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論國家利益》一文的第二部分。原刊於《大國》第二期，後收 入《現代政制五論》
作者說
我們不但需要在行為上追求和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也需要有關國家利益的理論，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國家利益是建構出來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希望我下面的論述能給予一個較為全面的回答。
在本文一開始，我就指出國際政治格局500年來經歷了三個歷史的階段，可以說，我們國家目前所處的時代，正是國際社會經歷第三次巨大變革的時期。從表面上看，這一變革是以1989年隨著蘇聯解體而導致的世界兩極對壘的冷戰格局的結束為標誌而開始的，其實這一格局的轉折隱含在更為深層的原因之中。
1
現代性問題使人類歷史在20世紀面臨著巨大困境
如果從一個廣闊的歷史角度來看，所謂現代性問題一直困惑著現代人的世界觀，這一困境的核心問題在於：一個基於人的有限本性的社會形態是如何可能的？
也就是說，基於人的良善或醜惡本性的社會制度，難道是可以適合於人的生活的嗎？或者反過來說，一個所謂的政治社會，不管是民主制度還是集權制度，它們可以塑造人的本性嗎？我們看到，現代性的最大難題在於人與社會的分離。
自由主義試圖用人的權利、利益和經濟社會以及與此相關的法治制度來協調這種對立的關係，但導致的結果是韋伯所謂的『沒有靈魂的技術支配與毫無心肝的享樂主義，人越來越成為商業利益的動物』。而社會主義試圖把人的生活和感情付諸於一個社會共同體，但結果是獲得了一個極權主義的人間地獄。
我們看到，上述的內在衝突作為現代性的一個核心命題既貫穿在現代國家的命運之中，同樣也貫穿在現代性的國際社會的秩序演變之中，特別是在20世紀的國際政治社會的演變中，現代性問題表現得尤為突出，冷戰以及蘇美兩極對壘的解體，不過是現代性問題在國際社會的一個爆發性顯示。
應該指出，無論是共產主義的政治制度以及意識形態，還是自由民主社會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都不是孤立的、自持的，冷戰的結束遠不是一種制度對於另一種制度的單方面勝利，福山的論斷連他自己都認為過於簡單，所以在他後來出版的書中已經有所調整。
至於亨廷頓雖然意識到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但他試圖用文明形態來重新勾勒未來世界格局，則是遠沒有警覺到現代性問題在第三時期對於人類所具有的深遠意義，因為現代性不僅是一個東西問題，而且也是一個古今問題。
2
未來世界中的政治國家是否存在？
種種跡象表明，現代民族國家形態在21世紀的世界社會中將面臨巨大的挑戰，這一情況是基於現代性的內在困境是產生出來的。儘管現實主義的傳統政治理論一直固守著國家主權的本位主義，把國家自助體視為國際秩序的不可動搖的先決條件，但是國家本位主義卻在20世紀末開始受到日益嚴峻的挑戰。
當然，這種挑戰最主要的並不是現實主義所錨定的那種基於軍事方面的挑戰，可以說，20世紀以來的國際世界是一個主權國家形態在數量上湧現最多的時期，而且也幾乎沒有任何一次軍事戰爭消除過一個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今世界依然是一個以主權國家為單位構成的世界社會。
對於主權原則的挑戰更多的是來自非軍事的社會政治、法律、經濟、文化、環境等其他領域，而且這些方面也日益滲透到軍事領域，特別是核武器的出現，使得軍事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與意義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目前關於國際社會中的主權原則日趨破碎化的論調很多，其中不乏臆想不實之言，對此本文不準備多加評說，我在這裡所關注的是蘊涵其中的一個觸及現代性問題的政治哲學命題：
未來世界社會的政治國家是否存在？如何存在？其實早在現代國家產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隨著國家終結的論調，開始主要是由思想家們從文化角度喧嚷起來的，如盧梭的復古論，尼采、斯賓格勒的衰落論等，從政治國家的角度來應對上述現代性問題的，有幾個代表性的思想家：黑格爾、馬克思、科耶夫、哈貝馬斯等。
黑格爾
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預示著一種歷史的終結，不過他對於終結的理解是非時間的，因此，只能把它視為一種形而上學的歷史觀。但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卻是一種典型的政治終結論的社會學，即他認為存在著一種沒有政治國家的社會形態的時間性現實存在。
至於科耶夫的觀點則是對於黑格爾的一種馬克思解讀，不過在宣佈了歷史的政治國家消除之後，他把一個司法社會添加在馬克思的未來社會之中，可以說是一種沒有政治國家的司法管轄之下的同質化社會。
