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扫描40年明星企业路径

1977年7月，南京的夏天异常闷热。南京大学一位中年教师胡福明，在医院照顾因病入院的妻子。同病房里有四五名女病人，他不方便进去陪护，就在医院走廊构思了一篇文章。

投稿后，他对一个好哥们儿说，“我坐牢你要送饭”。哥们儿答，“那当然，你坐牢我肯定会送饭。”

1978年5月，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在当时的中国如一声炸雷，引发激烈讨论。邓小平看后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这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福明没有坐牢，迎面吹向他的，是改革的东风。

这是刊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光明日报》和修改过的清样（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文 | 祁 蓉

制作 | 王 奇

实习生郭树皓、胡佳顺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经济参考报”（ID：jjckb-wx），原文首发于2018年9月19日，原标题为《弄潮40年 | 那些潮水的方向，那些被改变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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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83：万物生长

1978年春天的大学校园，清新怡人，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

借了辆自行车赶考的冯仑，进入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游吟歌手”徐小平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

熊晓鸽忐忑的从工科调剂到湖南大学外语系，唯一能说的完整英语句子是“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

阎焱那时的理想还是飞行员，在收到南京航空学院录取通知书后，他嘚瑟地对办理转关系的公社干部说：“我要去开飞机了，到时候我的飞机落在这里，就可以把你们接走了。”

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迎来了“三剑客”黄宏生、李东生、陈伟荣。20年后，由这三人领导的创维、TCL、康佳，占据了中国彩电业的半壁江山。

半年后的秋天，29岁的马蔚华圆梦吉林大学经济系；12岁的少年张亚勤用一个月啃完高中教材，考入中科大。

1978年，这是中国和时代的一个重要拐点，高考史上罕见的一年迎接了两届学生。从1180万考生中搏杀而出的 62.7万新生，带着希望和梦想涌向校园。无数个体命运的轨迹，自此改变。

这是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并非人人都如此幸运。

刘永好三兄弟的大学梦因成分问题戛然而止，干脆养起了鹌鹑，报考常熟师专的俞敏洪落榜了，成为了全班唯一一个没被录取的学生。潘石屹养的猪被狼吃掉了半只脸，他还没有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就又担心起另一件更让他恐惧的事儿：他只有一条裤子，如果磨破了，会露出里面的花裤衩。

上大学并非是那时唯一的选择。让人羡慕的还有王健林、任志强、宁高宁这样的军人，张瑞敏、王石这样的工人，以及柳传志这样的技术员。

敏锐者早已从蛛丝马迹中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有志者亦不甘被庸常的生活所埋没。

1978年，已过而立之年，端着茶杯看报纸的柳传志，竟在《人民日报》上惊喜地读到一篇教人养牛的文章。

比他小一岁的任正非因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被派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第一次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

27岁的任志强荣立三等功，满心欢喜地向父亲汇报，却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决心自己打拼出人头地。

和他同岁的王石，睡在铁路边的临时宿舍里，晚上工友打开电视，断断续续接收的香港台里，那些刺激感官的画面，让他感到新鲜、诱惑。

即将到来的80年代，的确和电视画面一样绚烂多彩，但他们还不是舞台上的主角。

乡镇企业四大天王——大邱庄的禹作敏，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横店村的徐文荣，身兼党支部书记和乡镇企业法人双重身份，是一个村或庄的“教父”。

步鑫生在车间，与工人一起研究新产品的剪裁方案（1984年6月11日）。新华社记者 戴纪明 摄

比他们更出风头的，是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时代的高光，打在这个敢砸“大锅饭”的厂长身上，即使是鲁冠球登门，他也无暇接见。无数场全国巡回演讲，如同现在疯狂的粉丝见面会，“你砸我牌子，我砸你饭碗”的口号响彻全国。

万物苏醒，肆意生长，录音机中飘出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仿佛个体自由伦理的“我在”呢喃，弥漫着一种无坚不摧的颠覆渴望和哲性魅惑。

喇叭裤子像裙飘，花格衬衫扎外腰，蛤蟆镜上贴商标，头发烫的像羊羔。

1982年1月，上海最大的一家理发店——南京理发店新添置了26台大型落地吹风机。每天这里接待250多名女顾客烫发，星期天增加到350至400名。新华社发

渴望冲破束缚的城市青年，用奇装异服彰显个性；而在偏远的农村，泥泞求存的小人物，则引爆着一个又一个改变中国的大事件。

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按下红手印；在家门口卖纽扣、拉链，遇到打击投机倒把就慌忙躲起来的章华妹，成为中国第一个合法个体工商户；一个炒瓜子的“傻子”年广久，给改革出了道难题，雇12个人，算不算剥削？

这些来自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小人物，随着潮水的方向行至浪尖。他们没看过高深文件，没学过改革理论，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构成了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全部动力。

他们是宏大构想中的人间烟火，用行动，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初心，以及，改革的力量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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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991：激情燃烧

到1984年，年广久瓜子厂雇佣人数已超过百人。面临牢狱之灾的他，被邓小平点名保护，“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有人大喊着报信，“傻子不得了了，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那一年，邓小平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老人的一句话振聋发聩，惊醒无数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被确立，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无数愿意用双手创造财富的“傻子”，一头扎进神秘莫测的“海”，开始了一场改变命运的探险。

