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的，即制度成本。制度設計，不能光想著制度可以解決什麼問題，還要考慮實施和運行制度的成本到底有多高，而各項成本也有規避與化解的巧妙方法。
在商品社會中，管理制度設計的結果，還有另一項檢驗標準，即成本收益核算。
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的，即制度成本。而且制度還有一項成本——機會成本，這個成本人們往往會把它忽略。
1961年，美國發生了撒利多邁德事件，一名孕婦服用該藥之後，產下了畸形兒，雖然發生幾率微乎其微，但國會馬上立法，對藥品上市實行更加嚴格的強制審核制度。
這樣一來，批准時間大大延長了，發明費用增加了許多倍。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
批准一種新藥，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政府嚴格管制有利於保護消費者免受侵害；但另一方面，過長的試驗期和過於昂貴的費用，也導致消費者不能及時、廉價地得到所需的藥品，同樣會面臨疾病的威脅。後一種損失，就是這項強制審核制度的機會成本。到了企業那兒，制度成本也絕不能理解為一張白紙和幾滴打印墨水，而是來自方方面面，涵蓋形形色色。
事實上，制度的制定要花錢、修訂要花錢，宣傳、推行、實施、監督都要花錢，甚至制度的決策者、執行者和適用者也要承受它帶來的負面效果……
這麼說吧，制度從醞釀直至最終廢止的整個生命週期當中，成本每天都在發生，經年累月下來，一點兒也不便宜！
所以，制度設計，不能光想著制度可以解決什麼問題，還要估算制度的全生命週期成本。如果有多個設計方案可選，也能知道哪一種“性價比”更高。
有一些“制度狂”，對制度成本一點概念都沒有，動不動就出臺一大套規定，一點點小事也要用“一套完整的制度”去規範。
制度越定越多，日常揹負費用也越來越高，真不知道是在開企業，還是在開“立法院”。
組織不應當出臺一些它實際上無力維持的制度，無論這些制度有多麼大義凜然！
制度的經濟性，首要考察制度成本本身。“貴”還是“便宜”，是相對而言的。大企業覺得便宜的，小企業認為很貴。
許多在大企業實行的規章制度，井然規範、恢宏大氣，卻不能隨便用到小企業中去。
付出制度成本後，再結合所能獲得的收益，或能避免的損失，就能估算出“性價比”。
在制度設計中有“多用激勵，慎施懲戒”的口訣。因為懲戒重在預防，減少可能的損失，但它能防止的損失卻是有限的；
激勵則不然，只要帶來的新增收益超過激勵成本，就可以強化激勵，沒有封頂的天花板。
制度的各項成本，通常是在各個當事方之間分攤的，不大可能由一方“包圓”了。
如果制度成本分攤得當，每一方都可以承受得起，總的阻力相對較小，推行起來就會比較順利。
如果無法分攤或分攤渠道較少，只能由一方承擔時，他們就有可能跳起來反對，阻撓制度的實施。
制度成本分攤，操作上還有一些小竅門，如化整為零、向後推移、向外轉移等。
成本較高、阻力較大的制度改革，或者通過分步實施，使每個階段看上去很“便宜”。
或者交給時間，等到各當事人從變革中獲得了顯著的好處，再來說分攤成本的事。
至於向外轉移，則是將一部分成本轉移到社會上。
譬如，服務企業設置留言簿，發票上設置兌獎聯，都可以假“他人之手”來達到監督的目的。
美國1986年《反欺騙政府法》修正案就規定：發現有人欺騙政府後，任何人有權以美國政府名義控告違法的一方，並在勝訴以後分享15-30%的罰金。更高明的做法，則是巧妙利用分攤比例來調整博弈中的實力對比，從而引導各方形成利益追求的合力。
譬如“舉證責任倒置”這一制度安排，不是讓弱勢一方證明自己遭到了侵害，而是讓強勢一方舉出反證，證明自己沒有違規或沒有造成損害。這種做法，說白了，就是抑強扶弱，從而為制度創設出新的利益制衡。
閱讀更多 自運行機制設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