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一所走入历史却仍享有盛誉的大学，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波澜壮阔与沧桑变迁。

今年是中国新闻教育诞生99周年，在近百年新闻教育史中，燕京大学新闻系占有突出地位。它服膺“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坚持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出了大批优秀毕业生。

“一塔湖涂”：曾经的燕大校园

衡量毕业生是否优秀，指标主要包括校内学业成绩、职业表现等方面。燕京大学新闻系是就业金字招牌，毕业生多进入新闻、外交、行政等显赫行业进而成就颇多，如中国现代记者、文学家、翻译家萧乾，东京湾密苏里战舰上写出新闻报道名篇《落日》的大公报记者朱启平，著名外交官沈剑虹，北京大学总务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主任蒋荫恩等人均出自该系，一叶知秋，燕京新闻学子的从业整体表现是毫无疑问非常出色的。

《落日》：燕大新闻系毕业生朱启平在《大公报》的代表作。

而什么可以证明燕京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生学业成绩之优秀呢？集学业知识之大成、备受重视的本科学位毕业论文可为代表。

燕京大学新闻系始建于1924年8月，期间一度停办复又重建，七七事变时与北大清华即刻“南渡”不同而继续在北平办学，后因日军占领校园停办，1940年该系在成都复办。“南渡思往事，弦颂锦官城。”战时办学条件简陋，生活极端困苦，不时又有敌机轰炸危险，但燕大新闻系学生却在艰苦的岁月里克服困难精心向学，写出了极具学术热忱、学术勇气、学术视野与学术水平的高质量学位论文，为他们进取的燕京岁月画上了圆满句号。

一、1940年代战时燕京新闻学位论文主要观点

1940年代上半段，正值抗战焦灼时期，“象牙之塔”里亦难寻宁静的书案，燕大新闻系学位论文自然镌刻着战时新闻传播的时代痕迹。在解决时代课题的过程中，他们以特有的研究视角和学术素养，聚焦报纸、报馆的战时社会动员职能，严谨考察分析战时宣传政策、手段及战时报纸特色，为中国战时新闻学理论形态留下了燕京印记。

（一）战时宣传重要性：“全能战争”之工具。综观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位论文，学子们已充分认识到战时报纸宣传的价值意义：现代战争是一场“整个国力的总决斗”“全能战争”，战时报纸宣传是武力战、经济战、外交战之外的又一重要战斗。“风云紧张之时，武力开始之后，宣传便是最重要的策略。”

1945年1月，燕大新闻系毕业生张学孔写就了题为《战时中国新闻政策》的毕业论文，在成都简陋的校园桌案上援引德国军事学家鲁登道夫“全能战争绝非军事力量的顾虑”的话表达着自己的观点——“战时报纸宣传是战时社会动员的一个重要单位，战争准备是以金、铁、纸为三要素，缺一不可。”

1944年6月，一名姓陈的师兄在张学孔之前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虽年份不同，但关于战时宣传定位的观点却未现分野：宣传平时本就与教育同等重要，战时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必须配合宣传才能发挥作战的威力，一个国家要和敌人作战时，必须首先依靠宣传的力量。对于之前国人对宣传的误解和逆反心理，他为战时宣传做一辩解：

“宣传是有关国家的永恒活动，所以中国及其他国家民众，都要从速改变对于宣传的心理，改变过去对于宣传的误解，转而认为宣传是国家的重要活动，并且是国民的崇高事业。”

闻名中外：燕京新闻系是当时最出色的新闻教育院系。

（二）战时宣传功能：精神动员，赢取胜利。

精神因素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贯穿于整个战争领域。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观点一致，著名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中的传播技巧》中也有关于战时宣传功能的重要论述。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战斗精神往往是靠必胜的信念来维系的。对于一个丧失了信心的国家来说，它的仇恨情绪是也许会被转移到一个新的对象上，它也许会忙于仇恨自己国家的统治阶级或者自己的盟友，而不再仇恨那个技术层面上的敌人，随之而来的就是军事上的失败。”

而燕京大学新闻系学子也有着类似的观点。战时报纸宣传具有精神激励功能，能动员精神特长补充物质之不足————

鼓励国民和军队爱国心及共仇敌忾的情绪，统一意志，坚定信心，支援抗战，提高战斗精神，同时揭穿敌人阴谋，唤起国际间对我的同情和协助，使敌人士气沮丧、人心动摇，加速其崩溃而取得胜利。

燕大新闻系学子之所以强调战时宣传具有精神动员功能，原因在于：“人们的行动是受精神支配，一种武器握在没有战斗精神的人手上，那武器便会失掉作用。”