已届不惑的柳传志，终于忍受不了每日看报的生活，怀揣中科院的20万投资，开了一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

没什么生意，柳传志就摆摊卖起了运动裤衩和家用电器。他把钱缝到裤子里到处进货，“倒爷”之路并不顺利，很快，就被一个女人骗走了14万。

33岁的王石，却已是玉米界资深“倒爷”，他筹建了一个奇怪的公司——“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公司做了一个硕大的霓虹招牌，到了晚上，艳光四射，每个夜间进出特区的火车乘客，都会多看几眼。四年后，公司改名万科。

为了给华远赚出注册资本，任志强倒卖了80多台电视，赚了30多万。之后，他从银行申请了几百万的贷款，南方采购、北方销售。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1978年至1984年，六年的积攒，让改革的潮水，掀起了第一次全民下海的巨浪。

23岁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么都不干”。

在惠州，27岁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与香港人合录磁带，未来的TCL发出了第一声。

在广东顺德的容奇镇，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但已过半百的潘宁，凭借手锤、手锉、万能表等简单工具，硬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

数年后和潘宁共同成就“北海尔南容声”传奇的张瑞敏，正顶着压力，接下已经亏损147万的街道小厂。新官上任的他，气愤地烧了“第一把火”—— “不准在车间大小便”。

1985年，海尔砸掉76台不合格冰箱。

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国企迎来大放权。两件事得以明确，一是厂长负责制，另一是，可以贷款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这让褚时健眼前一亮。在昆明一个申请贷款的会议上，他把自己的总工程师拉出会场，飞奔到一个小饭馆，没笔没纸，就用筷子蘸着碗里的米汤算账。当米汤汁铺满了大半张桌面时，两人飞奔回来，当众报出了一个当时看来的天文数字——2300万美元。自此，玉溪烟厂全部换成国外一流设备，换道超车。

此后的褚时健，一路开挂，远处的哀牢山，他只是一瞥而过。

新东方“三架马车”当年尚无踪影。俞敏洪站在北大礼堂某个角落，看校团委文化部长徐小平和艺术团团长王强，在舞台上闪耀光芒。

激情燃烧，潮水奔涌。1984年创立的企业，许多至今仍星光熠熠，若干年后，这一年被很多人称为“中国企业元年”。

几个年轻人，闪身而过，勾勒命运的细节。

10岁的刘强东，因为第一次看到了电灯而心潮澎湃。

第三次参加高考的马云，总分还是差了5分，被杭州师范学院破格升入外语本科专业。

在西安上大一的周鸿祎，编了一个小程序在电影院门口“科学算命”，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块。

初二的马化腾，举家迁到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

三年后的1987年，一个青年人给 “蛇头”交了50元后，从铁丝网下的洞爬了过去。兴奋叫道：“深圳，我潘石屹来了！”

也是这一年，深圳两间四周杂草丛生的“简易房”里，任正非和他人合伙投资21000 元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取名“华为”。那年他43岁，决意放手一搏。

要搏的还有宗庆后。1987年，他准备在儿童营养液领域发力，朋友劝阻，他说“你能理解一位47岁的中年人，面对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

没有人敢轻视一个发狠的中年人。

1989年香港联想大亏，中年人柳传志急急忙忙赶到香港，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对香港的合作伙伴说：“我这次是腰里别着手榴弹来的，如果公司垮了，我会绑着你们一块儿跳楼！”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底色，但不论哪个时代，那些咬牙切齿和生活死磕的人，总是更能得到命运的垂青。

80年代末，一首叫黄土高坡的歌让整个中国刮起了西北风热，街上老幼妇孺都会哼唱，“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那时风刮过的地方，还没有猪能随随便便起飞，西北风掠过苍茫、悲凉、激越、深沉的黄土地，只留下肆意生长和关乎生死的粗野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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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8：光辉岁月

在历史的另一个切口里，“留学热”日渐升温。

1985年，唐骏去了日本；1986年，阎焱、熊晓鸽、张朝阳、张亚勤去了美国；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国，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盘子，和在国内发展的俞敏洪像两条平行线，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俞敏洪和徐小平的生命轨迹再次相交，已是1995年。俞到温哥华邀徐回来加盟新东方。徐小平问：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 俞沉吟半晌答：“还缺少崇高感！”

徐小平出国的日子，中国改革开放迎来新的高潮。

深圳特区的打工妹（1992年9月10日发）。新华社记者 潘家珉 摄

1992年，已经88岁的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发展才是硬道理”，南巡讲话，又一次荡起了滚滚春潮。万丈春辉，暖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步伐气壮山河。这一次被点燃创业热血的，还有一大批体制内精英。

相较于此前由下而上“仰攻”的草根从商，这批精英携体制内历练多年的优势，呼啸而下。

副局级干部陈东升，离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拍卖、中国第一家物流公司宅急送，后来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上班的毛振华，下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评估公司。

在物资部对外合作司工作的田源，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

人事司司长狐疑问到： “你说不要行政级别，是不是骗我们？”田源大笑：“我今天离开这个门，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冯仑，决定到海南碰碰运气。和他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

六个人一拍即合，“万通六君子”出道，很快，就在“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癫狂楼市中，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从左至右依次为冯仑、易小迪、王功权、潘石屹。

