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年华》评介11：曾令萍：最好的礼物
最好的礼物一一读《敕勒川年华》有感
曾令萍
一
《敕勒川年华》是在我下乡50周年之际意外得到的最好最厚重的礼物。
我与作者同是北京老三届，同样经历了1966年到1968年的北京中学文革，又都在1968年9月到敕勒川插队，我与他有着太多相似的经历和感受。
但我们不在同一个公社，我以前也不认识他，50年后我们竟在《敕勒川年华》重现的时空中相遇，对书中的人和事我几乎都有迹可寻并心领神会。
比如书中主要人物之一卞清怡的原型，他的出身经历、他失明的左眼、他的自证清白、他牺牲前19天给友人写的那封信（p.86）。
比如舜天中学的阳校长。
比如后套的“一位吕姓老知青”和“被投入牢狱的思者”（p.285）。
比如“运动中顶层当红一位，他的女儿”（p.305）。
更不用说5
号首长、云主席、晏老师了……当然还有“中山公园音乐堂那一幕”（p.87）；那些“胡理”、蒙曲儿、老乡用语录纸卷纸烟、麦收后播“淫调调”（p.164）、家谱云图、打井、杀狗、捕吃沙鸡、捉蟾蜍、碾虮子抓马虱等等等等，太多太多，比比皆是！
所以，我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这章章锦绣字字珠玑，一边分享着、咀嚼着、回味着、共鸣着、满足着、兴奋着书中的点点滴滴，并不时与作者的所思所想碰撞出火花。这是多么美妙的奇遇！这是多么不可多得的心灵满足和精神享受！
二
《敕勒川年华》是青春文学中少见的大视野佳作，书中对敕勒川的历史、地理、人文、天种天熟的生态农种、协和农业、庙仓经济、民俗民风、方言土语、库伦会独贵龙、换婚、长先幼继、农作物、经济作物、药材、畜牧、刺马饮血、杀羊解羊、傅作义的晋绥军、共产党的大青山游击队、甚至传入蒙地的佛教及其弥勒神佛、天主教及其糜子教友奶子教友、誓约缔盟等等全都有记述，堪称敕勒川的百科全书。
作者还对那个特殊年代的国家命运作了精心的提炼和分析，对敏感的人和事也秉笔直书。
比如书中对血统论和阶级斗争就有多处评论和抨击。
对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学大寨，对因“终年无娱乐”而“多是消遣”“斗嘴调情”的“男女不设防”、怡情小赌，“剂量有限、辅助治疗、难能成瘾”吸食“洋牡丹”的“农余三事”，也都有着自己的见解。
对“弯弓射雕”更有独到的思考，书中结尾处甚至还提到“体制性障碍”（p.333）这样的议题。
一一这是作者的良知，也是本书的独特性之一。
基于作者对敕勒川历史及其典故、地理地貌、風土人情、习俗方言等等的熟悉，加之他塑造的每个人物都有其原型，使得他对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特点和故事情节脉络驾轻就熟，浑然天成。
正因为作者的灵魂归所于敕勒川这片神奇的土地，作者的血液流淌着敕勒川的精神和风采，因而这个奇特的所在给予他的种种启示便凝聚成了俯拾皆是的精练而优美的文字，在此仅举两例——
描写灌渠：
遇上朔风激雨，牵上缰绳就跨坐骑，冲上茫茫田野，金钟倒挂，脸贴地皮，黄泥浊水，任由迸溅，水道流向立判，渠道曲直了然。（p.53）
讲述故事：
他的媳妇子桂秀，和一个富农的儿子，安宝宝，“牵手手，亲口口”，厮混在一起，“好想你”“要寻你”，正在承欢房事。（p.261）
足见作者神韵自成的语言功力，加上信手拈来的敕勒川方言，每每捧读，都令人沉浸在一种妙不可言的情感享受之中。
三
本书着重描写了主人公司马小宁从青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中，“深浅不知”“少不更事”的两件事：
他组织村里青年打机井时，出了安全事故，伤了赵小娃的脾脏。在医院陪护期间，小宁始终十分郁闷，懊悔自己事情没办好，闯下大祸。小娃出院后，小宁到赵家对小娃的父母＂低头弯腰，一躬不起＂。二老却不仅没责怪他，还悉数知青们为村里做的好事，要小宁和小娃做好兄弟。小宁感动得热泪满面。几个月后村里用招工指标安排小娃去了旗水泥厂。后来小娃身体很壮实，还娶了妻生了娃。
当他得知岱村的干部没按照队里与知青在库伦会上签下的互谅文契，再次分了私粮，还瞒着知青时，火冒三丈。但他碍着副小队长张兰兰是赤贫，便把火撒在了富农分子安福锁身上。从未打过人的他抡开右臂，摑了安福锁一个耳光。
事情“和解”后，小宁虽心里有愧、不安，却根本没有想到过应该去向安福锁道歉，也是潜意识里忌讳安福锁的富农高成分。
成年后，小宁认识到他的这种行为属于“人身歧视”。
“这个平生最大的错误”，使司马小宁煎熬多年。他上大学后曾多次回村，想找到安福锁，哪怕找到安的儿子或安的其他后人，说一声道歉，可是没有找到，这使他一生都难以平复。
我以为，这种人身歧视，毫无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意识和自觉，固然源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的根深蒂固，也源于小宁自己的出身优越感，仍是血统论在作秽。
文革初，我们很多人或大或小多多少少伤害过他人，后来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良心的谴责。可是我们像司马小宁一样，当时根本没有道歉的意识和习惯，也是碍于面子、碍于被伤害者的“牛鬼蛇神”或“狗崽子”身份，结果在本可以道歉的时候没有抓住机会，后来便永远失去了机会，成了自己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结。
