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日戰爭的長期化，使日本陷入巨大的戰略困境之中。諾門坎之戰的慘敗，進一步暴露了日本陸軍的落伍，迫使日本重新評估現時，調整戰略方針。二戰前夜，蘇德戲劇性的合作，徹底攪亂了世界格局，卻也為日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突圍機遇，這就是松崗洋右推行新外交政策的大戰略背景。
之所以把松崗洋右稱為“日本外交界的石原莞爾”，是因為二人在諸多關鍵點上卻有驚人的相似：在各自的領域都頗具獨樹一幟的戰略洞見，都喜歡把獨到見解包裹在常人難以理解的玄談暗語之中，在同僚中都是敵人多於朋友，都因行事風格怪癖而被視為不正常人士，都傾向於出奇制勝。而且，二人都屬於日本半現代型人物，身上都打上了濃重的時代烙印，以至於都未能給日本打出新出路。只不過，松崗又面臨的情形更為間不容髮，反之，如其成功，對日本帝國的貢獻將遠遠超過石原莞爾，或將以“東方俾斯麥”的地位載入史冊也未可知。
由於前人在論述這段歷史時，多陷在感情或道德的罺九臼內，較少理性的檢討期間得失，故而一直未能看清松岡外交的實質。下面就讓我們從國家戰略的理性角度看一看，松崗外交是如何功虧一簣的。
1940年7月，應近衛文磨內閣之邀，松崗洋右出任外交大臣。此後的一年內，他取得了兩大外交成就：一是促成了德意日三國同盟的完成（1940年9月27日），二是締結的準結盟性質的《蘇日中立條約》（1941年4月13日）。要理解這兩個成就，我們首先要記住一個事實，在日本外交界，松崗洋右本是眾所周知的親美派，可是這個親美派出任外交大臣後，為了推進三國同盟，卻在極短的時間內更換了40名大使與公使（其中多為主張美日親善的人士），是大刀闊斧地推進親德路線。他的很多舊交對此大表詫異，松崗洋右卻處之坦然，因為他心中隱藏著一個暗度陳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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