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生活书店2018年的第154篇推送
Tony Rayns，Jean-Michel Frodon，杨时旸，木卫二，贾樟柯（从左至右）照片来源：2018年平遥国际电影展
年轻人就应该旅行、拍照、看电影，喝酒、恋爱、交朋友！青年就应该文艺，或者说趁年轻多文艺。时间，让我们成为有故事的人。木卫二做到了。
——贾樟柯
2016年春，《独立日：用电影延长三倍生命》上市，木卫二也开始了自己新的写作计划，一张中国地图，23个“电影的故乡”，用脚步代替纸笔，丈量电影的宽度和厚度。
他从出生地福建永春出发，寻找在潮汕消失的《似水流年》；求学至杭州，开始被鬼故事与DVD启蒙的电影生命；流浪于北方、南方，发现每个城市的电影情缘；乘坐贵州凯里的绿皮火车，体味《路边野餐》的神秘意境；借影展去万玛才旦的青海、贾樟柯的平遥、王家卫的香港；漫步于台湾，在牯岭街回忆那个拥有杨德昌和侯孝贤的黄金时代……
你会看见故乡、时代、生命、电影与人心，这是木卫二的旅程，也是每个人的一场大梦。
走过万里，将这本《浪迹》献给你。
接下来木卫二即将抵达山东省，和各位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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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携新书《浪迹：电影与旅行》与你不见不散！
贾樟柯的平遥
文丨木卫二
贾樟柯
平遥城墙，高12 米。标准IMAX（巨幕电影）银幕，高应该有16 米。
由于城墙限高规定，平遥国际电影展最终没有盖成IMAX影厅，但一座崭新的电影宫如期而至——包括一个名为“站台”的露天电影院。名字的由来，就是那部在平遥取景拍摄，贾樟柯导演的作品《站台》。
为了让电影的幕布抬高，且不“中招”，主办方想出一个妙法：往地下挖。露天的白色银幕与可容纳上千人的电影舞台，终于在古城体内诞生。
聚光灯落下，“声色的盒子”不断放大，电影的幕布徐徐升高，越过了城墙。无独有偶，“金马54”也是以飞升的布条、布块的影像拉开帷幕的。在黑暗中，光，引领我们前行。眼前的活动影像，完美诠释了那句话：比生命更广、更大。
夜色中的平遥城楼
灰头土脸
夜里，将近两点，电瓶车满载了三排乘客，疾驰在黑暗的古城里。
入冬的平遥，气温已经骤降到五摄氏度以下。车子一发动，人们都紧扯着衣服帽子，挤坐在一起。电瓶车只有个棚顶，前后左右就连个遮罩的都没有了。寒气在小街巷道里游荡，看见有人出没，就像饿狼猛扑了过来——这样猝不及防的侵略，发生在一个荒野般的冬夜，让这帮不速之客和这座城池，更显寂寥。
大街两边，尚还有一两个酒馆，给未眠人留了几盏昏黄的灯。不消说，这类地方定有外地游客光顾，只是街上已经瞅不见人，里头自然也没有半个黑影子。司机猛一打方向盘，就拐到长长的窄巷里。这下可好，别说人啊车的，就连灯火亮光，也全然消失不见。
众人大声继续着未结束的话题，努力对抗着车子开足马力发出的声音。一车人风风火火地打破着古城的宁静，却又连一条看门狗都没有惊扰到。
连日来，每到黄昏，古城上空就会出现厚重的飘浮物。
作为生活在北京的人，那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浓霾的气息。
城中人家行事简单，大块的、黑色的煤，带着闪亮光泽，就那么堆在了门口。飘浮物大多是取暖烧煤的灰，煤灰从四面八方升腾、聚拢，低低地飘浮在城市上空。
