良尋思王一寬進去了，他的家屬應該還住著原來的房子，而王一寬是因強姦罪被捕的，公安局不可能去他家搜查，所以密碼本應該還好好地在他家裡藏著。於是，顧品良就指派兩個手下偽裝強盜登門作案，使命是搜出那個盒子，當然，出於掩飾這一目的，還是要像真的強盜那樣把值錢東西全都掠走的。
顧品良手下兩個名叫張興川、閔順的特務受命行事，不料卻撲了個空。回來向顧品良覆命，顧品良馬上想到以王一寬所犯的案由，他的老婆在原處一時是無法待下去的，這個臉丟不起，肯定搬到其他地方去了。那個盒子，既然家裡沒有，那肯定是王一寬的老婆搬家時一併拿到新家去了。那就乾脆讓張、閔兩人到新家跑一趟吧。新家的地址如何獲知呢？顧品良是資深情報特工，把贓物檢查了一下，就發現了戶口本里夾著的那份中介公司的單子，於是馬上就有了主意。
這回，顧品良動用了朱秀香。朱秀香並非顧品良的手下，她也不是特務。但她那逃往臺灣的丈夫是顧品良的好友，兩人還曾對天八拜義結金蘭，朱夫稱顧品良為大哥。朱夫隨軍逃離南京時，把朱秀香託付給了顧品良，顧對朱秀香比較關心。現在，顧品良認為讓一個女人冒充租下王一寬房子的房客前往中介公司套取王一寬家屬的聯繫地址比較容易，而且不大會引起別人的懷疑。可是，顧品良手下的十七名潛伏特務全是清一色的男性，沒有女特務，這樣，他就想到了朱秀香。顧品良去找了朱秀香，當然沒說真實用意，編了個理由請朱秀香去跑一趟。朱秀香是個喜歡社交也擅長社交的女人，自是一口答應，很快就完成了委託。但顧品良沒有料到，他已經犯下了一個致命錯誤：朱秀香此行留下了痕跡！
專案組根據顧品良交代的手下那十七名特務的地址、姓名，當即出動。三小時後，那十七名特務全部歸案。
該案於1950年8月審畢，各案犯分別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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