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求仙入海處園景
安徽桐城：六尺巷
東漢初年大名士嚴光，字子陵，年輕時曾經與劉秀同遊學。當劉秀即位稱光武帝后，據范曄《後漢書》記載，嚴子陵“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因嚴子陵這身裝束，“羊裘垂釣”就成為隱居的代稱。
出乎意料的是，嚴子陵披著羊裘垂釣，卻遭到了不少人的質疑。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嚴子陵釣臺或題雲：‘一著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袁枚肯定這首詩“題古蹟能翻陳出新”。這首詩到底“新”在哪裡呢？推究起來，不過是抓住羊裘垂釣的細節，為嚴子陵作了精神症候分析，指斥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而已。
其實這首詩的立意淵源有自。北宋文人徐俯說：“羊裘何似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南宋文人劉克莊說：“蓑衣亦堪釣，何必被羊裘。”明代文人陳霆也說：“蓑衣任君高掛，安用搭羊裘。”清代康熙年間的文人翁照也曾說：“戴笠偏相稱，垂竿亦自幽。嚴陵如愛此，應不著羊裘。”與袁枚差不多同時的文人吳壽昌也支持這種說法：“嚴灘片石舊漁磯，隱士曾經入帝畿。應悔羊裘招物色，釣師祇合著蓑衣。”在這些文人看來，蓑衣似乎就是隱士垂釣的標配，嚴子陵身著羊裘則顯得標新立異，甚至有點別有用心，所以並不能算是真正的隱士。
垂釣是隱士生活時常涉及的內容，中國文學史自《莊子》和《楚辭》就出現了隱士型的漁父形象。不過他們並沒有身披蓑衣，這也可以看出蓑衣和隱士垂釣從一開始並沒有聯繫。儘管《詩經·無羊》中有“爾牧來思，何蓑何笠”的句子，足證蓑衣的歷史很悠久，但是蓑衣作為隱士垂釣的裝束，只是在隋代以後的詩歌中才多有體現。如中唐文人張志和的《漁歌子》道：“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柳宗元《江雪》一詩道：“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北宋詞人王仲甫也在《驀山溪·掛冠神武》一詞中說：“蓑衣箬笠，更著些兒雨。橫笛兩三聲，晚雲中、驚鷗來去。欲煩妙手，寫入散人圖，蝸角名，蠅頭利，著甚來由顧。”這些披蓑的漁父，無一例外都高蹈出塵，在處即家，隨遇而安，遠離了現實紛爭。東漢初年的嚴子陵，羊裘垂釣，在後人看來竟然有“招物色”的嫌疑。以致清代陶元藻不無尖刻地譏諷道：“先生原不垂綸隱，休把羊裘論是非。”似乎嚴子陵是個徹頭徹尾的假隱士，他穿著羊裘不值得人們說三道四。
Fishing rod
其實，是不是真隱士，不可以行跡論。“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陶淵明結廬人境，無害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嚴子陵身披羊裘，也絲毫不影響其作為隱士的高風亮節。范曄在《後漢書》中說，光武帝劉秀在邀請嚴子陵出山輔佐受挫後猶不死心，“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面對至尊的皇權，嚴子陵不可以強仕，自放于山水之間；沒有絲毫卑躬屈膝的攀附，倒是有一種隱約的倨傲。嚴子陵這一作派，其中有股平起平坐、分庭抗禮、嘯傲草澤的意味揮之不去。自古以來就有挖空心思走終南捷徑的“隨駕隱士”，但是嚴子陵作為光武帝的故舊，屢次徵召皆不就，不正凸顯了他具有獨立精神和獨立人格嗎？不正說明了他是真正的隱士嗎？
面對不斷的質疑，北宋梅堯臣打圓場說：“冬披破羊裘，夏披破草蓑。”似乎嚴子陵被人發現的時間是冬天，所以他身上穿的是羊裘；假如是夏天的話，則很可能披的是蓑衣了。梅堯臣善意可嘉，但是這種打圓場沒有必要。孔子早就說過：“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一個人有沒有獨立的精神人格，是不是真正的隱士，關鍵要看他的價值選擇，而不是穿什麼衣服。穿羊裘，無害為真正的隱士；穿蓑衣，也不妨走終南捷徑。
其實，隱士穿什麼衣服，並沒有明確規定，完全可以一任自己的喜好。嚴子陵與光武帝劉秀有特殊的關係，又因為穿了一件羊裘而被發現，所以一直被喋喋不休地議論，假如不是挑剔和詆譭，那便是流於皮相之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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