一位1944届毕业生指出：“一个国家即使有高城深池，有充实的武备，但是国民的爱国心薄弱，意志不坚，自信力不强，或意见分歧精神涣散，则不能动员全国的总力，来和敌人作战。而且容易受敌人宣传的麻醉，欺骗利诱。就是有了高城深池、充实的设备，也是没有用处的。”

新闻学界认为，战时宣传分为对敌宣传和对内宣传。对内宣传目的为凝聚民心，蹈励士气，对敌宣传同样起精神作用，目的为削弱敌国精神。关于这一领域，燕大新闻学子同样有自己的研究。

——对内方面。战时宣传要制造“全民同意”，统一思想行动。

原因在于：一个国家包括若干种族、阶级、利益团体和不同知识见解，要想全民同心一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必须以适当的事实或刺激，集中一共同的利害观点，方能唤起国民一致警觉而达到“同意”目的。

方法在于：

确定统一的民众宣传方针、宣传步调。一位1944届燕大学子就指出：“团体或个人，所做的文字、演讲、甚至死人谈话，都应在统一方针之下，不容有丝毫参差，这样宣传才能收到切实的效果。”

——对外方面。战时宣传要竭力“唱衰”敌方，加速其崩溃。

方法在于：开战之后应竭力宣传敌方开战之不当与不利，以预伏厌恶战争之种子于国民心理中。在战争中途，则以宣传我方的胜利，揭破敌人之战败事绩。

（三）战时宣传特例：为了胜利可不讲“新闻真实性”。新闻是对最近发生的，阅听人应知、欲知、未知的事实的报道。真实性是其生命力，要求新闻报道内容与事实真相一致。但燕京大学新闻系学子却认为应具体环境具体分析，战时宣传时可以摆脱“新闻真实”的束缚。笔者认为，这非是为“文过饰非”做辩护，而是精神动员效果诉求下的权变策略。

1944年毕业生中，有一篇题为《中国战时宣传》的毕业论文。它对新闻真实性有明确观点：在国与国作生死战争期间，为争取本国的胜利，不免常有渲染夸大，变幻出奇，以及利用对方心里弱点的地方。但这都是借用兵不厌诈原则，来促成战争的胜利。

成都复校：燕京大学也有自己的“南渡北归”史。

燕大新闻学子之所以持如此观点，笔者分析，有两点原因：

其一，报纸宣传具有强大威力使然。新闻纸的复杂性及定期性，促成了新闻纸无远弗届的局面，是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和最犀利的精神武器。战时衡量新闻好坏的标准是能否与军事配合以打击敌人赢得胜利，而非与事实契合。燕大学子认为，战时中日实力悬殊背景下，如果拘泥于新闻真实而做如实传播，民众意志会被节节败退的战略表象而动摇，滋生气馁心理，影响大局。

其二，新闻学界“反败北”主义影响。新闻学界当时强调宣传至关重要，要求新闻报道决不能流露出失败色彩。新闻学者任白涛在其著作《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就称，宣传对于战争，是同炮火一样要紧的事情，在新闻宣传中绝对不能出现“乌鸦叫”，应“将全国安定、失地收复、大举庆祝之各种报道，以与国人相见，慰藉人民。”著名新闻学者张友鸾曾长期任教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他也说，新闻纸要与军事配合，新闻也得兵不厌诈，我们要对国家民族忠实，我们就得放弃目前不必要的小信用。“有时与新闻学的原则稍有出入，我们不必去顾忌。”

二、1940年代燕京大学新闻系学子的光芒气质

1977年，《英文中国邮报》在几近崩溃后终于迎来了自己辉煌的创刊25周年，此时它的创办人余梦燕俨然是宝岛台湾报业第一女强人。她成功的因素有很多，除了自己对报业的热忱以及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自己耀眼的新闻学历也为她的事业提供了学识和智力支撑。这位湖南临湘妹子1946年赴美求学于著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并获硕士学位，而促使她达到这一步的基础是毕业于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当时她的学位论文是《重庆报纸新闻版之分析》，这是一篇闪烁着学术灼见和敏锐视野的精彩文章。

余梦燕是1940年代燕大新闻系众多毕业生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与21世纪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荒芜不堪形成鲜明对比，那个时代的学子用毛笔或钢笔在战时粗糙的土纸竖行方格内，一笔一划地认真誊撰自己的论文，而观点集学术观察、学术视野、士大夫责任担当与研究自觉于一身，穿过沧桑岁月仍闪耀着独有的光芒气质，着实让人敬佩。

