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在记者遇害案中，谋杀的比例高达65%，而得到解决的案件比例仅为7.6%，众多案件不了了之。沙特记者遇害案调查结果公布在即，在卡舒吉之外，有人在坚守，也有人成为另一个卡舒吉。
四月，《华盛顿邮报》刊登了贾迈勒·卡舒吉失踪前的最后一篇专栏，在文中，他仍然一如既往的呼吁阿拉伯世界的新闻自由。
“我离开了故乡、家庭，还有我的工作，我还要更高声呐喊。若非如此，就是对那些被投入监狱者的背叛。那么多人无法出声的时候，我可以开口。”作为记者的卡舒吉，在言论红线上，与沙特政府屡屡发生冲突。而这一切在10月2日彻底结束，走进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馆办理结婚登记的他，再也没有出来。
10月7日，土耳其方面向BBC透露，卡舒吉被确认死亡，之后沙特否认了这一说法，坚持10月4日“卡舒吉死前已经离开领事馆”的说法。
但最终，沙特用行动默认了卡舒吉死亡的事实：十八名来自沙特军方或者安全机构的公民被逮捕，包括王储顾问以及王室主要成员的高官遭到罢黜。卡舒吉遇害时留存的录音等证据相继流出，土耳其警方进入领事馆搜查时，领事馆内只剩下被粉刷一新的墙壁。
一直以开明形象示人的沙特领导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另一面则是对政敌的镇压，去年9月，王储就将数十名神职人员和伊斯兰知识分子送进了监狱，其中几位是卡舒吉的朋友。
彼时，如果卡舒吉同时被逮，也许他不至于遇害，但一切没有如果。在《人物》的相关报道中，10月2日进入领事馆后的他，以一种及其惨烈的方式死在了伊斯坦布尔沙特领事馆内：手指被切下，注射药物后，安静的他身体被切割成小块，头被骨锯切割。楼下的工作人员听到了他最开始的惨叫。
截至10月22日，沙特推出继“卡舒吉离开了领事馆”和“卡舒吉在冲突斗殴中丧生”之后的第三种说法：“卡舒吉在领事馆内遭人掐脖子，因施暴者失手，导致其丧生”。土耳其方面表示，调查结果将会在10月23日公布。
记者卡舒吉
在记者的身份之外，卡舒吉还有更为复杂特殊的身份，他是沙特王室的反对者，也曾是王室高层的顾问。与体制之内的人关系密切，也与草莽悍匪渊源颇深。
1959年，卡舒吉出生于土耳其，其祖父穆罕默德·卡舒吉是土耳其裔，曾担任现代沙特开国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的私人医生。而他的叔叔阿德南，则是世界闻名的亿万富翁军火商。里根时期的伊朗军火门事件，其叔叔就牵涉其中。
由于其家族关系，卡舒吉和土耳其高层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其进入领事馆之前，他嘱咐未婚妻，如果自己没有出来就给土耳其总统打电话。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表示，他将亲自“过问卡舒吉失踪案，并向世界公布调查结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卡舒吉参加伊斯兰逊尼派政治团体“穆斯林兄弟会”。1985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毕业的他回到沙特，开始从事记者职业。九十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大量关于伊斯兰激进分子到阿富汗抵抗苏军的报道出自他手，而在这些激进分子中，最著名的当属沙特青年奥萨马·本·拉登。
▲ 奥萨马·本·拉登 / 图片来自网络
对本·拉登的采访，让卡舒吉名噪一时。他对本·拉登的采访前后跨度很广，在本·拉登还没有成为后来被西方视为死敌的卡伊达基地组织首领的时候，他就和本·拉登保持着联系。后来，他曾到阿富汗托拉波拉山区的山洞里采访过本·拉登，1995年又在苏丹进行过采访。2011年，卡舒吉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坦言：“在过去，自己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跟本拉登是一致的，包括采用非民主手段，比如渗透政治体系，或者采取暴力手段，目的是推翻腐败政权，解放阿拉伯世界。”
除了与本·拉登的联系之外，卡舒吉在沙特神秘的权力体系中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BBC报道中称，那是一种可以“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关系。他曾为多份阿拉伯报刊以及电视塔工作过，从驻外记者一直做到主编的位置。2003年和2010年，他因为写文章抨击当局政治势力，两次被迫辞职。辞职期间，他成为王储费萨特的私人媒体顾问。费萨特是沙特前情报机构负责人，后来又出任驻美、驻英大使。卡舒吉跟随其在美国和英国工作多年。
与此同时，卡舒吉经常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批评沙特王室“一统天下的绝对权威”，坦言为了国家稳定需要实行民主。2010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以后，他与埃及和突尼斯呼吁变革的反对派站在一起。这样的立场和沙特的官方立场正好相反，他因此直接冒犯了当局。之后，在沙特与美国、卡塔尔等的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他多次发表反对意见。
2017年，卡舒吉移居美国，理由是沙特实权人物，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镇压异议人士，令他无法忍受。而此时的他与沙特政府的关系已经十分糟糕。
他对沙特王室的反对态度并没有因为他离开美国而改变，他为《华盛顿邮报》供稿，在专栏上写道：“我会说，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行为就像普京。他在推行有高度选择性的司法体制。”
他的抗争止于10月2日。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派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沙特，力图解决卡舒吉遇害一案。但是特朗普也表明这不会影响美国与沙特之间1100亿美元的军火生意。当然，背后自然也少不了石油的缘故。
那些罹难的记者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新闻标志运动”在今年5月2日发布报告称：“在2018年前4个月里已经有44名记者在18个国家遇难，这一数字比去年同期增长57%。”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6年公布的报告中显示，在过去的1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827，相当于每4.4天就有一名记者遇害。自1996年以来死难的记者中，被谋杀的比例高达65%。
