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詹紫烨
出品 | 盖饭特写工作室
去年，高晓松和吴秀波录谈话节目《晓说》，两个北京爷们侃大山，聊青春辉煌，高晓松问了一个大尺度问题。
你第一次的时候多大？
16岁。
我是21。
北京人泡妞有学问，吴秀波很会这一套。王朔那一代把泡妞叫「拍婆子」，后来改叫「嗅蜜」，后来又演变成「戏果儿」，果儿和蜜都是女孩的意思。对待女孩，吴秀波来者不拒，他的原则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1984年，15岁的高晓松还在北京四中「搞学习」，满脑子都是高考和清华，而16岁的吴秀波已经开始「搞对象」了，他拉着初恋的手，冒着冷风，从建国门走到复兴门，从男孩成长为男人。
节目录制9个月后，吴秀波7年情史被扒了个底朝天，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从CBD排到了回龙观，伤透一大群中老年女粉的心。这样看来，老吴也算深入贯彻了自己的三不原则，花丛中过，湿了一身。
1
纨绔子弟
（吴秀波与前女友高维那旧照）
高晓松拿57块钱的破吉他跟人茬琴时，吴秀波只靠莺歌燕舞就能月入过万。那几年，北京出租车每公里一块二，普通人坐都坐不起，但吴秀波能包出租车，一天甩掉大几十块，不带眨眼的。都是混北京大院儿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高晓松指着吴秀波：
你就是那纨绔子弟啊！
吴秀波家不缺钱，他父亲是外交官，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谈及父亲，吴秀波不假思索引用了日本歌曲《北国之春》的两句歌词：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
脖子上挂一串钥匙，一甩一甩跑回家，有种小大人似的独立与孤单。推开门，父母又在吵架，吴秀波就把自己反锁在里屋听《岳飞传》，想象自己骑着马，拿着那杆长枪，走在荒野上。这与成年后的吴秀波似乎还真有几番相似。
有天家里突然多了一个江南来的哥哥，两人虽同父异母，相处得倒还算不错。吴秀波的宝贝收音机坏了，只能趴在地上，耳朵贴近地板，蹭楼下的《岳飞传》。哥哥比较机智，递来两个杯子，教他怎么偷听能更清楚。吴秀波不喜欢念书，向来最怕考试，但哥哥高考朝阳区第一名，北京市第二名，北大物理系毕业继续读博，做了科学家。
吴秀波望尘莫及，他的拿手本领是逃课。
书读不进去，吴秀波逃课去日坛公园看别人练武，看了一个礼拜，摩挲下巴，选中一位高手，拜师跟人家学拳。也是巧了，就是因为这套少林长拳，让吴秀波在考铁路文工团时大展拳脚，被顺利录取，深得领导宠爱。
中戏表演科班出身的吴秀波早年是想当歌手的，所以工作之余搞了个副业，混迹夜场，唱首歌，报个幕，一晚上能赚30块钱。就这样昼夜颠倒，导致上班不是迟到就是旷工，经常被骂，吴秀波也不怕了，久而久之也就成了「老油条」。
有次团里搞大型演出，吴秀波又睡过头了，领导只能亲自上阵替他，事后让他写检查。吴秀波有个奇葩哥们儿，特别爱写检查，就主动将这事儿给揽下来，一个晚上，洋洋洒洒两万字，字里行间声泪俱下，领导觉得这检查写得够诚心，这事儿就这样翻篇了。
没过多久，吴秀波又迟到了。老领导气得七窍生烟，「我帮不了你了！」
「那我辞职吧。」
吴秀波承认一个事实，自己身上有优越感和闲散感，拖延症严重到，洗澡都能洗上4小时，但锅，还是要甩给时代的：
童年是生活极度平均的年代，没有任何压力，我们不产生童年的对比心；青少年时，改革开放，被禁锢很久以后反而有快感。九零年代和千禧年代，我们被摆在了社会栋梁的地方，我们肯定拥有工作，所以我们不恐惧。