29岁的千万富翁李书福，在放弃自己一手创办的北极花电冰箱厂后，也来到了这片热土。

直到海南楼市泡沫忽然破裂，“跑得太慢”的他把“几千万全赔了”，由此彻悟：“我只能做实业。”

血气方刚的史玉柱刚刚创立巨人公司一年，他以豪赌的方式用一张汉卡，在中国早期IT界杀出一条血路，打算建一座高耸入云的巨人大厦。

任正非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机，华为自主研发的大型交换机，终于在这年研制成功。1992年底，华为的销售额超过了一亿元。

1992的波澜壮阔，出国的徐小平自然无感。

那一年，被北大开除的俞敏洪办了一个培训学校，刚有起色，一个广告员被竞争对手捅了三刀。为显示自己的真诚，俞敏洪请公安局的人吃饭，喝酒喝到了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脱离危险。回家的路上，他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我不干了，把学校关了。”

俞敏洪后来出了本书，叫《挺立在孤独、失败与屈辱的废墟上》。

92年前后下海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有个浪漫怀旧的名字——92派。

92派是 “夹心层”，用陈东升的话说：上，有引领风潮的草根派，他们属于“制造英雄”“工业英雄”；下，有独领风骚的海归派，他们算作“互联网英雄”“新经济英雄”。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适应经济发展，培训企业管理人员，1994年举办8期中英文电脑学习班、共培训企业干部、社会青年、外来工等350多人（1994年11月15日发）。新华社记者 刘玉生 摄

1992年，日后翻云覆雨的 “互联网英雄”，还奔波在各自的命运之路上。

刘强东那年18岁，他背着被子、脸盆和老乡们凑的76个鸡蛋，以及缝到内裤里的500块现金，兴冲冲到人民大学报道。为赚生活费，他一个周末抄了4万多个信封，宿舍熄灯，别人都睡了，他就搬个小板凳在厕所、走廊抄。

马云从大学毕业当了英语教师，嫌工资太少，就和几个朋友在杭州办了一家小小的海博翻译社。

王志东宅在家里研发“中文之星”中文软件平台。马化腾还有一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去了一家通讯公司打工 ，文静低调，不显山不露水。

雷军加入做软件的金山公司,丁磊在成都读大三，李彦宏在美国攻硕士。

张朝阳戴墨镜扎马尾，一边叛逆着,一边拿到了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三年后从美国回来，他才感到“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

“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 ，经过多少年 ，才能走到终点，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 ，多少血和泪 ，才能慢慢实现， 潮来潮往世界多变迁 ，迎接光辉岁月，为它一生奉献……”

1990年代，Beyond乐队一首《光辉岁月》，让许多躁动的灵魂得以安放。

每一滴泪水和汗水都是相同的，每一代弄潮儿的苦楚和风骚却各有各的不同，他们的落寞与辉煌难以复刻，集结了太多的天时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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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8：随风起舞

千禧之年，当张朝阳登上《亚洲周刊》封面时，李彦宏在北大资源宾馆租了两个房间，员工只有8人，决心打造中国自己的搜索引擎。

昔日的翩翩少年张亚勤，回到祖国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出任首席科学家。

陈一舟、周云帆、杨宁带着20万美元，走进清华大学九号宿舍楼。他们逐一敲门，寻找计算机系的学生加入，一年以后，Chinaren火爆。

毕业自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名校的更多留学生，荣归故里，浩浩荡荡杀入中国互联网大潮时，杭州一个叫湖畔花园的小区里，马云对他的18罗汉说，“现在，你们每个人留一点吃饭的钱，将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在中国，而在美国的硅谷”。

在上海，陈天桥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加上妻子、弟弟，员工一共六人，要打造 “网络迪士尼”。

比他们更早进入互联网的马化腾则面临资金链的断裂，他一连谈了4家，也没有卖掉腾讯，心情复杂又沮丧。

失意人又何止于小马哥。褚时健在监狱度过1999年的最后一天，73岁的他，在这一年被判无期。

21世纪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来了。

2001年百度的董事会上，李彦宏提出做竞价排名的计划遭到了一致反对。他怒了，将手机狠狠地摔到了桌子上，吼道：“不做竞价排名，那就别干了！”

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字仪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 摄

站在时代舞台中央的，是房价一路高歌催生的地产大腕。

2003年王石成功登顶珠峰，脸庞写满“人生得意须尽攀”。潘石屹儿时的恐惧烟消云散，在新建的SOHO现代宫殿里，到处摆放着憨态可掬的肥猪雕塑。任志强玩起了微博，用5年时间，发了9万多条，平均每天50条。

以渠道创新剑走偏锋的家电连锁大王黄光裕，在2004、2005、2008三度问鼎中国首富。有记者问：“你觉得自己做得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他想了半天才勉强回答：“可能现在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东西，不用再先问价钱了。”

2008年底黄光裕入狱，与他争霸多年的张近东却并没有失去对手。竞争不是来自现实中的同行，而是另一个维度——互联网。

中国互联网人口第一次历史性的超过美国。接下来的时光里，每个行业都将被“互联网思维”搅个天翻地覆。

2008年8月8日晚，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燃放焰火《历史足迹》。这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拍摄的“脚印”。新华社发

随身听飘出《隐形的翅膀》，“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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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8：未来已来