我的肉眼，几乎可以辨识那些飘浮物颗粒，毕竟距离不远的景物，已经随着光线减弱，跟冲洗失败的老照片一样发糊。城墙，变成了一道高大的暗影，拱卫着消失的黄昏日落。
到了夜里这会儿，人类的活动已经很少，霾也消散了不少。穿过城墙时，车上的人已经不再说话。我们出了上西门，回到各自下榻的酒店。
这车人是先行离开“初见平遥”的电影派对的。电瓶车提前叫好，有人第二天得跑采访，有的要看早场电影。
白天的电瓶车，一位10元，不分寒暑，老少同价。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蓝色罩布，给古城里所有的车子换上了新装。
我一度产生错觉，认为它们都是影展的专用车辆。如此整齐划一的视觉印象，证明平遥影展虽有浓厚的民间气息，却也有来自官方的大力支持。
我的猜测还有其他依据。开幕式数千人的安保力量，依然挡不住人们围观范冰冰的热情。只是，迷彩服与黑西装的混搭，传递的不尽是安全感，而是城墙般强硬的对峙感，兼有古老的敌意。
电影《站台》中的平遥城墙
还有个早晨，正跟朋友怀念着前天的金色夕阳，突然意识到手上的城墙门票已经到了三天有效期的最后期限。那就还是赶个早，翻上这道墙。
积霾的天气，不适合登高望远。一道惨灰的长墙上，背景已经被昏黄色吞没，只有影影绰绰的烟囱、高塔和方形建筑。无论如何踮脚伸颈，借得一处高地再往高，视野始终被框定在城墙上。
我们计划从北门登楼，走到下西门，这样离电影宫不过百米，时间富余。结果一到城楼上，就发现一道蓝色铁板，封住了通往西门的城墙，令人猝不及防。如此一来，我们就得绕道东门，从古城的那一头，再回到另一头。
平遥古城很有特点。它有着中国为数不多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古老城墙和城中布局，整个平遥城的格局与龟的形态相仿。南门城墙并非笔直一条，而是顺着柳根河道修建，于是蜿蜒有律动。
前一天游玩到清虚观，已经快到6点。正抬个板凳往里走的售票员，无论如何都不准我们进去参观，让我们明天再来。他一点儿都不想体会这些贪心游客的心情，其实他们只想多转几个地方。
远远看到了东门。它没有了城楼，毁于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遥和它的城墙也遭遇了天灾人祸，经过一番修葺，成为今天保留下来的模样。城墙上的我们，走到下东门，发现并没有出口可以下去。只能加快脚步，过了一座又一座的敌楼，完全没有拍照的兴致。从城墙的文庙出口下来，拦下一辆电瓶车，一路冲到电影宫看片。
城内有东西南北大街，其他地方大多是窄街小巷，容得电瓶车驰骋。看自己、看周围、看天色，都是灰头土脸，一看电瓶车，却跳将出绿色“环保”两字，多么不合时宜。
电影《站台》中的平遥
飘
四面八方赶来的朋友，都是为了参加大会之后的平遥国际电影展。
古城里面，曾是连一间电影院都没有的。如今电影宫落成，包含四个标准放映厅，一个五百人放映大厅（名为“小城之春”），还有一个露天放映场地（“站台”）。贾樟柯说，还要再盖两个影厅。在长远的规划里，郊区还要有配套的影视基地。
从无到有，平遥元年（Pingyao Year Zero）的意味深长，都写在了西大街电影宫入口，那几个白色大字上。
我最难忘的，是“月光电影院”。
露天电影院是一场盛大却又遥远的回忆，它蕴含了少年的我，许许多多人的20世纪乡愁，让有电影相伴的童年，铭心刻骨。在银色的月光下，幕布被身后巨大的光束照亮，透着稀有金属般的光泽。看似冰冷的方框，被注入了无穷的光热与能量，如火山爆发，似大江奔腾，上演着古今中外的离合悲欢。
