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教授梁瑩的很多論文都憑空消失了。
在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網站上，這位教授的個人成果頁面目前只張貼著英文論著目錄，沒有任何中文論文。這對一位本土的人文社科學者來說，是非常少見的情形。
但梁瑩事實上著述頗豐，僅中國青年報記者所能查到的，以她為第一或第二作者的中文文獻就超過了120篇。
不過在過去幾年裡，她的這些學術成果陸續被從網上刪除了：包括中國知網、萬方、維普在內的主要學術期刊數據庫中，現在都已檢索不到任何她的中文論文；在那些期刊官網上，對應頁碼處也已無法查看。一家學術平臺上仍能檢索到論文條目，但頁面已顯示“404”（無法查看）。
從學術頭銜來看，39歲的梁瑩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她是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計劃等多個人才支持計劃的入選者。從南京化工大學畢業後，她先後在蘇州大學和南京大學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在北京大學和美國芝加哥大學做過博士後研究，並於2009年起在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任教。
論著是一位學者成長路上的重要墊腳石。那些如今無法檢索的論文，曾幫助梁瑩申請學位、獲得研究經費、入選各項人才計劃。
用她一位同事的話說，她“幾乎拿到了所有她那個年齡文科教授能夠拿到的頭銜”。
但對梁瑩的聲譽來說，這些“墊腳石”存在著潛在的威脅。記者比對論文時發現，其中至少有15篇存在抄襲或一稿多投等學術不端問題。
例如，梁瑩2002年發表的論文《轉變中的國家公務員制度——中西方公務員制度改革與發展趨勢及其比較》，是廈門大學陳振明2001年的論文《轉變中的國家公務員制度——中西方公務員制度改革與發展的趨勢及其比較》的縮減版，只有極少數句子有說法上的差別。
這些學術上的汙點，隨著那些論文的刪除，都被從數據庫裡暫時抹掉了。
梁瑩的一些論文與別人的論文存在大面積雷同。
“這個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一位同意接受採訪但要求匿名的學術期刊負責人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2014年前後，這份期刊收到了梁瑩從知網撤下其已經刊發的文章的要求。
這位負責人對此事印象很深，主要是因為作者主動要求下撤文章的情況極其少見。自創刊以來，這“可能是唯一一次”。
梁瑩希望這份期刊從知網上撤掉的兩篇論文發表於十幾年前，均是她在蘇州大學行政管理學院讀碩士時期發表的。她告知的撤稿理由有兩條，一是發表論文時研究水平很低，文章很粗淺，二是現在自己只發英文論文了。
“這個是很不正常的事情。”這位負責人說，“我不認可這個原因。學問都是逐步精深的，難道現在成熟了，成了教授了，就不承認當時學術的粗淺了嗎？”
因此，這家期刊沒有答應梁瑩的要求，之後也與她再無聯繫。
但那兩篇論文還是從數據庫中消失了。
中國知網負責期刊採編業務的工作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們也不清楚文章下線的原因，但按照撤稿流程，需要期刊社出具撤稿函。數據庫是與期刊社合作，論文作者個人沒有資格撤稿。
萬方數據庫資源合作中心工作人員趙書傑則稱，撤下文章“原則上要編輯部同意”，但梁瑩這次的情況是作者要求的，“有特殊原因”卻“不便透露”，但確實是符合撤稿流程的。
上述期刊負責人則告訴記者，他們從來沒有向數據庫出具過撤稿函。主動下撤文章一般是發現文章在重複率檢測中不合格，或存在數據造假、一稿多投等問題。數據庫不可以未經編輯部允許就撤稿。
兩家數據庫方面均表示，會對新收入的論文進行重複率檢測，以鑑定是否存在抄襲等問題，但很早以前的文章都是直接收入。
前述期刊負責人告訴記者，早年的論文查重技術還不普及，審稿專家無法保證閱盡相關學科、相關專業方向上的所有刊發論文，出現學術不端的情況難以避免。
連碩士博士學位論文都刪除了
截至發稿時，記者在“百度學術”檢索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梁瑩，得到125條檢索結果，每一篇都給出了引向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等數據庫的鏈接，但點擊後，均顯示文章不存在。引向百度文庫、豆丁網、道客巴巴等國內文檔分享平臺的鏈接，對應網頁也無法查看。
這些消失的文獻甚至包括梁瑩的碩士學位論文《善治視野中我國公民的行政參與——現狀、制約因素與路徑選擇》和博士學位論文《當代公民文化培育中的社會資本因素研究——以南京市調查為例》。
即使是提供電子版的相應期刊官網上，絕大多數也無法檢索到文章，對應頁碼有圖片預覽，但無法查看具體內容。
記者到圖書館期刊室裡逐一對比後發現，120多篇文章都確實在期刊上白紙黑字發表過的。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一位教授說，2016年和2017年，該院多名教師從不同渠道獲悉了梁瑩撤稿之事，但沒有料到會有100多篇。
這位教授說，
梁瑩2009年進入南京大學任教時，學院內部曾有不同意見。不同意見主要是認為她才30歲，就發表了30多篇論文，以文科的標準來看，擔心她不太嚴謹，而且這些論文中並無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她仍然憑藉論文數量上的優勢通過了投票。時任社會學院院長周曉虹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梁瑩參加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選聘時，雖有不同意見，但考慮到當時社工系的總體科研能力弱，而梁瑩的科研能力比較強，所以順利通過了。從程序上說，梁瑩的入職沒有什麼問題。
記者查詢到，梁瑩2009年之前發表的論文遠多於30篇。僅2003、2004、2005年，她就分別發表論文22、11、17篇，2006年至2008年共發表16篇，且絕大多數都是獨立署名。