在各自的风口，那些我们熟悉的主角，开始了熟悉的演出。

2011年小米首场发布会上，雷军把一半的座位留给了发烧友，现场拥挤不堪，连凡客的陈年都被堵在场外。一场对传统制造业的突袭，就此展开。

同年，微信用户数突破6000万，不得不亲自拉人开博的马化腾长舒一口气，笃定地对部属们说，“微博的战争结束了”，“腾讯拿到了移动互联网大船的船票”。如今，微信用户数突破10亿。

2012年，在北京西客站出租车停靠点，程维给经过的每位司机，安装他花8万元开发的滴滴打车App。与此同时，理工男张一鸣，立志要当一名“新闻的搬运工”。

2014年5月22日，美国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附近，一块大屏幕显示出京东上市的消息。新华社记者 王雷 摄

2014年京东在纳斯达克上市当天，老家宿迁的一名记者，想表达家乡人对刘强东的崇拜。他说，“在宿迁，自古到今只出过两名伟人，一位是项羽，一位是刘强东”。考虑到项羽的结局，刘强东说，“你这句话说得我脊背发凉”。全场大笑。

2017年一场双十一晚会上，由马云主演的电影《功守道》震撼发布。电影主题曲叫《风清扬》，和着王菲的天籁之音，马云用“浓浓的乡土音”唱“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命运之路兜兜转转，那个当年不甘平庸的青年教师，功成名就后终又做回了老师，却早已不是原来的自己。

4月10日无人机拍摄的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世茂林屿岸小区附近集中停放的共享单车。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ofo估值30亿美元时，戴威27岁；阿里95亿收购饿了么时，张旭豪33岁；今日头条日活2.4亿时，张一鸣35岁。

摩拜单车胡玮炜在朋友圈感慨，“谢谢所有人把我们捧到改变世界的高度”。拼多多黄峥说，“你可以说我 low，说我初级，但你无法忽视我”。一路狂奔的滴滴程维开始反省，“好胜心盖住了初心”。

怕被抛弃的同龄人，匆匆赶路。彩虹合唱团用美声史诗般唱到，“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十八天没有卸妆，月抛带了两年半。”

歌中是半夜三点才回家的西二旗人，在地铁中躲闪的天通苑人；是绞尽脑汁的产品经理，通宵达旦的自媒体人……

知乎上，“人在年轻时候一定要奋斗吗”的提问，浏览量近90万，没有一个回答是否定的……

拥挤的早高峰车厢里双手无处把扶的乘客将手支撑在车顶上。（2014年3月28日摄）

大时代的银幕上映出的，是每个奋力奔跑的人勾勒出的斑驳光影。

而站在这些年轻人身后的，有徐小平这样的“天使”，熊晓鸽、阎焱、沈南鹏这样的“风投”，马云、马化腾这样的“大佬”——他们已褪去青涩，行至中年，运筹帷幄，淡定从容。

71岁的女人“老干妈”陶华碧表示看不懂这样的玩法，在这个资本漫天卷起的互联网年代，在这个玩命融资疯狂做大规模的烧钱年代，在这个上市即等于成功的套现年代，任尔东西南北风，近乎偏执地恪守“不融资不贷款不上市”这一“三不”原则——她只想认认真真地做瓶辣酱！

云南哀牢山上的褚时健已90岁了，大时代他冲至潮头浪尖，大时代他跌进万丈深渊，但他毫不屈服，暮年之际依然迸发出绚烂光芒，为大时代做出最精彩的注解——“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

40年来，很多事情都让人始料未及，高考，倒爷，留学，下海，移动互联，创新创业……每一次潮水涌来，都是命运轨迹的一次改写。

潮水中，当年的年轻人、中年人，成为现在的中年人、老年人；他们曾执着向前，曾迷茫无助，曾蒙眼狂奔，曾焦虑彷徨，但他们从未停歇自我突破的拼搏脚步；他们的欢笑和泪水、荣耀与失败，属于他们自己，更属于这个时代！

40年很长，多少人最华彩的人生乐章已奏完，余音绕梁；40年很短，有如白驹过隙，转瞬进入新时代。

未来的40年会发生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唯一确定的是，在这场迄今人类最宏大、最能体现智慧光芒与勇气胆识的艰难探索中，无论个人命运如何跌宕起伏，时代的浪潮，只会也只能，向前，向前！

而迎着潮水的方向，总有人不甘沉浮，搏击潮头，让时代变得生动，让自己变得不凡。

……

当年“捅破窗户纸”的中年大叔胡福明，现已经83岁了。有媒体前去采访时，看到胡福明满头白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面前摆放着一篇自撰的讲稿——《实事求是无禁区，解放思想无止境》……

[1] 始于1977：高考“新三届”企业家和他们的时代[N/OL]. 刘海川，杨芮YR，郑洁瑶，庄键，杨阳YY，刘诗洋.

[2]中国生活记忆[M]. 陈煜.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3]激荡三十年[M]．吴晓波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4]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M]．吴晓波．中信出版社，2017

[5]沸腾十五年[M]. 林军. 中信出版社，2009.

