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40年代初直到逝世，马克思为《资本论》的写作花费了40年时间。迄今，《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出版已经150周年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资本论》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光芒。作为一部划时代巨著，《资本论》没有过时、不会退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当代价值。
在这本举世闻名的著作中，全世界有680多人榜上有名，王茂荫是其中之一。王茂荫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王茂荫，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是清朝货币理论家、经济学家，后被吴晗誉为“清代货币改革家”。
从徽杭古道徽州段起点昱岭关，沿九曲十八弯的老徽杭公路西行40余里，就是王茂荫的故居、徽州东门重镇——杞梓里。由于杞梓里早已在外围兴建了新镇，所以那条穿村而过的近千米青石古街，尤显岁月沧桑。
王茂荫为什么进入《资本论》，又是怎样进入《资本论》的。要说这些，还要从王茂荫在咸丰年间任户部右侍郎说起。
咸丰元年（1851年），王茂荫为给清政府筹措军费，曾上书《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纸币。咸丰三年（1853年）又上《论行大钱折》，对肃顺等人提出的通货膨胀政策予以反击。咸丰四年（1854年），三上《再议钞法折》，主张原来的不兑现纸币改为兑换纸币。结果触怒咸丰皇帝，被调离户部。
这些奏折被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收录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里。
1858年，德国人阿伯尔和梅克伦堡将巴拉第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翻译成德文出版，并更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正是看了这本书，注意到了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并把这些写进了《资本论》。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编号为83的附注里出现“王茂荫”三个字的原因。
在这个编号为83的附注中，马克思这样写道：“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文，当时对“王茂荫”三个字的翻译也是一波三折。
我们知道，陈启修是第一个全卷翻译《资本论》的人。我之所以说是全卷，就是说在陈启修之前的1899年，蔡尔康曾经提到过《资本论》；1906年，朱执信也介绍过《资本论》；1920年费天觉还部分翻译过《资本论》。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王茂荫”这个名字。直到1930年陈启修翻译《资本论》全卷时，才遇到“王茂荫”这个难题。
马克思原文中的“Wan—Mao—In”，被陈启修译成了“万卯寅”，当时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译本将其翻译成了王猛殷或王孟尹。陈启修对万卯寅当然也不满意，便在下面写了一条说明：“我曾经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
1936年，郭沫若读到了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并在清代编年史《东华续录》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并以兵民怨恨，自请严议。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虑而附于条规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并自请严议，以谢天下。”于是，郭沫若认定万卯寅应该是王茂荫。从此“王茂荫”才真正出现在《资本论》里。
1865年4月，王茂荫扶继母灵柩回到故乡杞梓里时，家里的房屋已经被太平军烧成了废墟，王茂荫只得把家迁到了歙县城南5公里的义成村。可是王茂荫只在这里生活了两个月，便于当年的6月与世长辞了。
王茂荫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具有公谊私交上的深厚关系。王茂荫在太平天国运动日炙时，向咸丰皇帝举荐了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回乡办团练。此来，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后来，李鸿章所作《诰授光禄大夫吏部侍郎王公神道墓碑铭》，记录了王茂荫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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