大院里的孩子不愁吃喝，仅仅为了证明自己才需要去找一份工作，文工团内老朽的体制不适合吴秀波施展拳脚，「在这儿没有未来」，在文工团混了8年，吴秀波说走就走，转头去「和平house」当职业驻唱。
当时北京普通工薪阶层收入一般在每月200元左右，和平house门票定为80元，且天天爆满。10年后火爆的北京后海、工体在当时还是一个大杂院，和平house可称是京城夜场的发源地，来玩的都是有身份的人：老外、便衣警察，还有军官。他们穿着风衣、戴着蛤蟆镜，去歌厅看杠把子：「香港美食城」的韩磊，「大富豪」陈坤和戴军，还有和平house的头牌——吴秀波。
有天，歌厅新来一个17岁女孩，他们四目相对，「时间停滞在那一刻，外面风雨琳琅，歌舞升平，室内却是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这女孩叫高维那，13岁那年，她在歌咏比赛上第一次遇见比她大5岁的吴秀波，「那天阳光很好，他穿了一件白衬衫」。时隔多年，他们再次相遇。
吴秀波写过一首歌《跳舞女孩》，第一版名字是《粉黛》，写的是歌厅里一群跳舞的女孩，吴秀波整天跟她们一起，待在后台化妆，一圈凳子，一圈灯，对着镜子浓妆艳抹。他想表达的是，「其实她们看不到未来」。
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
2
放浪形骸
（2013年1月10日，北京，爱情浪漫轻喜剧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发布会）
20世纪90年代，歌厅逐渐不景气，同辈朋友都成了歌坛大腕，他却仍旧只是一个夜场驻唱。身为谷建芬的弟子、毛阿敏的师弟，吴秀波也是出过专辑的人，却被时代湮没了。说没有焦虑和失落，是不可能的。
女友高维那因为事业，掉头去了日本。吴秀波也乘着汹涌的商品经济大潮，下海经商寻找机遇，卖录音机DA27，卖衣服，开美容院，开饭馆……生意铺得很大，经营状况却一塌糊涂，很多时候，他连交房租都交不起。
后来又开饭馆，以为「会吃就会卖」，不料「会吃只能胖」，那会儿吴秀波胖成176斤，挺着大肚腩，弯腰系鞋带都困难，但他坚持留长发，「保留歌手的一丝念想」，出租车司机说，哥们儿是搞艺术的吧？
他说：我开饭馆儿的！
结果最常来吃饭的都是兄弟，「和青春有关的日子」一聊可以聊一天，其他客人的生意都不做，自然赚不到钱，最后连房租都交不起。饭馆关了，吴秀波欠了一屁股债。
纨绔子弟花钱不眨眼，吴秀波一边创业，一边花两三千块钱买BP机，上面一小排液晶，「齁贵」，没人呼叫，他就自己呼自己。吴秀波也不知道买来干嘛，只是西装革履，把BP机别兜里，半袢露出来，这样很有老板派头。
在东四，吴秀波租过柜台练摊，跟几个老板合租一间平房，特别挤，他羡慕别人自家的平房，挖个洞就是出售口。在这里，客人靠抢，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大声吆喝：大家来瞧一瞧看一看。
经历过纸醉金迷和人生起伏，30岁的吴秀波想安定下来，鬼使神差拔通高维那的电话「你回来吧，我们结婚。」
高维那放弃日本的事业归国，陪他经历事业的惨淡，多年以后，这位有名有脸的前女友写了一本书《带走爱》，书中记录她和吴秀波的爱情往事：看着他一天比一天像个生意人，我近乎绝望，我知道他是多么与众不同，多么有才华。
2002年，吴秀波34岁，败光了所有本钱，成了无业游民，一年收入只有8000元，北京有个词叫「蔫淘」，意思是不声不响的淘气，吴秀波打小就是这种，长大后「混不吝」，什么都不在乎，吊儿郎当，整日坐在上岛咖啡和人打扑克。
他身上有种放浪形骸的东西，非常脆弱，晃晃悠悠到30多岁，用玩世不恭的态度逃避一切。他太爱玩了，只要手里有10元钱，他就去玩，玩到欠人家一两千元，才想起要去赚钱。玩什么？比如打台球，到了迷恋的地步。
——刘蓓
也是这一年，他和高维那分手了，没多久，吴秀波结婚且有了一个儿子，妻子何震亚是圈外人，两人姐弟恋，年龄三岁之差。高维那也被家人安排，与追她很久的一个男孩步入婚姻，定居西雅图。