[6]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 卢跃刚 光明日报 2002

[7]专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胡福明：我只是跟上了时代和国家的需要 刘照普 中国经济周刊 2018

本文源自瞭望智库

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透露中国经济哪些新信号？

初秋的天津，世界在倾听。

在当前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是什么？正在此间举行的第十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为人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之窗。

中国经济怎么看？

爬坡过坎，行稳致远

中国经济巨轮在2018年的航线上，已经驶入“下半程”。

针对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切，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日在201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致辞时表示——总体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发展新动能在持续成长，基本面是健康的。

这份“稳”字当头的成绩单来之不易。

从外部看，国际经济环境更严峻，逆全球化倾向抬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面临诸多变数；从内部看，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一些地方、企业遇到了不少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置身于稳中有变的环境中，中国经济顶住压力，保持住了稳定性。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8％，连续12个季度稳定运行在6.7％－6.9％的中高速区间。前8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为历史较低水平。新设企业平均每天超过1.8万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

“中国经济继续表现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报告，肯定和赞赏中国在金融、对外开放等关键领域取得的改革进展，并预测中国的增长前景依然强劲。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格局正悄然转变：

过去5年，中国各类市场主体增加近80％，目前已超过1亿户，新增市场主体活跃度保持在70％左右；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对城镇就业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二……

仲量联行华东区董事总经理及中国投资部总监吴允燊认为，从强调不搞“大水漫灌”到扩大开放、鼓励创新，以更大力度调整结构，都体现出中国的发展更注重质量与效益，相信随着这些务实之举逐步落地，势必将提升企业盈利，助力中国经济实现成功转型。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说，自1979年首次访问中国至今，自己有幸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许多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即将停止的预言，最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我始终对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乐观态度。”他说。

未来动力何处寻？

新动能撑起发展新天地

最近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连续聚焦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足迹深度契合。

新一轮工业革命孕育兴起，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以人工智能为例，最新发布的《2018世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蓝皮书》显示，截至2018年上半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在全球位列第二。

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说，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中国借助新动能走在了前列。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一批新技术呈现多点突破。

聚众智、汇众力，中国正成为全球创业创新的热土——

新产业集群发展、爆发增长。以网上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以三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蓬勃成长的显著标志。

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维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创新力不断提升，在消费者互联网和金融科技领域尤为如此。

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中，新动能成长取得超出预期的成效。

吴允燊说，近年来，新工业革命技术驱动下，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核心的新动能不断增强，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有效地弥补了传统动能减弱对经济的影响和冲击。

实现创新发展，离不开一个尊重知识、保护产权的环境。

从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到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近年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不断加大。

中国将实施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侵犯中外企业知识产权的行为坚决依法打击、加倍惩罚，让侵权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从达沃斯开幕式现场传来的消息，令中外创新企业为之振奋。

“从前是‘Made in China’，是把技术带到中国来，现在是‘Made with China’，意味着把创新带到中国、与中国同创共发展。”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说。

改革开放如何推进？

决心坚定，力度更大

当前逆全球化倾向抬头，走过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将以何种姿态再出发？外界十分关切。

论坛向世界再次传递强烈信号——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继续降低关税总水平。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内外资企业打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落实和完善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

这一信息让不少外资企业和民营小微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美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莱纳公司国际业务负责人克里斯·马林说，莱纳已经与中国37个城市的企业展开合作，总体来说成果斐然，“我们期待中国进一步开放，希望从中国合作伙伴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中受益。”

中国不仅有坚定开放的决心，更有周密的措施安排。

可口可乐公司大中华区董事副总裁张建弢说，无论是强调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还是加大保护知识产权执法力度，都是有针对性地回应了在华外企关切，我们打心底支持，企业也因此有了更多信心，现在考虑的是如何开足马力把中国市场做得更好。

“我们对中国市场满怀期待，希望发掘更好更适合中国发展的商业模式，让产品被中国消费者接受。”张建弢说。

在麦肯锡中国总裁倪以理看来，随着上述一系列举措落地，外资将有更多机会参与中国经济发展，而对于国内机构而言，也应积极应对外资入场后带来的挑战，发挥自身对当地市场和客户需求理解深入、网点网络广阔等优势，推动产品创新和效率优化，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

事实上，今年以来，中国已大幅放宽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进一步降低部分商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不合理收费正在加紧清理……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是前所未有的。”摩根大通（中国）首席执行官梁治文感叹道。他说，企业此前充分参与了沪港通、深港通等多项开放新举措，期待更多开放之举加快落地。

不少与会外资企业表示，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将给更多外资企业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尤其是与中国企业开展创新合作，协力加速新一轮工业革命进程，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活力的提升，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筑牢根基。

这个人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人生！

中国5000年的历史长河浩瀚多彩，涌现过很多成功的政治家、商人，然而只有一个人的人生最完美、最成功。

他前半生从政，辅佐一个濒临灭亡的国家成为霸主，在政治生涯走到顶峰时又适时隐退；

后半生从商，三度富甲天下，财富过千金，在国家危难，百姓流离时又散尽家财，救济苍生，最后抱得美人归，青史留名，万世敬仰！被世人奉为文财神。

这个人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学家、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被誉为一代商圣——范蠡。