更令人沮丧的是，所有记者遇害事件中，大多数的施暴者没有得到惩罚。数据显示，十年来的记者遇害事件中仅有7.6%得到解决。
▲ 数据来源：保护记者委员会2016年报告
2018年2月26日，斯洛伐克调查记者扬·库恰克与女友一同在位于首都的住处被枪杀。警方怀疑该记者的死于其正在进行的调查报道有关，在其关于税务欺诈的调查中，涉及黑手党与政府高层之间的联系。
随后，这一命案持续发酵，记者未完成的调查报道2月28日见诸媒体，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抗议。在其调查报道中说，意大利的黑手党组织“恩德兰盖塔”在斯洛伐克东部地区做生意，获得欧洲联盟补贴和资金，掌握巨额资产，与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建立联系。此外，曾为模特，现为总理罗伯特·菲佐助手的玛丽亚·特罗斯科娃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威廉·亚桑“出自一名黑手党成员的圈子”，“如今每天能见到总理”。
库恰克遇害之后，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最终调查报道中提及的两位官员引咎辞职，文化部部长马雷克·马贾里奇则称“无法忍受”自己任内有记者遇害，也主动引咎辞职。此外，全国游行最终直接导致总理下台。
在2017年，以调查贪腐闻名的马耳他共和国女记者加利齐亚，在住处附近驾驶汽车时被事先安装在汽车上的炸弹炸死。
其家人反映，有人试图纵火烧毁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宠物狗会离奇死去，“经常遭受恐吓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加利齐亚的儿子说。该事件引发了马耳他的全国大游行，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为其降半旗默哀，联合国责令马耳他将凶手绳之以法，最终多名嫌疑人在2017年12月受到起诉。
报道欧盟资金涉嫌腐败问题的30岁保加利亚女记者马里诺娃，则于近日惨遭奸杀。据《今日俄罗斯》报道，该女记者的的尸体于当地时间10月6日在鲁塞市的一个公园里被发现。调查人员表示，女记者马里诺娃遭到强奸和殴打，致头部受伤，随后窒息死亡。她的手机、车钥匙、衣服均不翼而飞。
与此同时，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新闻自由代表哈林·德希尔呼吁当局要“迅速确定”该起谋杀案是否与“女记者的工作有关”。当地媒体称，马里诺娃最近和一群同行合作报道了一起腐败案件，涉及对当地政府管理的欧盟资助基础设施项目的调查。
根据法新社报道，该媒体的创始人约丹诺夫表示，其记者由于在马里诺娃的节目上揭露欧盟资金腐败的调查，目前正处在危险之中。“马里诺娃的死是一个例子，类似于一个警告”。
记者安全如何保障？
记者职业愈发高危的本质是言论高危，当记者触及不为人知的政治或者商业秘密，相关利益方有时会不惜谋害记者以保护自身的利益。从过去不断有记者倒在枪口屠刀之下，到这次对记者的残忍迫害，频发的记者受害案表明，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记者安全已经十分迫切。
时至今日，除了谴责和默哀，我们更需要从根本上保障记者安全，尤其是那些披露政治、经济利益争端的记者们的安全。目前，已有多个国际组织介入该领域。2012年10月18日，全球众多知名记者、编辑以及专家，媒体管理者等齐聚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学院，签署了呼吁各国政府阻止对记者的杀戮和干扰的宣言。
此外，相关的媒体组织也开展多重合作，加大对记者的安全自救培训。紧随其后，2015年2月，由路透社、彭博、CNN等传媒机构，以及与新闻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和一批记者共同发起的“安全文化联盟”成立。联盟旨在制定并推广自由撰稿人安全原则，并协助新闻从业人员更便捷地获取保障自身安全的资源。
针对记者的安全培训也越来越规范化，成立于2011年的“全球记者安全”是一家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咨询公司，主要为新闻工作者（包括公民记者和非政府组织员工）提供安全训练和顾问服务。该公司也为发达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训练安保队伍。
也有观点认为，在众多旨在保障记者安全的组织成立和立法得到推进的情况之下，记者的安全仍然屡屡受到威胁，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长期缺位，无论记者如何进行安全培训与防范，相比明处或者暗处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都是弱小者。对于国际范围的记者伤亡事件，最重要的应归咎于各国政府没有很好地遵守《日内瓦公约》的相关规定。在《日内瓦公约》以及两个附加议定书中明确表示：记者跟随军队行动时，若为非战斗人员，则受到与平民相同的保护。当被俘获的情况下，则享有和战俘相同的待遇。当记者处于冲突区域时，其安全和人身权利是受到国际法保护的。然而，目前的状况是冲突各方对《日内瓦公约》的普遍漠视，记者伤亡事件屡屡发生，这一情况在中东以及非洲等部分国家尤为明显。
在遵守公约的同时，政府更应该给予本国记者以充分的保护，增加他国实施犯罪的成本。根据目前的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情况来看，对于相关的违法国家的制裁难以实施，而制裁背后又掺杂了国际间的利益博弈，种种原因使得以主权国家为权力来源的的国际组织判决容易却制裁困难。这就需要各国政府推进相关法律的实施和制裁的有效执行，使国际人道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然而，值得探讨的是，在国际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利益面前，政府是否会因为更大的利益，而在记者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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