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那个西雅图。
3
烂仔想翻身
（2010年,吴秀波在《黎明之前》中饰演潜伏在军情八局的地下工作者刘新杰）
西雅图第二部，吴秀波扮演一个房产中介，疏离又绅士，文艺且淡泊，正是这种摸不透的气质吸引了汤唯，他在电影里说，我本质上对一切亲密关系就是不信任又怎样？人生而孤独，这就是世界。
现实中，吴秀波引用辛弃疾的一句诗，「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他不相信有永恒的爱情。也是，感情无非黄粱一梦，镜花水月，陪他西雅图的也早已不是同一个人。
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之前，也就是吴秀波婚后八年，他靠《黎明之前》一夜成名，当时他42岁，处在人生下半场。对之前的生活，吴秀波看得很透：「我身边有两个人吸毒死了，一个是我最好的哥们儿，一个是我曾经的女友，他们的不幸让他们丧失了生命，我的看见也让我幸运。」
吴秀波山根有一颗痣，网友特意去翻面相书，山根有痣的人多大器晚成。他小时候体育不好，立定跳远，跳三四次才能及格，在班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器晚成就好比在还没真正衰老前，跳过了及格线」。
在这之前他差点干回老本行，好友刘蓓拉了他一把：你当我经纪人吧。
好，但我不太会。
吴秀波没有说谎，他这个经纪人当得确实一般，谈合同之类的大事都由刘蓓自己上阵，吴秀波只跟在她后面拎包，或在刘蓓和她丈夫张建吵架之后，陪张建出去喝酒，听他发牢骚。可惜最终调解不成，两位好友还是离婚了。
张建决定帮帮吴秀波，他要拍《立案侦查》，演员有陶虹、牛莉、伍宇娟、冯远征、尤勇、傅彪以及刘蓓，吴秀波演男一号雷鸣，可以拿到将近十万的片酬。
按现在的话说，有这样的流量阵容，不红真是天理难容。那一年距离吴秀波学习表演已经过去17年，在片场，他演技生疏，差点被导演炒掉，为了上镜，他决定减肥。不再碰组里提供的盒饭，只吃黄瓜、西红柿或者蔬菜蘸酱，每天长跑10公里、游泳3000米，外加200个俯卧撑和200个仰卧起坐。一个多月下来，瘦了整整32斤。
每一个看过演员名单的人，都觉得吴秀波是潜规则上位。对他自己来说，压抑已久的人突然间得到一个舞台，「那种志得意满、那种表现欲、那种站在讲台上讲演的欲望，让你足以忽略这个职业的专业性，而所有观望你的人被你这种极度的表达欲和亢奋的状态所迷惑，大家觉得你演得不错。」
组里有人给他戴高帽子：孩子，回家等着出名去吧！
被赞美冲昏头脑，他信以为真。三个月过去了，单元剧突然不再流行，戏黄了。时运不济时，地利人和也没有用，再一次的失败让吴秀波彻底否定自己：其实坐在你们面前的真的是一个特没用的人，一个一无是处的烂仔。
为了继续赚钱养家，他「玩命」演戏，《黎明之前》手砸方向盘，砸到手腕骨裂，《剑蝶》里从四楼往下跳时威亚没拽紧又折断手，演《人山人海》演得医生说他胳臂险些就废。2008年，吴秀波拍《兄弟门》，同时在拍另一个香港班底的动作戏，十二天没在床上睡过觉。期间，父亲去世，因为工作繁重，两个组都没及时放他回家。
在遗物里翻出父亲生前的工资卡和社保卡，这让吴秀波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拥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工作，过去他是一个人生活，有多少钱花多少钱，更没交过社保，现在他有家有室，已不能像过去一样「在大街上狂奔」。
《兄弟门》拍完，吴秀波说，我的愤青时代彻底结束了。
4
本来无人设
（2018年6月26日，上海，吴秀波现身某晚宴， 获好友敬酒 ，仰头豪饮， 显酒量）