范蠡才是真正懂中国／懂中国人性的政治家＋企业家，甚至可以说说是真正通晓了天机的人。

然而天机不可泄露，所以历史对这样一个为官即至卿相，经商速达千金的旷世奇才，描绘的笔墨却并不多。

下面我们一起走近范蠡，深入剖析他的厉害之处！

01

上半生从政

生而为人，当如何奋发图强？

范蠡生于公元前536年，幼时家境贫寒，但范蠡从小就酷爱读书，十几岁就学富五车。

更难得的还不是其渊博的学识，而是他独到的思维见解，可迅速洞察事物本质，宠辱不惊，泰然处事的能力。

（注意，范蠡的最厉害的是迅速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教父》里有句话：“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范蠡青年时，在周围人看来却是思想疯癫的人，因为范蠡常和大众的观点不同，有时语出惊人，使人目瞪口呆。

因此，和他接触的人都说他是疯子。

其实他有时是不屑与某人交谈，更多的时候则是其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思考的更深刻与透彻，别人没法理解而已。

无论从商还是从政，这种迅速洞悉事物本质并准确果断地做出决策的能力都非常重要，也是一个成功领导者所必备的素质之一。

范蠡在20岁时遇到文种，两个人一见如故，相约要建立功业，做一番大事。

范蠡与文种都是楚国人，但是，当时楚国已经是列国中的霸主，国君傲慢自大，皇亲贵族结党专权，政治混乱，于是范蠡和文种投奔越国为官。

初到越国，范蠡和文种并未受到越王的重用，不久，势力相对弱小的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

国乱显忠臣，很多越国大臣在越国战败后另投他处或叛离投吴，而范蠡与文种对越王不离不弃，因此得到勾践的重用，范蠡更自愿随勾践赴吴国为奴。

吴王夫差知道范蠡是个大才，几次劝范蠡离开勾践，封赐显爵，范蠡不为所动。

为奴的三年时间里，范蠡同勾践夫妻一起耕作劳动，粗食、卧薪，并且不忘和勾践的君臣之别。

时刻敬主、护主，三年如一，不离不弃，让吴王即赞许又羡慕。

一次吴王在范蠡经过的路上扔了一块黄金，范蠡经过时丝毫没有犹豫就跨过黄金，径直离去，从此吴王才打消了劝范蠡降吴的念头。

其实范蠡忠诚的不仅是勾践，更是在履行对自己人格的承诺。

在现代社会中，像范蠡那样笃信诺言，处顺境不骄，于逆境不疑的为人品格已经弥足珍贵。

甚至按照现在的一些价值观来看范蠡的表现只是一种愚忠，其实不然，范蠡的这种品德不仅换来了伙伴的信任。

也换来了对手的崇敬，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人，在有聪颖的智慧，怎么可能不成大事呢？

我们今天的企业中，不乏因为个人德行的缺失而制约了企业发展的领导者。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能深刻感悟此中道理并亲身例行者，想来不会有很多。

而那样去做了的人，虽然暂时可能会被社会的主流思想所嘲笑，甚至吃一些小亏，但是，最终大成的，还是这些以德为本的人。

儒、道相济的思维哲学

儒家的思想推崇仁、义、礼、智、信，方正的治国大道，是春秋战国及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处事、治国的主流思想，甚至一直沿袭至今。

道家思想则追求道法自然，虚静无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道家思想者中很少有人从政，因此，在当时基本没有以道家思想领导与管理国家的领袖阶层。

而范蠡有一个开放睿智的头脑与宽广的胸怀，其兼具儒、道两家之长，更广纳百家之思，又不囿于其中，跳出百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这样的思想特点构成了独特的，即有儒家的礼信才德与直勇，又有道家，应天时，融入自然，顺应环境，借助环境，至韧至柔的特性。

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借鉴法家、墨家、阴阳家等诸子的治国统军之法，使范蠡之思、之行，坚时如磐石，韧时似皮革，而柔时又似湍流入溪，无影无形。

