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平涼市文明辦發佈《關於平涼市各縣（區）婚嫁彩禮最高限額指導標準的通告》，俗稱“限高令”。《通告》列舉了全市六縣一區婚嫁彩禮最高限額指導標準，城區限高標準最高的為6萬元，農村限高標準最高的為10萬元。其中，靈臺縣彩禮限高標準全市最高，黨員幹部限高6萬元，農民群眾限高10萬元。靜寧縣彩禮限高標準全市最低，黨員幹部、公職人員限高3萬元，普通群眾限高6萬元。
此《通告》一經發布，點贊者有之，吐槽者亦有之。點贊者認為，雖然“天價彩禮”現象在農村依舊頑固存在著，但至少在公共政策和社會輿論層面，人們已經凝聚起共識：反對“天價彩禮”。雖然“限高令”缺乏抓手和司法強制手段，短期內很難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但其反對“天價彩禮”的善意和決心卻值得肯定。
吐槽者表示，反對“天價彩禮”，反對婚嫁事宜中的互相攀比、大操大辦，倡導勤儉節約，提倡新事新辦，努力讓婚姻迴歸其本來幸福的模樣，是政府部門出臺“限高令”的初衷。不過也要意識到，遏制“天價彩禮”現象，不只是移風易俗的問題，它涉及到文化、風俗、觀念、經濟發展水平等方方面面，單靠政府一紙文件倡導或規定彩禮的多與少，很可能流於形式，剃頭挑子一頭熱，或者止於對群眾進行道德說教，恐怕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為何會出現“天價彩禮”？張三說：因為男多女少，農村人口性別比例失衡，女性自然“待價而沽”。李四說：風俗有一種隱性的強制力，一旦成形，就會促使人們向其看齊，王五嫁女要了15萬元彩禮，隔壁馬六家若只要10萬元彩禮，面子和裡子上都過不去，彩禮要求只能大於等於15萬元，才覺得自己“沒吃虧”。還有一些父母，把高價彩禮作為棒打鴛鴦的“殺手鐧”來用，如果不喜歡或看不上某個小夥子，便獅子大開口，索要彩禮數額遠超男方家庭經濟承受能力，逼迫對方知難而退。再者，有的父母覺得自己含辛茹苦把女兒養大，成長、教育投入成本很高，到了待嫁的年齡，當然要通過彩禮收回一些養育成本……諸如此類，皆是高價彩禮的成因。
為何“天價彩禮”只見於農村不見於城市？其實城市彩禮也不低，就拿崆峒區城市婚嫁彩禮為例，今年彩禮最高的已達十幾萬元，最低也要七八萬元。而且城市青年結婚，往往要有豪車排隊接送，婚宴要在星級酒店舉辦，還要佈置一個高大上的婚禮現場，還要有新房、新車，城市小夥娶個媳婦，成本至少近百萬元。
你要問了：城市彩禮也很高，為何不稱之以“天價”呢？歸根結底還是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城市彩禮再高，相比一套房子而言，可謂小巫見大巫，所以很少有人糾結於彩禮多少。而農村則不然，“天價彩禮”歪風所凸顯的扭曲的鄉村文化生態，表面看是觀念作祟，是風俗作怪，更深層次則是經濟、社會發展問題。
移風易俗殊為不易，無法一蹴而就、一勞永逸。平涼發文限制天價彩禮，效果如何，還需時間來證明。筆者認為，單靠一紙禁令，難以改變傳統心理或激活當事人的道德自覺。因此，除了善於激發深蘊於鄉土熟人社會中的道德力量，還應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在創新中做好教育引導、實踐養成、制度保障。例如，有的地方為參加“零彩禮”婚禮的新人，給予一定數額的現金或物質獎勵，並在就業、創業方面提供支持和幫助，就極具參考意義。
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彩禮“限高令”雖然缺乏必要的約束力，但其對社會風氣的引導作用正在慢慢顯現，例如平涼城鄉今年相繼出現的退還彩禮現象，正是全市上下抵制“天價彩禮”行動產生的效應。正如《人民日報》評論文章所說：“風俗既是長時段歷史變化的一個結果，也引領著當前鄉村社會的價值觀。婚喪嫁娶、迎來送往的風俗中，埋藏著價值觀變遷的種子，需要耐心培育，正確引導。”彩禮限高措施便是對這種變化的積極呼應，或許若干年後，“天價彩禮”將在平涼城鄉失去市場，少要彩禮或“零彩禮”會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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