那些拥有电影的夜晚，我时常在座位上灵魂出窍：我是怎么来的，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看一场电影，周围几百个跟我一样端坐或蜷缩起来的人，他们又是怎么出现的？是在做梦吗，还是梦中说梦？
影展的视觉主题的实物—— 一款白色的银幕，在平遥老街上升起。我想象着，幕布越来越大，像从天而降的瀑布，把整个城市淹没，让所有人沐浴在电影的光泽中。
晋中大地上的古城，古城里的电影宫，电影宫里的放映厅，你在座位上不得动弹，一环又一圈的包围闭合，电影已经被关到了一个不能再狭小的魔盒空间里。可在露天电影院，眼前世界前所未有的大。电影的光亮，不仅照亮并冲破了天地，也看得到今月古人，吸纳银河宇宙。
平遥电影宫的露天电影
开幕片尤其看得我通体上下阵阵发寒。那是一个关于被抛弃的心碎故事，如《站台》一样，讲文工团。两个最热忱的革命小兵，被小集体所边缘化、排挤、抛弃。文工团的小集体到了大时代，又无处安放，不由分说地再次被抛弃。
看这样的电影，我明白了人与人可以互不认识，但电影透过我们的眼睛，进入我们的身体，给予我们灵魂，就如同艺术予人启蒙。灵魂总会认识灵魂。这就是电影。
古城的诸多条框，阻拦了丑陋无趣的现代建筑，也免去了闲杂车辆造成的拥堵和入夜后不休的噪声，给露天放映制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影展过后，站台上高高竖起的幕布要考虑拆卸问题。作为城中最新的建筑物，它的高度已经持平城墙了。好在也不用担心，来年夏秋，它会在古城再次升起。
电影宫的原址是柴油机厂，之前也是平遥国际摄影展的主展区。我走过电影宫西边的那条小街，直通一排名为“西城村”的住宅。道路两边，原是一格一间的商贩街市，不知为何，店家如被集体洗劫一般，搬迁一空，没有人影。墙灰剥落，爬满尘埃，异常冷清。
远远望见高耸的敌楼，发现它有如士兵的脑袋，惊愕地看着我。《站台》里，崔明亮在平遥的城墙上，张望着尹瑞娟的家。他已经对那里了如指掌，正如他渴望、张罗并谋划好了彼此的未来，但在结尾的蒙太奇里，一代人对时间所能拥有的全部悲伤，似乎被画面凝固，并被电影终结了。他梦想的自己，在做着一个永远不会被火车叫醒、1987年的狂热之梦。那个梦很长，很长，长到等你醒来，发现不是火车带你往南去，而是淋头的开水，呜呼，呜呼将至。
贾樟柯的汾阳老家也有城墙，不过“五座连城”城区、城墙被拆毁得更多，只剩一小段。《站台》的海报场景，拍摄于武家巷附近、四牌楼东的旧法院。鲜红的“为人民服务”褪了色，落了灰，与周围的荒凉岑寂，融为一体。
九龙浴室、春潮澡堂、看见她美发、帅帅饭店、亮亮酒楼、玲玲牙科，三明快餐、二宝饺子馆、老实人水果，看到这些招牌，今天的汾阳与电影中遥指的汾阳，差异不算大。
如果你和《汾阳小子贾樟柯》导演沃尔特·塞勒斯那样，重访小城的街头巷尾，我敢断定，贾家庄和文峰塔都不用出镜，就能收获故人重逢的感动。
电影《站台》剧照
《站台》有大半的外景是在平遥古城拍摄，那是平遥正准备大搞旅游业的年头。就如人们所调侃的，山西只有一个贾樟柯。如今，他电影里的外景地，终于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原大地上的电影之城。
中国通马老师（马克·穆勒），念读“平遥国际电影展”，会把“平遥”两字，变成一个微妙的“飘”字。从一个老外的嘴里飘出这么个字眼，让我产生了莫名的喜爱。倒无关西洋情调，而是贾樟柯说的，他带着电影走遍世界，漂泊流浪二十年，如今只想回到故乡。
“我们可以的。”没有忍住眼泪的贾樟柯，在闭幕式上说。