與此相關，哈貝馬斯的觀點，可以說是對於科耶夫的馬克思左派思想的進一步修正，他提出了一個沒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內政的理論，這樣，就把歐盟經濟、政治與司法一體化的藍圖、聯合國的理想體制和目前的世界政治秩序的狀況，都試圖給予一種理論性的說明。
至於更加偏向自由主義的所謂基歐漢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則更加強調國際機制的作用，認為未來解決國家間各種問題和糾紛，甚至包括軍事糾紛等方面佔據主導的，是一種跨國家的協調機制。
透過上述各種觀點，我們大體可以看到有一個趨勢，那就是政治國家的地位、作用及其內在的功能是一個被逐漸弱化和分解的過程。
先是黑格爾的政治國家在達到了世界歷史的頂峰之後進入終結，他在觀念上揭示了人的生活並不基於政治，或者說，人的現實圓滿的生活是在超越政治國家的文化、藝術、宗教和哲學之中，政治國家只是提供了一個制度上的保障。
馬克思
馬克思可以說走到了極端，他對於政治國家的制度基礎給予了徹底性的批判，並由此提出了一個否定國家的理想主義的共產主義社會，當然它是審美主義的烏托邦，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非國家性恰恰意味著手段上的國家暴力主義，這一點在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以及蘇聯的政治實踐中得到了印證。
正是看到了這種災難性後果，西方現代的左派政治理論對於國家的功能給予了分解，他們在歷史維度上取消政治國家的總傾向之下，試圖把司法國家的功能保存下來，認為一個清除了政治國家暴力外殼的司法國家或準國家，乃至國際司法聯盟，還是可以也是必須保持下來的。
因為無論是共產主義的現實社會或新的社會民主主義社會，乃至一個高度繁榮的後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社會，都需要一種司法機制來調整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利益衝突，值得注意的是，在體現著黑格爾晚年自由主義思想的《法哲學原理》中，司法制度就被黑格爾置於市民社會而不是政治國家的框架之下。
《法哲學原理》
相比之下，科耶夫《法權現象學》中的左派色彩濃一些，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範之間》的自由主義色彩濃一些，至於羅爾斯、基歐漢等人對於未來國家秩序的看法，則更多的從康德主義的政治理論中吸取了有關國家消亡的共和、法治的自由內核，又加大了民主平等的現代佐料。
可以說，上述兩派儘管在理論來源上有差別，但在如下幾個方面大致是相同的：
❶ 他們都把政治國家的政治功能與司法功能做了重大的區分，都認為前者在未來的世界社會中逐漸消除，而後者將進一步保存下來，並且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❷ 他們都強調經濟、文化、法律、環境等方面的作用，修正了傳統政治理論重視權力的保守主義觀點。
❸ 他們都賦予了國際機制，諸如聯合國代表等超國家或跨國家體制，以重要的地位，並十分看重目前的歐盟這樣一個完全基於不同於傳統政治原則的新型機制，把它視為有待進一步觀察和學習的人類政治實踐的樣本。
21世紀的人類社會前景是複雜的，也是過去的國際體系的諸原則所無法應對的，我們不敢說現代性問題在未來的社會制度中就可以得到解決，也不敢說政治國家果真能夠與司法功能相分離而趨於瓦解。
在我看來，時至今日，政治國家的問題遠沒有解決，因為這個問題是與現代性密切相關的，但無論怎麼說，未來社會需要人類的政治智慧給予一種新的觀念創新和制度創新。
3
霸權與霸權之後
前面所述只是從政治哲學的視角對於人類的世界政治歷史給予一個宏觀的描述，特別是對於21世紀的世界格局中的政治國家的性質給予一個宏觀的描繪，而實際的現實國際政治卻並非與此相對應，甚至可以說，現實的國際社會，依然是霸權主義主導下的國際政治秩序，思想家們有關歷史終結的預言離我們還相當遙遠。
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冷戰結束之後的世界是一個美國一極獨大的非現實主義均勢論的世界格局，這個態勢促發了某些目光短淺的戰略家的野心，目前新帝國主義的論調在美國甚囂塵上，似乎一個由美國統治下的新羅馬帝國的世界格局呼之欲出。
當今美國在國際上的一系列軍事與政治行為，表達了這種霸權主義政治理論的實踐性，他們認為蘇聯的解體為美國獨霸世界提供了最好的機會，新帝國主義的野心加上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這是目前美國的國家戰略。應該看到，這種新帝國主義的霸權政治是相當危險的，也是十分短視的。