在从政时范蠡就体现出一种儒道相济的思想与人格特性，也唯有这样的特性才能带领极衰的越国走出困境。

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处于市场环境复杂，企业生存艰难时期的企业管理者。

正应该具备儒、道相济的思维，才能带领企业于逆境中不挫，顺境中不骄，客观机敏地应对宠辱，并发现其背后的机会。

在吴国为奴时，范蠡与勾践卑膝求全，吴王夫差要出门时，勾践趴在地上让夫差踩着自己的背上马。

夫差生病时勾践舔舐他的粪便为其诊病，终于感动了吴王，三年后放勾践君臣归国，这些委曲求全的计谋都是范蠡为勾践所出。

春秋时期不乏儒家推崇的，具有“士"精神的政客，但能够适应环境，委曲求全，想出范蠡这样办法的人几乎没有。

由于范蠡的奇谋，勾践也成为了历史中唯一一位能够忍受巨大屈辱与折磨，在逆境中坚韧生存，怀大志，卧薪尝胆，最终灭敌复国的君王。

勾践被吴王释放回国后，此时的越国处于百废待兴，国内饥荒不断，瘟疫肆虐，民不聊生，外部吴国时时监控打压越国，四周又有其它诸侯虎视。

这样的环境下，生存都成问题，如何迅速走出困境，强大起来，雪耻复国呢？

此时范蠡才真正展现出其卓越的领导与管理才能。

范蠡与文种规划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吴九术"等兴国灭吴的策略规划。

越国作为战败国，是不允许有国防的，包括不能建城墙、不能组建军队、不能打造武器等。

范蠡想出一些妥协的办法：建造只有三面的城墙，面对吴国的一侧不建设城墙，并告知吴国，建设城墙是为了防止匪寇与其他诸侯国的侵扰，但面对吴国一侧永不建城墙；

不让组建军队就秘密组建“民兵"，私密进行训练，各户家中藏有武器，遇到战事时这些百姓随时可以参战；

不让打造武器，就把炼造场所搬到深山中，与外界隔绝，以密道往来运输。

勾践回国后，转年就要攻打吴国雪耻，被范蠡拦住，范蠡认为：

现在天时、地利、人事，条件都不成熟。三年后，勾践再次提出罚吴，范蠡再次阻止。

范蠡认为现在地利条件有了——周围虎视的国家都已经和越国建立了邦交，水患也已经清除，但是此时天时与人事还没到机会。

7年后，勾践再次提出伐吴，依然被范蠡拦下，范蠡认为，经过7年的休养生息，越国兵强马壮，士气高涨，反观吴国，连年征战，虽然依然强大，但是已显疲态，士兵疲乏，百姓厌战，此时人事已经具备条件，但是现在还缺少天时。

10年后，吴国与晋国争霸，发重兵与晋国会盟，吴国空虚，此时范蠡找到勾践，告诉勾践：天时、地利、人事都已齐备，可以出兵了。

出兵后，越军一举攻破吴国国都姑苏，吴王回兵后向越国讲和，勾践想一鼓作气踏平吴国。

但范蠡清醒的看出，此时虽然占领了吴国的都城，但是吴国的精兵良将都被夫差带在身边，因此，并没有伤到元气，硬拼的话即使获胜，也将是两败俱伤。

而经历此次打击，已触发了吴国国力开始盛极而衰的转折，不应急于一时，而是应该顺天时，等待彻底摧毁吴国的机会。

如同孙子在《孙子兵法》“形篇"中所讲：“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范蠡就是在等待这个敌人可以被彻底战胜的机会，于是，双方讲和，越国退兵。

待到10年后，吴国外患不断，国内又遭遇罕见天灾，越国乘机发倾国之兵，彻底覆灭了吴国。

从范蠡为人、处世、治国、罚兵，都可以看出，其深谙道法又不拘泥其中，思维开放、灵活，有刚有柔，是典型的儒、道相济型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

晓利害，知进退。

吴王夫差在彻底失败后，勾践不忍心杀他，要给他一块封地，让夫差做属臣，夫差则无法接受失败与屈辱，羞愤自尽。这又验证了那句话：

活着才是赢家，当台风过后，小草有资格嘲笑倒在身边的参天大树。勾践与范蠡的胜利也可以理解为是道家思想的胜利。

吴国被彻底灭亡后，勾践举行庆功宴会，分封功臣，范蠡官至上将军，仅于勾践一人之下，百官之上。

此时范蠡在巨大的成绩面前没有被冲昏头脑，而是冷静的分析了局势：

现在能对越国构成威胁的吴国已经灭亡，其他诸侯国不是离的比较远，就是周围的小国实力很弱，根本对越国构不成威胁。

也就是说，天下已经太平，这个时候本来功高盖主就是很危险的，容易让君王感觉受到威胁，加之多年的相处，范蠡发现了勾践是一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人，自己官居极品，树大必然招风。

范蠡清醒的认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在政治生涯达到顶峰的时候急流勇退，向勾践辞官。

勾践以平分国家为条件来挽留范蠡，但是他却急流勇退，毅然离开越国，带着恋人西施泛舟江湖。

范蠡在离开越国的时候曾留给文种一封信，信中陈述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劝文种也马上离开。

可惜文种在高官厚禄面前没有做出明智的选择，范蠡走后不久，功劳仅次于范蠡的文种被勾践无故杀死。

文种是一个典型的儒派，认为食君禄，报君恩，建功业，享封赏，是理所当然的事。

没有从更多的角度思考问题，也没有看透事物发展的规律，最终招致杀身大祸。

而范蠡凭借冷静的头脑，敏锐的眼光，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人性的特点等多角度，洞察了一切，逃脱了虎口。

如果吕不韦和李斯如范蠡一样，可以看清利害，不被利益冲昏头脑，也许不会落得身首异处。

我们今天的企业领导者不缺乏逆境中奋起的精神，但是往往冲过艰难险阻，却倒在了胜利与荣誉面前。

尤其一个企业发展到了一个相对的规模后，领导者头脑是否冷静，目光是否敏锐就变得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在荣耀与利益面前是否能说服自己。

晓厉害，知进退，有所为之后冷静的分析，应该何所不为，“不为"往往是成就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因素。

02

后半生从商

下海经商，如何成为一方巨贾？

范蠡携妻儿与弟子、门客悄悄来到齐国，化名鸱夷子皮，范蠡自此隐姓埋名，开始他另一段同样辉煌的人生旅程。

在齐国范蠡购买了一些靠海边的土地，开垦种田，兼营渔业捕捞、开盐田等。

范蠡与妻儿一起下地耕作，同穿布衣，进粗食。范蠡一反商家精苛细算，盘剥敛财的做法，对待雇工十分慷慨、亲和。

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同时，开粥场赈济灾民。

在年初，和一些农民、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范蠡按照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价格下跌，就严格履行合约价格。