一旦发现自己犯了错，就要立即道歉，不能等以后再说。这是作者通过本书要我们记取的是司马小宁的、也是我们大家的教训。
四
在本书中，我意外地找到了我们老三届对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长期不得其解的问题的答案。
比如：为什么在“红八月”的北京，“能折腾的，甚至很残忍的，女性要比男性还多”（p.317）？为什么正是北京最好女校的学生成了首当其冲的文革打手？作者借清怡之口“女性的激发阈值较低”（p.318），给了解答这个问题一个值得重视的角度。
另外，对“时不时被校友提起”，又“常听人吵吵”的北京第一个打死校长案，作者也通过司马小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做起了专业史学研究，育实中学成了重点专题”（p.323）。打死校长有两种可能,真有让校长致命的某某,也可能是群体行为。而如果是众罪该让谁认罪认罚？
不同于自上世纪60年代末起西方国家出现的如意大利的红色旅、法国的红五月、西德的红军派等左翼激进、叛逆的青年，他们是在自己法制完备的国家自发自觉地造反、搞恐怖活动。所以凡是触犯刑律的，后来一律罪不得免。
文革初我们中国的红卫兵则是奉旨造反，是被引领，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下进行的。
对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虽然上面早已有了“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过公诉公审平反赔偿，但如何休止恩怨、抚平那全局性长时间的过失带给人们的伤痛，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疑点。
本书塑造的知青人物之一，那个“京城名校育实女中学生”，湘籍红军军长的女儿，文革初当过“老兵”，曾身着戎装登上天安门与毛主席握了手合了影，下乡时到了其父工作过的敕勒川，“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赵小驹，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
文革初在那次批斗教育口领导和校长们的著名大会上，搞喷气式、抡军用皮带有她的身影；作为西城红卫兵代表她曾声援东城红卫兵强行进入雍和宫造反；下乡后为“保障以粮为纲”，她“挨家挨户剜枸杞、铲党参”；她还为征粮杀狗，成了“不洁之人”；“运动”中她不仅不听巴师长要去撤火、不要添柴的劝导，反而认为巴师长也是坏人，大搞逼供信，结果“误伤误亡”。
运动纠偏后，她在岱村不好意思待下去了，便走后门去部队当了兵，后来成了一名军医。
因涉嫌公社书记云贵小之死，她恐慌了一阵，后来由于“运动事出有因，问题在上面”，她“同许许多多参与者一样，躲过一劫”。“但她自己，心里却时有不安”，因为吃了“瓜落儿”也时有委屈，毛主席逝世时她还曾担心会被清算。
无疑，赵小驹这个人物极具现实生活中的典型性。
对文革，尽管上面定性为全局性、长期性的严重错误，而对人的处理则＂宜粗不宜细＂，所以伤人者、被伤者以及互伤者们之间的恩怨多年来从未休止。几十年来，绝大多数赵小驹们虽不曾发声，却心存愧疚，十分懊悔，并一直在寻求解脱、了断之道。
如何解脱呢？如何摆脱压了她／他们大半生的心理重负呢？究竟该由谁来了断？怎么了断？在她／他们的有生之年还能了断吗 ？一一这既是赵小驹们，也是文革关注者、研究者们，甚至是一些被赵小驹们伤害过的人们长期未解的难题。
作者在本书中给出了他自己的解答——
“忏悔得救赎”。
“对就接着做，錯就改过，等谁了断？先自己了断！”
此外，作者还借小宁父亲之口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社会不再无序了，连我们的人格、个性都会好起来。”（p.332）
五
本书仅仅展现了曾经“一门心思为读书，清教徒似的，不吸烟、不喝酒、不看戏、不跳舞，立志是要考清华、北大的”（p.15）北京重点中学的一伙尖子生们在敕勒川这片土地上“要做事、做成事”（p.180）的一幅幅生活画卷，他们“拉电、种菜、栽树、沤肥、行医、教书、喂牲口、务良种……”（p.127），还有的担任了大、小队会计和副大队长，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着各自的价值，五年后他们都先后上了大学。如今，他们要么成了国内的专家学者大学教师，要么旅居美、加（ p.3）。
对此我有些许遗憾：尽管我们绝对不该苛求本书像梁晓声的《知青》那样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全景式的呈现，让各类知青得以按自己的人生体验找到其共鸣点，让各类读者对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上山下乡运动能有个尽可能全方位多层次的了解，但毕竟敕勒川的知青们并非都来自名校，也不都像岱村的知青那样出自＂身贵名重＂的家庭（p.24），后来更没都成了栋梁之材。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燕化附属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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