應該指出，冷戰的結束並不是美國的勝利，也不單純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勝利，而是一個現代性問題的爆發性後果。世界由歐洲現代歷史上的多極平衡到蘇美的兩極平衡，再到美國的一極獨大，顯然不是一個最終的結果，美國治下的世界是不可能持久存在的，目前的世界格局只是一個趨於新的世界均勢的過渡時期，從歷史時間的角度看，這個新時代還只是一個開始。
羅伯特·基歐漢
基歐漢指出：“如果我們將60年代視為美國霸權終結之日，那麼戰後世界政治經濟只經歷了10至15年的過渡期，便步入了預期的‘後霸權’時代——一個動盪不定的時代。霸權合作日益衰落，而美國雖仍位居強國之首，但卻已無力，有時是不願，去制定和支持強有力的多邊自由規則。”
庫普乾在其新近出版的《美國時代的終結》一書中也指出：“美國時代的終結不僅僅是美國優勢地位的終結和向多個權力中心的世界的迴歸，它還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美國在塑造這個時代過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這個時代就是工業資本主義、共和國民主和民族國家的時代。福山錯誤地把只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循環的終結當作了歷史本身的結構。”
按照現實主義的理論，霸權政治基本上是指一個大國主導下的世界政治，按照這個標準，人類歷史上出現過三次具有典型性意義的霸權，一個是羅馬帝國，另一個是大不聯顛帝國，還有一個是二戰後的美國。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羅馬帝國的世界霸權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國家的霸權，羅馬是一個古典的帝國，根本不是現代的主權國家，因此，美國有些戰略家們所追隨的新羅馬帝國面臨的一個問題是現今的美國不是帝國，而是民族國家，它在制度上不可能也不願意把世界各國納入它的國家版圖，分享它的國家利益 ，而羅馬帝國卻是這樣做的。
另外，所謂的英帝國和二戰後的美國，顯然也都不是世界意義上的絕對霸權，它們只是相對的霸權，英帝國在19世紀最強盛的時期也沒有壟斷世界的權力，歐洲大陸的西班牙、荷蘭、法國、德奧等一直或分別或聯合地構成了制約英帝國的另一種勢力。而美國在二戰後的霸權只是限定在世界一半的範圍之內，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顯然是在此之外的。
由此看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的所謂世界秩序中的霸權國家，只能是一種有限意義上的霸權，國際社會的主權原則和一國之現實的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實力等方面的因素，限制了絕對的霸權主義。
我們看到，現代世界近500年的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絕對意義上的霸權國家，即便希特勒的帝國追求，也不過是一個大陸上的霸權國家，以與英國的海上霸權相抗衡，並不沒有世界霸權那樣的野心。
冷戰的結束似乎給了美國這樣一個機會，美國當今的新帝國主義已經遠遠超出了現代國家的霸權界限，而且與現實主義的傳統理論不再符合。應該指出，現實主義理論是與500年來現代國家的均勢歷史狀況相吻合的，是歐洲政治的產物，儘管它在20世紀的美國成為顯學。
新帝國主義的理論資源更多的不是來自現實主義，甚至不是米爾斯海默那樣的進攻性的現實主義，而是古典的羅馬主義，但羅馬不是國家，而是帝國。這是美國新霸權主義的理論困境。
《霸權之後》
除此之外，更大的困境是美國現今的國家力量，並不足以支撐它的全球霸權，它在世界經濟所佔的比重甚至不如二戰後的時期。因此，早在美國霸權主義盛行之前，國際政治領域中就有霸權之後的理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基歐漢的《霸權之後》一書。
這個理論集中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多個方面論述了美國衰落過程之中的世界格局，在他看來，美國霸權的衰落已經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他處理的乃是美國衰落中如何解決霸權下的穩定向多極化轉變過程中的世界格局的穩定問題。
總之，霸權與霸權之後，是當前國際政治的一個重大而即刻的問題，無論美國新帝國主義的霸權理論與實踐，還是霸權之後的國際秩序的穩定、轉型與建構，這些都是21世界我國所必須面對的嚴峻的國際形勢。
應該看到，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中國都是一個大國，我國在日益深入地步入世界格局的進程中，不能不冷靜而全面地審視我們所面臨的正在發生鉅變的國際局勢，思考我們的國家利益，追求我們的權利，承擔我們的責任。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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