她2003年發表的論文《治理：面對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新選擇》與《走出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困境的一種新思維——來自治理理論的啟示》屬一稿多投，且全文約三分之二的篇幅與廈門大學和中國地質大學的兩篇論文存在雷同。
在數據庫中，記者還發現數十篇其他作者的論文與梁瑩的論文內容十分接近，但發表時間要晚於梁瑩。
2009年到南京大學任教後，梁瑩每年發表的論文數都高於4篇，其中2011年——2013年各發表中文論文12篇、14篇、10篇。
從2014年起，梁瑩開始發表英文論文，鮮少發中文論文。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網站介紹，梁瑩近幾年以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在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和SCI（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發表英文論文50餘篇。
2011年，梁瑩入選了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15年度入選“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計劃，2017年又成為“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周曉虹回憶，梁瑩進入學院後對工作“十分投入”，懷孕時都挺著大肚子、手上託著電腦邊走邊看，比較刻苦，發表的中英文論文數量較多。因此，她申請各種人才計劃，院裡都給予了支持。她通過了包括“青年長江”在內的多項人才評審，這些評審都是由國家各部委組織專家進行的，能夠選上說明其具備了相應的研究能力。
得知梁瑩撤稿的情況後，周曉虹曾與她交流過。他向記者回憶，幾年前，梁瑩能連續發英文論文後，對發表中文文章就有些不屑。所以面對周曉虹的詢問，她回答稱自己以前的文章“都是垃圾”“不能代表我的水平”，所以拿掉了。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另一位要求匿名的教授則說，關於此事，現在沒有什麼“客觀的證據”，都是傳聞。他強調，該院的學風整體上是非常好的，也產出了很多具有內涵和思想的學術作品。但如果按照國外某些學術期刊模塊化的方式來做論文，那就會影響文章的內涵，對學術本身是一種傷害。
“我這條路有多難你知道嗎”
據梁瑩的同事介紹，社會學院6位教授曾向學校領導反映過關於梁瑩的傳聞，建議校方調查核實，否則“可能遲早要出事”，影響南大和社會學院的聲譽。當時接待的一位校黨委副書記表示會認真對待，但迄今沒有反饋結果。
此外，2017年3月，社會學院社工系2014級全體學生曾聯名舉報梁瑩的教學態度極不端正，南京大學的學風督導員曾在課堂督察中發現她有這方面的問題。
梁瑩開設過社工系大三年級的專業課《社會工作行政》以及大一年級通選課《社會工作概論》。
社工系2014級本科生張雲開（化名）告訴記者，梁瑩常常早退1節課的時間，每節課都會長時間安排學生髮言，自己玩手機或打電話，課堂上會出現10分鐘裡她自己玩手機而全班鴉雀無聲的狀況。
張雲開回憶，梁瑩還在課堂中炫耀過自己的學術能力和榮譽，表達對教學的不屑，“我已經混到頭了，沒什麼好怕的了”“我已經評上教授了，學校說必須每年上三門課我才來給你們上課的”。她還會將期末考試的題目提前透露給學生，給絕大多數人打出高分。
2015級本科生劉明萱（化名）告訴記者，梁瑩上課就是坐著念課件，還時常在課堂討論時吃零食。上《社會工作行政》課時，18周的課時，老師有五六次沒有到堂，前3次安排了研究生講課，後面只是安排助教盯著學生，讓學生自習。
他們還反映，梁瑩經常利用這門課讓學生幫自己做私活兒，例如課程作業是幫她錄入問卷，或安排學生去做與課程主題毫不相關的課題的回訪工作。
社工系要求本科生在大三結束時完成一篇學術論文，2015級學生沒有一個人選擇梁瑩當導師。
上述情況，周曉虹對記者表示基本屬實。為此，去年周曉虹根據學生的反映，專門組織了學院的5位領導去輪番聽課，並根據聽課的情況對梁瑩提出過相應的批評，也組織梁瑩與學生作過交流。梁瑩表示願意改正。
社會學院現任院長成伯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學院已經注意到相關情況，學術委員會和倫理委員會已經啟動調查工作。如果梁瑩教授學術不端的情況屬實，一定會公正處理。
10月23日，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梁瑩承認自己的一些論文存在學術不端問題。她表示，上述情況只在自己學術生涯最早期，即2005年以前出現。當時她剛讀研究生，學術剛入門，不懂規範，所以存在這樣的情況。
關於一稿多投，梁瑩解釋說，當時期刊即使不接收論文也不會給回覆，所以等一段時間還沒有下文，她會將論文修改後另外投稿。
梁瑩說，強調學術規範是2005年開始的，“你這樣查，全中國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導都有問題。”“如果你這樣追究下去，所有中國的學者，那麼多，人人都有問題了。”
她說，沒有人會追究早年的事情，不希望早年的錯誤影響自己的前途。自己從最開始什麼都不懂到現在能在頂級英文刊物發表論文，“我這條路有多難你知道嗎？”
“如果現在的英文論文有問題，我認。”
她還告訴記者，自己撤稿的一個原因是，很多學生告訴她，她以前的中文論文水平比較低。她通過聯繫數據庫公司的法務部門撤了稿，理由是這些數據庫刊載她的論文沒有經過作者允許，也未支付報酬。
在數據庫裡，那些論文的痕跡一點點被消除了。但這種刪除有點像是掩耳盜鈴——它們已經被保存在眾多圖書館的書架上，白紙黑字，並將繼續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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