燕大新闻系培养出了大批优秀毕业生。

（一）关注时势的爱国情怀。可从以下二点看出：

第一，内容选择层面。燕大新闻系学子毕业时正逢抗战，他们没有埋头于脱离实际的小书斋，写那些不痛不痒的“小品文”，而是怀着自觉主动的精神担当，从自身专业出发为新闻抗战贡献自己计谋，聚焦研究战时岁月的新闻宣传，体现出对时势的强烈关注，显示出令人敬佩的爱国情怀和士大夫担当。值得注意的是，燕大新闻学子研究如何通过宣传赢取胜利的方略以及价值意义，根本目的是求胜而非投降，这反映出他们的坚定抗战意志，与当时后方常见的人心惶惶、败北主义相比，真是高下立判。

第二，价值认同层面。燕大新闻学子对战时报界报人的艰难报国精神、慷慨赴义的志节报以同情。1945年6月，毕业生余理明的毕业论文《中国战时报纸之特色》中称，战时报界的物质困窘至极，舶来品的印刷用纸被手工纸代替，报馆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人力物力两感困难。后方报人却仍在困难艰苦中挣扎奋斗，其唯一动机，只为国家作战时宣传以争取最后的胜利。这种同情心态既是身为准新闻人的燕大学子对现役新闻人的致敬，更是自我价值认同的体现，反映出燕大学子胸怀新闻报国心志。

至于燕大新闻学子为何关注战时宣传。与时势有关，也与燕大传统有关。燕京“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精神就是一种关怀时势的传统，历次学生运动几乎都有燕京学子的身影，创办者司徒雷登就曾感言“如果燕京的学生没去南京声援，那自己的办学就失败了。”

（二）敢于批评、求真务实的学术勇气。学术研究贵在惟真惟实，燕大新闻学子坚持真理，即使学术论文为战时宣传献计献策，亦不改学术批评品格。

第一，敢于批评新闻版面脱离国情倾向。战时一段时间后方报刊偏重盟国新闻而国内新闻偏少。1943届毕业生余梦燕在她的论文《重庆报纸新闻版之分析》就对此现象及后果进行学术批评，“广告大都占去一半版面，国际重要的新闻日益增多......其结果，一般读者关于本国的若干大事，如生产交通的建设，学术界的发明进步，教育的改进与实施情形，民间的疾苦，则几乎很少机会能从报纸上知悉。”

第二，敢于批评新闻来源被垄断现象。

战前报纸，大部分用专电和自访消息编成消息，战时宣传则讲究“声音一律”，统制新闻来源是任何一方交战国都采取的管控策略，虽得以确保营造有利于己的传播和精神动员效果，但这一“国策”容易造成新闻来源单一，报纸版面枯燥无味的局面。燕大新闻学子坚持学术真理勇气，也敢对这一“国策”及衍生现象进行批评。1944届学生余理明就直言：稿源少、篇幅少，稿源几乎限于中央社。余梦燕更为直接：“大多数报纸内容版面都是枯燥呆滞，生气毫无，千篇一律，十之八九是用的中央通讯社的稿子。”这位性格泼辣的湖南妹子甚至断言，战时报纸艰苦卓绝之精神自极堪钦佩，而就其新闻内容加以检讨，却因为战时客观环境的限制，较战前呈现着莫大的退步。

中西交融的教育方式塑造了燕大学子独特的学术视野。

（三）纵观东西、横越中外的学术眼光。燕京大学是一所注重国际化的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建哈佛燕京学社，燕京新闻系更是与世界著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进行学术交流。这样的办学传统深深影响了燕京学子的学术研究，即使在战时亦不失色。

第一，体现在比较研究方法上。以欧美为比较维度，对照战时国内新闻发展。如1944届学生余理明就敢对比中西，批评战时新闻检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报业也遭遇很多困难，如纸源缺乏，不得不所见篇幅、但报纸内容却能相当充实、丰富。其编排、印刷，亦都能保持原有的水准，消息来源也不受战时检查制度之过分约束。中国报业则不然，人力物力两感困难。”他还从中西报社经济基础出发，以西方的报业自由为理论指标，指出多项因素影响本国报社自由独立之发展——“战时报馆入不敷出，故多接受机关津贴及来贴，或则接受私人方面含有非报业性质之入股投资，非此不能不能自存。而此影响报纸自由独立之发展。”

燕京新闻系虽已走入历史，但其影响深远。

第二，体现在对学术认知的全面性上。燕大新闻系学子经过本科教育，已经对报业报馆报人有了全面的认知。纵观多篇论文，内容包括新闻宣传重要性、功能、版面编排、内容组稿、经营管理、经济基础、新闻人才、纸张印刷、宣传策略、新闻真实等内容，基本涵盖了新闻学重要问题。从中不难看出，燕京大学新闻系教育水平之高，之全面，即使战时办学条件困苦亦不见其水平有明显下滑。《外国在华之新闻业》《中国近代之报业》等多篇著作就此赞誉燕大新闻教育——“远东方面最新式而设备最完全的新闻系”“新闻学教育的最优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