我的“八十年代”
开幕式上感慨英雄落寞的吴宇森，缅怀过去青春好时光的冯小刚，从威尼斯等浮华场所退休的马克·穆勒，还有想留在山西故乡的贾樟柯。海量的信息，指向了过去。那时候第五代刚浮出水面，香港电影正步入黄金时代。
栗宪庭、张献民几个老师都说，所谓的“八十年代”，理想主义年代或者浪漫主义的那个年代，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似乎是一场幻觉。我却笃定认为，对八十年代的回望，有如一场事关仪式感和参与感的滚动电影。你可以不理睬，却无法视而不见。
由于签证原因，我没有在寒冷的柏林看到《大世界》，然后在平遥补上了。这样平淡无奇的观影故事，听起来没有一点儿风浪，可在改名与过审的间隙，它能到平遥首映，是非常不易的，各环节不容有一丝差池。
电影所讲的，是同样有着城墙的南京。还是刘健的那个南京，还是刺痛我们每个人的金钱时代。十年前没有解决的“疯狂夺命金”故事，十年后还是没能够解决。迪斯科与网吧，大佛与天主教堂，整容与房地产……刺眼大字与粗鄙大红的招牌背后，是一个被动画降维的中国社会。有钱就有一切，你们想笑，又笑不出来。
还有一首诗
一首朦胧的诗
还有一首歌
一首迪斯科
张蔷用她“骚嗲狂野”、直上云霄的惊艳声线，在《大世界》结尾，高歌着《我的八十年代》。我不会惊奇，《大世界》用托尔斯泰的《复活》打头，又用迪斯科风格扫尾。同在平遥展映的《追·踪》，笔友看书交谊舞，做的也是差不多的事。
电影《大世界》海报
从电影宫走回酒店，夜晚的“又见平遥”，外观像被现代封顶的始皇陵墓。我没在西安看过兵马俑，又冒出来如此怪诞的直觉。四四方方的水泥建筑，发散着诡异的紫色灯光。
那是光在霾中的漫射效果，竟有催眠发昏的神奇能力。有那么几个角度，它像东直门的中石油大厦，或是虫洞里被扭曲了的金字塔，让人分不清是1984，还是2049。
除了电影，我们也唱歌。
我们进到城中一家Live Bar（现场音乐酒吧）。刚坐定的我，欣喜地问老板，这里可以上台唱歌？
老板惊愕地摇了摇头。台上那几个，原来并不是客人。
子欣说，第一个歌手，像晚上从中关村跑出来解压的程序员；第二个歌手，根本就是在德云社说开场相声的，他的头发已经掉光了；第三个歌手也没有让我们意外，他就像程序员的同事。
红红绿绿的射灯光线，把现场渲染得烟雾缭绕。场内还有另外一桌人，她们晃动手臂，热情附和着台上。又是一阵恍惚。
我还拍了许多枣树。还有一些倔强的枣，挂在枯枝上。
一阵阵大风吹过，路面上，围墙上，多了几个油亮的黑枣。
这样的日常景象，会闪现在人生中的许多时刻，与不可目测的落地一瞬相比，红枣如何被煤烟和尘土染黑，大概更能激发我的联想好奇。
下午的阳光，落在城门上，墙上出现了奇妙的几何圆弧。
古人不只是把平遥古城当成一个御敌和居住的场所，而是当作一样精确的艺术品来修建和供奉。电影在平遥人民的心中是否有那么重要的位置，或许不是一个问题。
电影刚诞生的年头，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年代。回看一百多年间，这片土地上的动荡起伏，已经胜似电影的精彩内容，负荷之下，无从承载。我们不仅要说，还得踏踏实实去做。
贾樟柯
本文摘自独立日，在场watching系列新书
《浪迹：电影与旅行》
木卫二 著
三联生活书店出版
ISBN 978-7-80768-262-2 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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