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間看來，岳飛大概就是那種不大會“講政治”、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的“技術官僚”的絕佳樣板。從民間各種版本的岳飛演義來看，他似乎都不那麼精通於官場的逢迎之道。而之所以能從一介屌絲，奮鬥到位居三公之高位，完全是時勢造英雄而已。英雄、尤其悲劇英雄，便都被簡單地歸納為一個公式：“好人”不會算計——或者是不擅算計、不屑算計——所以，總是被“壞人”算計，悲劇原來都是這麼生產出來的。這樣的悲劇英雄，其在“講政治”方面的能力，幾乎如同一個可愛的弱智。
顯然，能在官場上取得與戰場上同樣輝煌的岳飛，其政治智商絕無可能如此低下。岳飛以一介平民子弟的純屌絲身份，投身中國特色的政治生態圈，並能在10年左右的時間裡，“官至太尉”，豈能缺乏“講政治”的基本功呢？那麼，他為什麼在身居高位、手握雄兵之後，敢於在意見不合時，衝著皇帝撂挑子？甚至，會如此不怕觸犯大忌，涉入最高權力接班人的敏感問題？這是岳飛“講政治”能力的缺陷，還是其充分、甚至過度自信的表現？
岳飛觸及宋高宗最敏感處的，是他多次涉入最高權力接班人的設立。在中國傳統中，一個位極人臣的將領涉入接班人問題，的確是“犯權臣之忌”，自古及今，觸及這一高壓線的，幾乎都難以善終。岳飛在身後所收穫的比例極低的“差評”中，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點。倘或在絕不質疑岳飛動機的前提下，對於岳飛此舉的最合理解釋，或許是：他太自信了，既高估了最高領導的胸懷，也高估了自己在最高領導心中的分量。
倘或連這點“技術”層面上的失誤，也不能歸咎於英雄的名下，岳飛甚至也不缺權謀和花招，但是他的權謀和花招、包括給皇帝使點小性子，都是為了獲取更大的權力；而他之所以需要這個權力，是為了能更好地實現光復的抱負。他講的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大政治”，而非官場爭鬥、勾心鬥角的“小政治”。
權為誰所用，正是中國特色的分別忠臣與奸臣的關鍵；而無論忠臣與奸臣，首先都必須是“權臣”，倘或連權力的資源都無法掌控，則無論是想做英雄還是奸雄，都只能是痴人說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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