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在記者遇害案中，謀殺的比例高達65%，而得到解決的案件比例僅為7.6%，眾多案件不了了之。沙特記者遇害案調查結果公佈在即，在卡舒吉之外，有人在堅守，也有人成為另一個卡舒吉。
四月，《華盛頓郵報》刊登了賈邁勒·卡舒吉失蹤前的最後一篇專欄，在文中，他仍然一如既往的呼籲阿拉伯世界的新聞自由。
“我離開了故鄉、家庭，還有我的工作，我還要更高聲吶喊。若非如此，就是對那些被投入監獄者的背叛。那麼多人無法出聲的時候，我可以開口。”作為記者的卡舒吉，在言論紅線上，與沙特政府屢屢發生衝突。而這一切在10月2日徹底結束，走進沙特駐土耳其大使館辦理結婚登記的他，再也沒有出來。
10月7日，土耳其方面向BBC透露，卡舒吉被確認死亡，之後沙特否認了這一說法，堅持10月4日“卡舒吉死前已經離開領事館”的說法。
但最終，沙特用行動默認了卡舒吉死亡的事實：十八名來自沙特軍方或者安全機構的公民被逮捕，包括王儲顧問以及王室主要成員的高官遭到罷黜。卡舒吉遇害時留存的錄音等證據相繼流出，土耳其警方進入領事館搜查時，領事館內只剩下被粉刷一新的牆壁。
一直以開明形象示人的沙特領導人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的另一面則是對政敵的鎮壓，去年9月，王儲就將數十名神職人員和伊斯蘭知識分子送進了監獄，其中幾位是卡舒吉的朋友。
彼時，如果卡舒吉同時被逮，也許他不至於遇害，但一切沒有如果。在《人物》的相關報道中，10月2日進入領事館後的他，以一種及其慘烈的方式死在了伊斯坦布爾沙特領事館內：手指被切下，注射藥物後，安靜的他身體被切割成小塊，頭被骨鋸切割。樓下的工作人員聽到了他最開始的慘叫。
截至10月22日，沙特推出繼“卡舒吉離開了領事館”和“卡舒吉在衝突鬥毆中喪生”之後的第三種說法：“卡舒吉在領事館內遭人掐脖子，因施暴者失手，導致其喪生”。土耳其方面表示，調查結果將會在10月23日公佈。
記者卡舒吉
在記者的身份之外，卡舒吉還有更為複雜特殊的身份，他是沙特王室的反對者，也曾是王室高層的顧問。與體制之內的人關係密切，也與草莽悍匪淵源頗深。
1959年，卡舒吉出生於土耳其，其祖父穆罕默德·卡舒吉是土耳其裔，曾擔任現代沙特開國國王阿卜杜拉·阿齊茲·伊本·沙特的私人醫生。而他的叔叔阿德南，則是世界聞名的億萬富翁軍火商。里根時期的伊朗軍火門事件，其叔叔就牽涉其中。
由於其家族關係，卡舒吉和土耳其高層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其進入領事館之前，他囑咐未婚妻，如果自己沒有出來就給土耳其總統打電話。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也表示，他將親自“過問卡舒吉失蹤案，並向世界公佈調查結果。”
上世紀七十年代，卡舒吉參加伊斯蘭遜尼派政治團體“穆斯林兄弟會”。1985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畢業的他回到沙特，開始從事記者職業。九十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時，大量關於伊斯蘭激進分子到阿富汗抵抗蘇軍的報道出自他手，而在這些激進分子中，最著名的當屬沙特青年奧薩馬·本·拉登。
▲ 奧薩馬·本·拉登 / 圖片來自網絡
對本·拉登的採訪，讓卡舒吉名噪一時。他對本·拉登的採訪前後跨度很廣，在本·拉登還沒有成為後來被西方視為死敵的卡伊達基地組織首領的時候，他就和本·拉登保持著聯繫。後來，他曾到阿富汗托拉波拉山區的山洞裡採訪過本·拉登，1995年又在蘇丹進行過採訪。2011年，卡舒吉在接受德國《明鏡週刊》採訪時坦言：“在過去，自己在一些問題上的看法跟本拉登是一致的，包括採用非民主手段，比如滲透政治體系，或者採取暴力手段，目的是推翻腐敗政權，解放阿拉伯世界。”
