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平凉市文明办发布《关于平凉市各县（区）婚嫁彩礼最高限额指导标准的通告》，俗称“限高令”。《通告》列举了全市六县一区婚嫁彩礼最高限额指导标准，城区限高标准最高的为6万元，农村限高标准最高的为10万元。其中，灵台县彩礼限高标准全市最高，党员干部限高6万元，农民群众限高10万元。静宁县彩礼限高标准全市最低，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限高3万元，普通群众限高6万元。
此《通告》一经发布，点赞者有之，吐槽者亦有之。点赞者认为，虽然“天价彩礼”现象在农村依旧顽固存在着，但至少在公共政策和社会舆论层面，人们已经凝聚起共识：反对“天价彩礼”。虽然“限高令”缺乏抓手和司法强制手段，短期内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其反对“天价彩礼”的善意和决心却值得肯定。
吐槽者表示，反对“天价彩礼”，反对婚嫁事宜中的互相攀比、大操大办，倡导勤俭节约，提倡新事新办，努力让婚姻回归其本来幸福的模样，是政府部门出台“限高令”的初衷。不过也要意识到，遏制“天价彩礼”现象，不只是移风易俗的问题，它涉及到文化、风俗、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等方方面面，单靠政府一纸文件倡导或规定彩礼的多与少，很可能流于形式，剃头挑子一头热，或者止于对群众进行道德说教，恐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何会出现“天价彩礼”？张三说：因为男多女少，农村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女性自然“待价而沽”。李四说：风俗有一种隐性的强制力，一旦成形，就会促使人们向其看齐，王五嫁女要了15万元彩礼，隔壁马六家若只要10万元彩礼，面子和里子上都过不去，彩礼要求只能大于等于15万元，才觉得自己“没吃亏”。还有一些父母，把高价彩礼作为棒打鸳鸯的“杀手锏”来用，如果不喜欢或看不上某个小伙子，便狮子大开口，索要彩礼数额远超男方家庭经济承受能力，逼迫对方知难而退。再者，有的父母觉得自己含辛茹苦把女儿养大，成长、教育投入成本很高，到了待嫁的年龄，当然要通过彩礼收回一些养育成本……诸如此类，皆是高价彩礼的成因。
为何“天价彩礼”只见于农村不见于城市？其实城市彩礼也不低，就拿崆峒区城市婚嫁彩礼为例，今年彩礼最高的已达十几万元，最低也要七八万元。而且城市青年结婚，往往要有豪车排队接送，婚宴要在星级酒店举办，还要布置一个高大上的婚礼现场，还要有新房、新车，城市小伙娶个媳妇，成本至少近百万元。
你要问了：城市彩礼也很高，为何不称之以“天价”呢？归根结底还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城市彩礼再高，相比一套房子而言，可谓小巫见大巫，所以很少有人纠结于彩礼多少。而农村则不然，“天价彩礼”歪风所凸显的扭曲的乡村文化生态，表面看是观念作祟，是风俗作怪，更深层次则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移风易俗殊为不易，无法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平凉发文限制天价彩礼，效果如何，还需时间来证明。笔者认为，单靠一纸禁令，难以改变传统心理或激活当事人的道德自觉。因此，除了善于激发深蕴于乡土熟人社会中的道德力量，还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创新中做好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例如，有的地方为参加“零彩礼”婚礼的新人，给予一定数额的现金或物质奖励，并在就业、创业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就极具参考意义。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彩礼“限高令”虽然缺乏必要的约束力，但其对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正在慢慢显现，例如平凉城乡今年相继出现的退还彩礼现象，正是全市上下抵制“天价彩礼”行动产生的效应。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所说：“风俗既是长时段历史变化的一个结果，也引领着当前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的风俗中，埋藏着价值观变迁的种子，需要耐心培育，正确引导。”彩礼限高措施便是对这种变化的积极呼应，或许若干年后，“天价彩礼”将在平凉城乡失去市场，少要彩礼或“零彩礼”会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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