出名以后，吴秀波恐惧坐飞机，「一大家人就我一个人工作，我一上飞机，只要一晃荡，我就快疯了，如果我掉下去，他们怎么办？家里的房贷还没还完呢，孩子们下个学期学费怎么办呢。」事实上，他是在恐惧死亡带来的现实后果。
他常张口闭口谈及「死」。对于死，吴秀波不陌生，十七岁,还在铁路文工团的时候，职工吴秀波被确诊患上肠癌，病房窗台上，蚂蚁从水泥缝里爬出来，吴秀波晒太阳，试着接受了自己是将死之人的事实。
1985年，切掉一段四十厘米的结肠，由单位付了十三万医疗费之后，才知肠癌不过一次误诊，其实是「克隆氏病」，吴秀波活到了今天，年至50岁，正处于「中年危机时刻」，爬上山顶，发现旅途就快结束，安全感再也没有了，他开始走下山的路，路的尽头是「死亡」。
吴秀波说，有一种中年危机是信仰危机、情感危机。
我当过「愤青」，我当过自以为是的艺术人，我当过特屌的演员，我当过很多莫名其妙的人。我现在知道我是我父母的孩子，我是我孩子的父母，我知道我还没有真正找到我可以不畏生死的信仰，我知道人的一生不光有人开着机器喊「开始」和「结束」，我知道有晴着天的下午和阴着天的早晨，我知道所有这些时间我都需要安度。
媒体最烦波叔的一点就是把所有采访问题都上升到生命哲学高度，直接说晕采访者。
比如，记者问他演戏的事。他回答：如果你问我，能跟一个修鞋的聊6个小时吗？投入感情地想，我能。你能跟一个研究卫星的聊12个小时吗？我能。我在演戏中看到的全是假的，但我确能信以为真，这就是我天大的本事。
左右不过一句，我能把戏当真的演。
又有记者问，社会事件你都不关注么？
「一个宝塔有七层，二层说一层不对，三层说二层不对，四层说三层不对，七层说六层不对，宝塔就是宝塔，所以如果我还能说出这个对错，我就还放不下这个对错。」秀波大叔永远都是这么高深莫测。
他需要保持一种真实状态。有次采访途中，他点着烟，一时没想起要说什么，那哥们儿也点根烟，两人抽了半天，吴秀波问他，咱俩还聊吗？
记者回过神：哦，还聊。
吴秀波喜欢那种状态，他很尊重自我，就好比他200个采访里面，前50个他都不自在，前50个吴秀波都在想，我头发没乱吧？后面150个，他才开始想，我要不要抽烟，翘个二郎腿，只要放松下来，头发乱不乱，没那么重要。
可是群众却不这样想，吴秀波觉得自己像电线杆，每个人都往上面贴小广告，什么国民大叔、暖男、文艺大叔、妇女之友……但电线杆只想说：你贴你的，关我屁事。
您一定爱品红酒听钢琴曲。
事实上，我更爱吃卤蛋，爱听郭德纲相声。
5
世界是张大床单
（陈昱霖爆料吴秀波玩弄感情）
年初一篇《张扬导演，我爱你》让《冈仁波齐》导演张扬上了热搜，这个蓄胡留长发的已婚中年男子，在大理睡了个姑娘，姑娘错以为是真爱，一往情深，因为张扬自称不婚主义，且有家有子，所以她放弃小三上位的想法。
女人容易被男人哄得团团转，前有薛之谦「骗小三的钱养老婆」传闻，后有女文青「打炮会错意」。访谈节目里，主持人杨澜问吴秀波，对于小三追求幸福这件事，有何看法？
「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吴秀波说。
吴秀波的家庭生活是谜，结婚多年且有两个儿子，妻与子都在美国，如今小三陈昱霖控诉他「七年陪伴换来无情抛弃」，团队公关和当事人淡定得很，一个澄清也没有。前一天的「吴秀波风波」热搜，第二天就撤销下榜，得不到回应，只剩满屏「人设崩坏」。
当年在歌厅，吴秀波也有不少「果子」，不少「蜜」，他坦诚谈过数次恋爱，依然分不清哪次是真正的爱情。出于概率考虑，他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多谈。
毕竟波叔说了，世界就是一张大床单，我们都在上面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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