除了與本·拉登的聯繫之外，卡舒吉在沙特神秘的權力體系中有著深厚的人脈關係。BBC報道中稱，那是一種可以“勾肩搭背，稱兄道弟”的關係。他曾為多份阿拉伯報刊以及電視塔工作過，從駐外記者一直做到主編的位置。2003年和2010年，他因為寫文章抨擊當局政治勢力，兩次被迫辭職。辭職期間，他成為王儲費薩特的私人媒體顧問。費薩特是沙特前情報機構負責人，後來又出任駐美、駐英大使。卡舒吉跟隨其在美國和英國工作多年。
與此同時，卡舒吉經常在接受外媒採訪時批評沙特王室“一統天下的絕對權威”，坦言為了國家穩定需要實行民主。2010年阿拉伯之春運動爆發以後，他與埃及和突尼斯呼籲變革的反對派站在一起。這樣的立場和沙特的官方立場正好相反，他因此直接冒犯了當局。之後，在沙特與美國、卡塔爾等的對外關係的處理上，他多次發表反對意見。
2017年，卡舒吉移居美國，理由是沙特實權人物，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鎮壓異議人士，令他無法忍受。而此時的他與沙特政府的關係已經十分糟糕。
他對沙特王室的反對態度並沒有因為他離開美國而改變，他為《華盛頓郵報》供稿，在專欄上寫道：“我會說，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的行為就像普京。他在推行有高度選擇性的司法體制。”
他的抗爭止於10月2日。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派國務卿蓬佩奧訪問沙特，力圖解決卡舒吉遇害一案。但是特朗普也表明這不會影響美國與沙特之間1100億美元的軍火生意。當然，背後自然也少不了石油的緣故。
那些罹難的記者
總部位於日內瓦的“新聞標誌運動”在今年5月2日發佈報告稱：“在2018年前4個月裡已經有44名記者在18個國家遇難，這一數字比去年同期增長57%。”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6年公佈的報告中顯示，在過去的10年這一數字達到了827，相當於每4.4天就有一名記者遇害。自1996年以來死難的記者中，被謀殺的比例高達65%。
更令人沮喪的是，所有記者遇害事件中，大多數的施暴者沒有得到懲罰。數據顯示，十年來的記者遇害事件中僅有7.6%得到解決。
▲ 數據來源：保護記者委員會2016年報告
2018年2月26日，斯洛伐克調查記者揚·庫恰克與女友一同在位於首都的住處被槍殺。警方懷疑該記者的死於其正在進行的調查報道有關，在其關於稅務欺詐的調查中，涉及黑手黨與政府高層之間的聯繫。
隨後，這一命案持續發酵，記者未完成的調查報道2月28日見諸媒體，民眾舉行了大規模的集會抗議。在其調查報道中說，意大利的黑手黨組織“恩德蘭蓋塔”在斯洛伐克東部地區做生意，獲得歐洲聯盟補貼和資金，掌握鉅額資產，與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建立聯繫。此外，曾為模特，現為總理羅伯特·菲佐助手的瑪麗亞·特羅斯科娃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威廉·亞桑“出自一名黑手黨成員的圈子”，“如今每天能見到總理”。
庫恰克遇害之後，民眾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最終調查報道中提及的兩位官員引咎辭職，文化部部長馬雷克·馬賈裡奇則稱“無法忍受”自己任內有記者遇害，也主動引咎辭職。此外，全國遊行最終直接導致總理下臺。
在2017年，以調查貪腐聞名的馬耳他共和國女記者加利齊亞，在住處附近駕駛汽車時被事先安裝在汽車上的炸彈炸死。
其家人反映，有人試圖縱火燒燬他們的房子，他們的寵物狗會離奇死去，“經常遭受恐嚇早已不是什麼秘密”，加利齊亞的兒子說。該事件引發了馬耳他的全國大遊行，位於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為其降半旗默哀，聯合國責令馬耳他將兇手繩之以法，最終多名嫌疑人在2017年12月受到起訴。
