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內存、偷流量、竊隱私……對於廣大消費者而言，不良手機預裝軟件的存在，極大地影響著日常生活，更加讓人無奈的是，消費者往往還沒有自行將其刪除的權限。
而如今，這種尷尬的局面正在發生轉變。
9月17日，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上海市消保委”)就手機預裝軟件問題，向各大手機廠商“宣戰”，將三星、歐珀告到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該案也被業內視為全國首例消費者保護公益訴訟案件。
據稱，三星因“認錯”表現良好當庭得到撤訴，且在上海市消保委訴訟影響下，除三星、歐珀公司、蘋果公司外，其他如索尼、華為、華碩等公司也積極與其進行溝通，有的企業停留在承諾層面，有的已經作出整改，還有的在觀望、顧慮、猶豫……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上海市消保委此舉，將多年來困擾消費者的手機預裝軟件頑疾放到了“手術檯”上——從目前三星和蘋果公司的積極應對態度來看，其破冰意義重大，而賦予用戶對預裝軟件刪除的權限，也將成為未來解決手機預裝軟件問題的一大重要途徑。
三星積極應對被撤訴
9月17日，上海市消保委訴天津三星通信技術有限公司侵權責任糾紛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一中院”)公開開庭審理。
上海市消保委訴稱，近兩年，針對消費者反映的智能手機說明書未完全告知真實情況，存在內存縮水、軟件功能不清等問題，消保委委託專業機構對市場上在售智能手機的多項性能開展比較試驗，並發現抽樣的三星公司所售SM-N9008S智能手機預裝各類應用軟件44個。而三星公司對這些軟件的名稱、類型、功能、所佔內存等在說明書中均未明確告知消費者，也未告知以何種方法卸載預裝軟件。
上海市消保委認為，三星公司侵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故要求判令三星公司在其所銷售SM-N9008S智能手機外包裝或說明書中明示手機內預裝軟件的名稱、類型、功能、所佔內存，並提供可直接卸載的途徑。
而在庭審期間，上海市消保委卻表示，由於三星公司已向上海消保委提交了“革新方案”，就預裝軟件向消費者提供了告知方式和卸載途徑，因此認為三星公司已糾正了侵權行為，其訴訟目的已經達到，故申請撤回對三星公司的起訴；而另一被告歐珀公司，則沒有獲得撤訴。
上海一中院表示，將依法對上海市消保委的撤訴申請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社會公共利益進行審查，並擇日對是否准許撤訴作出裁定。
此外，據稱，上海市消保委還曾與蘋果方面有關代表進行了三次當面溝通，明確提出須按照中國法律向消費者提供預裝軟件卸載途徑的要求；美國當地時間9月15日，蘋果公司總裁庫克公開表示，裝在iPhone上的軟件將不再是永久的，未來可以刪除。
法治週末記者就此致電蘋果公關部相關負責人進行詢問。對方表示，對於庫克所說的卸載預裝應用問題，“尚沒有可以透露的信息”。
預裝軟件的“紅與黑”
手機廠商竟然因為預裝軟件而被告上法庭，那麼，這問題究竟有多嚴重？
據手機中國總編孟濱介紹，其實目前手機軟件預裝情況非常普遍，僅有極少數新的廠商做到“零預裝”。
“但我們並不應該‘談預裝色變’，預裝本身並沒有貶義，主要看是否為合理預裝。”孟濱分析道，“目前大多數手機廠商預裝的軟件，應該都在合理預裝範圍內，它們所預裝的大多是自家的、和手機使用相關的軟件，如軟件市場、安全軟件、天氣等；或者是由第三方提供的、但消費者比較常用的，如微博、微信等。”
孟濱進一步指出，其實如果一部手機完全沒有預裝軟件，消費者使用起來反而可能會感覺不方便。
LBE安全大師分析師梅楠也持類似觀點。梅楠告訴法治週末記者：“如果是資深用戶，一臺裸機也可能用得非常好，但對於普通用戶來講，裸機的體驗感則可想而知，因此如果體驗好且沒有風險，預裝軟件的存在原則上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梅楠也指出，預裝軟件主要分為廠商自己預裝和第三方預裝兩種，廠商自己在預裝時品控往往比較嚴格，問題也相對較少；亂象大多出現在第三方預裝領域，像安卓手機比較開放，這就導致如果第三方想做一些妨害用戶的事情，方式會比較簡單。
孟濱認為，手機預裝軟件之所以遭受質疑，主要是其中混入了一些惡意軟件，這些軟件可能存在誘導性扣費、竊取隱私等情況，它們在後臺會導致出現自動啟動佔用手機系統資源、頻繁推送信息產生騷擾、後臺運行耗費數據流量等情況。
