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创始团队：最初的神明（117）
李渊收拾完家里两个儿子，外面的事情倒很简单。七月五日，仓猝起兵的杨文干就不打自垮，被手下人斩杀。不知道司马光掌握了什么材料，紧跟着来了句‘抓获宇文颖，斩首。’应该是就地灭口的意思。
这样，前后不过十来天功夫，杨文干事件迅速平息。
柏杨《白话资治通鉴》
杨文干这个案子，名气不大，实际影响很大。名气不大，因为李渊处理得高明。此案从头到尾可以说一团乱麻，你要细细去查，查个一年半载也不见得有什么结果，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快刀斩乱麻’。俗话这么讲，其实包含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很多时候，复杂事情要简单处理，叫举重若轻。李渊判明了太子没大问题，当机立断、让他回京主持工作，态度鲜明、各方安定。一桩惊天大案，就此迅速平息。单凭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李渊治国功力之深厚。
说影响大，因为这个事件打破了原来微妙的平衡，事情的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直接了当地讲吧，杨文干事件就是玄武门之变的序幕。
估计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司马光写这个事情是很卖力的：前因后果、素材分析，哪些可信、哪些存疑，花费大量篇幅，手都写酸了。不过他所处的环境和位置，受到很多限制：作为史官下笔要谨慎，取舍可以、推论不行，哪怕再合理的推论；李世民是板上钉钉的明君，唱赞歌可以、抹黑不行。书写完了是要呈给皇上看的，皇帝这个糟糕的职业群体，好容易出个楷模，你把人家写成一个野心家、阴谋家，阶级立场何在？所以，他虽然花了大力气，我们看的人还是云里雾里、搞不清状况。小的细节不说，起码这几点完全让人想不通：
第一，尔朱焕和桥公山，他们两个吃饱了没事，怎么会想到告发领导呢？
中国人的传统是不和领导公开作对，何况还是太子这样的‘副国级’领导。太子真要谋反，你害怕受牵连还说得过去。问题是回过头没有找到太子谋反的证据。他们两个这么干，不怕掉脑袋吗？
太子就是未来的皇上，跟着他混不愁没出息。尔朱焕是郎将、桥公山是校尉，也是五品六品官、师以上干部，放着大好前程不要，为什么非搞个火坑往里跳呢？
然而，两人就这么干了，必定有他的理由。我们没有司马光那么多条条框框，可以试着作个分析。
首先，告状要有证据。这个证据是本案的核心，档案里不可能遗漏。司马光讲半天，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一副铠甲和一道口信（‘使文干举兵，表里相应’）。
铠甲算什么证据？唐朝的法律是有规定不得私藏铠甲，但李建成是太子、又在长安主持日常工作，别说一副铠甲，就算十副百副，还不是手下打个报告、有关部门填张调拨单，就轻松解决问题？所以这根本不是个事，顶破天算个旁证，关键还是在口信。
那么，尔朱焕他们真的会说：太子传话，叫杨文干发兵谋害皇上吗？或者换个角度：太子可能叫他们传话，让杨文干起兵吗？
造反是为了活，不是为了死。当时的形势，李渊对李世民是‘恩礼渐薄’，李建成和李元吉是‘转蒙恩宠’。什么意思呢？李渊是李建成的坚强靠山。
凭李世民的能力、军功和人脉，李建成是他的对手吗？如果不是，凭什么稳坐太子之位呢？还不是有老爹在撑腰。李建成又不是傻子，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去干一件事——推倒自己的靠山。
造反是个高风险的事，真要搞必须一击必中。必中的目标是谁呢？当然还是李渊。必须第一时间控制住李渊，才有成事的可能。你现在造反的两个人和李渊分处三地。那时候又没有手机无线电，挑这时候起兵，还找了个不知名的外地将领，这不叫造反叫作死。
同样，告状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信。你说出去的话都没人信，那不叫告状叫找事。领导最讨厌有人找事。
告状也是个技术活。象李渊这样级别的领导，在他面前打小报告的人多了去了。他要那么好糊弄，还想混到今天？尔朱焕他们在皇上面前，不过是个小干部。小干部告大人物，就算告的是实情，还怕话说不利索搞砸了，何况只有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口信。
然而，在上述所有理由都不成立的情况下，这状居然告成了！李渊不说全信，起码信了一部分，要把太子招来问个明白。
难道尔朱焕、桥公山是埋没于历史中的天才说客？又或者，他们对李渊施了什么催眠术？
有句话说得好：排除掉一切不可能之后，剩下的就是真相。
对太子的谋反起诉不成立，但他又成了嫌犯。那就只有一种可能：起诉的是其他罪状。
这个罪状，必须大到能引起李渊的怒火，同时能够让李渊立即上勾。再圆满一点，最好还能引起犯上作乱的猜疑。
正好，现成的就有这么一条，可以套上李建成的脖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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