報道歐盟資金涉嫌腐敗問題的30歲保加利亞女記者馬裡諾娃，則於近日慘遭姦殺。據《今日俄羅斯》報道，該女記者的的屍體於當地時間10月6日在魯塞市的一個公園裡被發現。調查人員表示，女記者馬裡諾娃遭到強姦和毆打，致頭部受傷，隨後窒息死亡。她的手機、車鑰匙、衣服均不翼而飛。
與此同時，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新聞自由代表哈林·德希爾呼籲當局要“迅速確定”該起謀殺案是否與“女記者的工作有關”。當地媒體稱，馬裡諾娃最近和一群同行合作報道了一起腐敗案件，涉及對當地政府管理的歐盟資助基礎設施項目的調查。
根據法新社報道，該媒體的創始人約丹諾夫表示，其記者由於在馬裡諾娃的節目上揭露歐盟資金腐敗的調查，目前正處在危險之中。“馬裡諾娃的死是一個例子，類似於一個警告”。
記者安全如何保障？
記者職業愈發高危的本質是言論高危，當記者觸及不為人知的政治或者商業秘密，相關利益方有時會不惜謀害記者以保護自身的利益。從過去不斷有記者倒在槍口屠刀之下，到這次對記者的殘忍迫害，頻發的記者受害案表明，採取有效措施保障記者安全已經十分迫切。
時至今日，除了譴責和默哀，我們更需要從根本上保障記者安全，尤其是那些披露政治、經濟利益爭端的記者們的安全。目前，已有多個國際組織介入該領域。2012年10月18日，全球眾多知名記者、編輯以及專家，媒體管理者等齊聚英國廣播公司新聞學院，簽署了呼籲各國政府阻止對記者的殺戮和干擾的宣言。
此外，相關的媒體組織也開展多重合作，加大對記者的安全自救培訓。緊隨其後，2015年2月，由路透社、彭博、CNN等傳媒機構，以及與新聞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和一批記者共同發起的“安全文化聯盟”成立。聯盟旨在制定並推廣自由撰稿人安全原則，並協助新聞從業人員更便捷地獲取保障自身安全的資源。
針對記者的安全培訓也越來越規範化，成立於2011年的“全球記者安全”是一家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諮詢公司，主要為新聞工作者（包括公民記者和非政府組織員工）提供安全訓練和顧問服務。該公司也為發達國家和新興民主國家訓練安保隊伍。
也有觀點認為，在眾多旨在保障記者安全的組織成立和立法得到推進的情況之下，記者的安全仍然屢屢受到威脅，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長期缺位，無論記者如何進行安全培訓與防範，相比明處或者暗處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都是弱小者。對於國際範圍的記者傷亡事件，最重要的應歸咎於各國政府沒有很好地遵守《日內瓦公約》的相關規定。在《日內瓦公約》以及兩個附加議定書中明確表示：記者跟隨軍隊行動時，若為非戰鬥人員，則受到與平民相同的保護。當被俘獲的情況下，則享有和戰俘相同的待遇。當記者處於衝突區域時，其安全和人身權利是受到國際法保護的。然而，目前的狀況是衝突各方對《日內瓦公約》的普遍漠視，記者傷亡事件屢屢發生，這一情況在中東以及非洲等部分國家尤為明顯。
在遵守公約的同時，政府更應該給予本國記者以充分的保護，增加他國實施犯罪的成本。根據目前的國際人道法的實施情況來看，對於相關的違法國家的制裁難以實施，而制裁背後又摻雜了國際間的利益博弈，種種原因使得以主權國家為權力來源的的國際組織判決容易卻制裁困難。這就需要各國政府推進相關法律的實施和制裁的有效執行，使國際人道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然而，值得探討的是，在國際政治關係以及國家利益面前，政府是否會因為更大的利益，而在記者安全問題上做出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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