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范冰冰偷稅漏稅的事情受到了網友們的廣泛關注。在近日，也有了最終的結果——范冰冰要補繳8億元的稅款及處罰金。此次事件的長尾效應也開始顯現，在范冰冰發表道歉聲明後，一夜之間，127家代言企業被傳“撤退潮”。
與此同時，還有人爆料，范冰冰正低價拍賣出售名下的41棟房產，籌需繳納的資金。可以說，范冰冰目前處於其人生的低谷。
隨即李晨又上熱搜了，我想他最近應該是痛苦的：說話上熱搜，不說話也上熱搜；說話是錯，不說話也是錯。所以這種情況背後反映的是什麼呢？
當我們罵李晨時，我們究竟在罵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想先和大家聊一個關於法哲學的故事。
每次和一些對法律感興趣的朋友聊法，我們通常都會聊到一個關於蘇格拉底的故事。公元前399年，雅典的公民大會以瀆神罪和腐蝕雅典青年思想罪判處蘇格拉底死刑，行刑前，蘇格拉底的學生和朋友買通守衛，決定幫助其越獄，但他拒不越獄。他的學生對蘇格拉底說，雅典的法律是多數人的暴政，沒有公平正義，民眾沒有遵守它的必要，老師我們可趕緊走吧。在此情形下，蘇格拉底反問學生：“所以越獄就是公正的嗎？對一個被判有罪的人來說，即使他確信對他的指控是不公正的，逃避法律制裁難道就是正當了？”
於是從蘇格拉底和學生的對話中，我們能看到一場兩難：我內心確信公民大會對我的審判結果是錯誤的，但若我拒絕並抵抗了這個審判結果，我自己似乎又成為了另一個錯誤的人。在此情況下，我究竟該怎麼辦？
這個經典的法哲學問題叫“惡法亦法”還是“惡法非法”。
關於惡法是不是法的討論，本質上反映的是一個法的價值衝突的問題——即，法既要捍衛自由，又要捍衛正義和秩序，在各個價值產生衝突的情況下，法律到底應該遵循、保護哪一份價值？
一些主流法學家認為，法的價值位階由高到低分別是自由、正義和秩序，法的最高價值是自由，所以在這個觀點下，惡法不是法，因為它的“惡”是為了維護當時的秩序，而這份維護秩序的需求侵害了人基本的自由，也就是法的價值的“最高位階”。
（不過這個結論需建立在“惡法”確實是“惡法”的前提下，因為對很多人來說，評判一條法律善惡的標準通常是“對自己是否有利”。）
但實事求是，在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面前，一切法學家都是紙老虎。先賢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法就是統治階級維護自身統治、貫徹自己意志的工具。在這個理論下，不同國家法的價值位階會有變化，有的把自由放在前面，有的把秩序放在前面。
所以我為什麼會先和大家聊法價值的位階呢？
因為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思路，那就是當不同的、貌似都沒有錯誤的價值觀發生衝突時，我們應該如何思考、該如何面對自己內心困惑。比如范冰冰和李晨的問題。
在范冰冰偷逃稅款事件曝光以前，李晨和她的感情是受到大家祝福的：這份愛情渡盡劫波，人們忘記了那八塊心形石頭，忘記了所謂的插刀教，忘記了之前關於範爺私生活的風言風語，給二人送上了最單純的祝福。這份祝福，是給愛情的，無論他們之前經歷了什麼，他們有此時的心心相印就好。
愛情是人類生活美好的標誌，我們是在通過祝福他們祝福人類的美好。
但是事件曝光後，儘管這份感情看起來沒有變化（二人不僅沒分手，還說一起渡過難關），但輿論的風向卻因此發生了巨大轉折。對這份轉折感觸最深的應該是李晨：他不說話，輿論會說他不夠爺們，他說話，人們又會說“你還好意思在這丟人現眼”呢。
這矛盾嗎，這衝突嗎？
對此一些朋友覺得很荒誕，其實不然。
因為我們已經在無形中對自己內心裡的幾個價值排了序。
遵紀守法代表的是與我有關的社會利益（貧富分化、稅制公平都囊括其中），情感生活代表的是與我無關的私人利益（你倆結不結婚生不生孩子其實對我並沒啥影響，當下明星沒有kol的作用，他們最大的價值是談資），在“與我有關”和“與我無關”之間，在“社會利益”和“私人利益”之前，我們選擇前者。
所以，正在輿論風口浪尖的當下，范冰冰也好，李晨也罷，他們無論做什麼都是錯的，因為他們頭上還戴著一頂違法亂紀的帽子。在這頂帽子面前，純粹的感情生活並不能成為抹掉汙點的那一塊抹布。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又不得不面臨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要不要選擇原諒。
具體來說，就是如果范冰冰已經對自己的違法行為承擔了代價，我們要不要對她、對李晨換回一種平和的目光。
在有的國家，他們會認為不違法犯罪是一個公眾人物的底線，如果讓一個有汙點的明星沉渣泛起，重獲榮光，那這將是對社會與法的打臉和褻瀆，所以一次涼涼終生涼涼，即使不以死謝罪，那也得終生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在有的國家，他們“堅決貫徹”自由的最高位階，在汙點明星通過承擔代價來實現了法的秩序價值後，你要怎麼做我管不著，別人有的機會你還是有，因此我們能看到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不乏吃喝嫖賭的明星和藝人。
所以在你心裡，你是怎麼想的呢？
你是覺得冰冰就該涼涼，涼涼屬於冰冰，還是覺得涼涼是涼涼，冰冰是冰冰。
這個選擇並非“與我無關”，而是與你我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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