“預裝軟件過多、過濫，影響手機使用體驗；過度搜集用戶信息；不可卸載等，這些是目前最為普遍的問題。”網上交易保障中心副主任喬聰軍告訴法治週末記者。
在喬聰軍看來，部分預裝軟件暗地運行，蒐集用戶信息，並自動發送出去，侵犯了用戶的知情權；預裝應用不可卸載，侵犯了用戶的選擇權；個別應用惡意吸費甚至盜取用戶支付信息，侵犯了用戶的人身財產權。
“而上述預裝軟件的諸多問題主要都在中間環節產生，可能由於廠商出貨階段監管不嚴，也可能是渠道動手腳，更有運營商或銷售商最後階段刷機的可能性。”梅楠表示。
喬聰軍則補充道，因此可以說，所有的手機都存在預裝軟件，其中山寨機的預裝情況更為嚴重。
背後存龐大複雜利益鏈
“由於背後利益鏈條的驅使，手機預裝軟件的問題無法從根源上規避掉。”梅楠告訴法治週末記者。
梅楠介紹，由於問題軟件一般都以直接利益為目的，當前，吸費、廣告類的手機預裝軟件較多。
梅楠舉例，比如一個吸費軟件，刷進一個渠道出貨300萬臺手機，以一臺手機吸費2元計算，加起來就是600萬元的收益，且非常穩定；即使不是吸費形式的軟件，按移動廣告價格來評估價值的話，也將是一筆可觀的數字。
“不僅是廣告主、運營商，就連很多第三方公司，也看中了其中的利益關係，於是還衍生出了手機出廠後‘刷機’的灰色鏈條，在後期加入一些能夠牟利的軟件進去，從事這一行業的人則會去想盡辦法說服廠商、運營商、渠道商、乃至應用商來進行合作，並從中賺取利潤。”梅楠進一步解釋道。
據瞭解，當前甚至存在一批公司專門通過提供刷機包實現軟件的預裝，這些公司大多以“科技公司”的名義存在，提供“專業刷機”服務，而每個軟件裝機成本從0.5元到10元不等。
“即使有些正規軟件為了進行推廣，也往往藉助預裝的形式來讓用戶知道，這些公司會主動找到手機廠商進行合作，而國內一些手機廠商因為自身產品價格定位較低，為了增加收入，一般情況下也非常願意進行合作。”酷派集團法務總監任才博告訴法治週末記者，
不過任才博也指出，這種情況下，裝入的手機軟件一般都會經過手機廠商的嚴格審核，事實上很少會出現吸費、盜取流量等問題。
此外，據瞭解，像小米、樂視等手機，從其自身生態系統的發展考慮，也會允許自己的很多預裝軟件存在。
“畢竟移動互聯網時代，流量為王，而流量的來源都是手機終端上的這些入口，而對於手機廠商來說，每一個預裝的產品都是其生態環境的一個入口，大家都希望豐富自己的入口，在不妨礙用戶的情況下，肯定是越多越好。”梅楠表示。
允許刪除被指一大進步
“如果發現預裝的手機軟件有問題，把它刪掉不就可以了嗎？”北京白領李萌(化名)坦言自己還曾有過這樣的念頭，但經過幾番嘗試之後她才發現，原來事情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簡單，自己想要刪除手機預裝軟件根本不可能。
據瞭解，目前仍有大量手機對預裝軟件設置了不可卸載或刪除，消費者即使不滿意也不能將其刪除，而這也是手機預裝軟件遭遇指責的一大重要原因。
“確實有些手機預裝軟件存在無法刪除的問題，如消費者想要刪除某個軟件，需要有手機的root權限或其他一些權限等，否則便無法實現。”任才博告訴法治週末記者。
在任才博看來，其實作為手機廠商來講，在進行軟件預裝時，可以考慮兼顧多方利益，一方面可以合理地預裝部分軟件，但要確保這些軟件不會在後臺私自運行吸費、盜取流量或者影響手機運行速度等，避免給消費者帶來不良體驗；另一方面，還要注意賦予消費者一定的自由選擇權利，讓消費者可以對一些不願使用且不影響整個手機運行的軟件進行刪除。
“預裝軟件其實也是有必要的，但必須保障好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作為預裝軟件都應該可以被卸載，且用戶如果選擇卸載，系統可以給出相應風險後果提示，由消費者決定是否繼續卸載。”喬聰軍告訴法治週末記者。
喬聰軍進一步指出，此次上海市消保委發起的針對三星、歐珀發起的公益訴訟，可以說樹立起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代表消費者主動維權的榜樣，並取得了一定成果，這不僅增強了消費者維權的信心，也將讓更多消費者獲得主動維權的意識。
“此次公益訴訟對於進一步規範手機行業的預裝軟件問題，有很強的示範意義，無論是否存在惡意預裝，作為手機廠商來講未來都會更加警覺。”孟濱也認為。
“從治理角度來看，大品牌手機在出廠時一般不會有惡意預裝的問題存在，主要在渠道跟下游銷售的環節會產生問題，尤其是一些大面積預裝問題，往往出現在中小廠商中，這也增加了監管的難度。”梅楠表示。
孟濱也指出，中國智能手機行業非常複雜，廠商眾多、渠道多元、市場層級多、銷售鏈條長，因此監管治理難度相對也較大，要想完全杜絕不良預裝軟件問題，應該還有很大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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