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黃的紙張，一片茫茫中，周潤發站在縮小了的飯店，似乎簡單過了頭。但在那一片白茫中，葉童在麥克風前淺唱低吟，周潤發縱馬馳騁。然而這部電影對於意識形態的解讀更甚於電影本身所包含的暴力美學成分。
1921年上海，傳說中的殺人王阿平一口氣殺光了兩百多個黑幫人馬，然後劃地為界，插刀石上，開了一間“和平飯店”。
自此江湖有規矩：不論任何人，闖了任何禍，只要跑得到和平飯店，任何幫會不得到此尋仇殺人！和平飯店亦謹守“只扮演旅館角色”的原則，只提供落難人吃喝住宿的歇腳地，永不保任何人離開！十年以來，從未破過例。一個殺人王聚集成無數個殺人王。
直到十年後一日，歌女阿曼的到來。她帶來了陰謀和愛情，她的陰謀毀了和平飯店，而她的愛情卻拯救了殺人王。誠然，殺人王死了，但他在道德上獲救了，至少完成了電影本身或者說導演韋家輝的邏輯：誰也不比任何人有著更少的道德上的優越感。殺人王也不例外。
似乎有點像談禪了。
王朔的《我看金庸》裡有一句話：無論好人壞人，到頭來全都皈依佛教。批評的是金庸對壞人的心慈手軟，不肯將他們打入十八層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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