由此，各国商人都愿意和范蠡做生意，工匠与农民也愿意为范蠡作工，虽然表面看来这样做吃些亏，但是却拥有了大量优质稳定的合作伙伴，使总成本降低很多。

一次范蠡资金周转不灵，向一个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这个富户带着各家的借据出门讨债，不慎包裹掉到江中，几十万钱的借据和路费都没了。

恰好走到范蠡家，于是投奔范蠡，在没有借据的情况下，范蠡不仅连本带息还了钱，还额外赠送一笔路费给这名富户，由此，范蠡的仁信之名广播天下。

之后范蠡为了扩大生意，三次短缺资金，各富户均主动送钱上门，帮助范蠡度过了危机，抓住了机会。

短短几年时间，范蠡就成为齐国首富，家资巨万。据说在齐国闹灾时，灾民听闻其乐善好施，千里之外都来投奔，领取施舍，被后人颂称为“富行其德者"。

消息传到齐国国君的耳中，齐王请范蠡进宫，拜其为相国。

为相期间，范蠡大力发展经济，促进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

三年之后，齐国国富民强，百姓奉范蠡为神明，朝野中也是颂德声一片。

就在此时，范蠡再次辞官：““居官致卿相，治家达千金，这对于一介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致，久受尊名，恐怕不祥"。于是，范蠡挂印封金，尽散家财，分赠给好友与贫苦的百姓，随后带着妻儿飘然离开齐国。

可以说范蠡是功成身退的典范，他清楚凡事物极必反，好事到了极致将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与其等待势的反转，不如适时主动身。这个道理说来简单，但是在巨大的名利面前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因为，一旦获得成功，人的自信心也会增加，很少能做到主动后退。

我们现在的企业家也很少有急流勇退者，似乎商道就是一条不许回头的路，而企业的发展有时需要的恰恰是回头与反思。

退是为了更好的进，反思是为了更加明智，就如范蠡的急流勇退，这不是道家的消极思想，而是行止于知的睿智。

凡事盛极必衰，在顶峰的时候主动退下来是为了有机会攀登其他的山峰，而不是重重的摔下来，粉身碎骨，万劫不复。

范蠡举家迁至齐国西北的陶地，再次改姓更名——朱公，又以一介布衣之身，空空双手之本，再次开创家业。

范蠡认为，陶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邻齐、鲁，南通楚、越，西达秦、郑，北连晋、燕，是天下的中心，非常适合经商。

果然，不久此地就在范蠡的推动下，成为春秋末期东周的经济枢纽，贸易之都。

大道自然，顺势而为。

范蠡借助地理位置的优势从事早期的各国贸易，范蠡对经营贸易的理解是：

越国盛产蚕桑、齐国广耕锄、秦国多冶炼、赵国善土木，各国有各国的特产与需求，经商就是促成各国间的商品交流，互通有无，在使各国受益的同时，我们自然得利"。

同时，范蠡还经营农业、养殖等，并且总结出了很多经营方略，其精髓特点为：顺应自然环境与趋势，预测事物发展规律，而后，借其力，驱其势。

范蠡认为，天时决定农业，天时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谷物收成的好坏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他根据五行更替总结出了丰年与灾年出现的大概规律。

在一个农业社会，粮食价格的波动必然引起其它各类相关商品价格的波动，那时的贸易也以农产品为主。

顺应这种变化规律来进行贸易，等于抓住了市场的关键环节，获利自然丰厚。

范蠡总结了按照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自然特点进行灵活差异的经营。

经营策略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

他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 意思就是在发生水灾时做车的生意，在旱灾时做船的生意。

因为，当水灾时，大家多用船作为交通工具，这样必然导致船舶的稀缺，价格上涨，而没有用武之地的旱路交通工具车辆，则大量积压，价格便宜。

这时乘便宜大量购入车辆，待水灾过去，车辆必然稀缺，价格就会上涨。

在两千多年前，范蠡就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判断价格的涨落，他提出“论其有余与不足，便知贵贱。"

也就是发现市场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据此调整下一步的经营策略。他还发现价格涨落和自然规律是相同的，即商品的波动规律与幅度极限。

一种商品价格上涨到极点后就会下落，价格下跌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其所谓的“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

这和现代经济学原理的论点完全一致。

范蠡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一套购买与销售的原则与方法：

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对待降价的物品，尽量卖进，在像收藏珠宝一样精心的把货物存贮起来。

等到该商品价格上涨之后，范蠡认为，应该 “贵出如粪土"，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吝惜地将货物全部卖掉，不要期待价格会不断上涨，因为，价格的涨跌是要往复的。

（这句话和巴菲特的“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别人贪婪时我恐惧”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就是要反大多数人而行）

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并不深奥精妙，不过是一些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但是却非常有效。

我们往往在华丽的技术与纷繁的诱惑中迷失了这些最基本的认知——追涨杀跌，在简单的自然规律面前左冲右突。

而清醒的人则抓住规律，轻松赚钱。

范蠡能在那个文明尚且不发达，更谈不上经济发达的农业社会时期就综合天时变化、农业生产、社会需求等因素综合考量，不能不让我们叹服。

天下己任，道义于肩。

有一句话叫做“无商不奸"，虽然说法有些片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此采用各种手段：投机取巧、哄抬物价、小秤入大秤出等技巧，甚至是违背道德的手段。

而范蠡不仅做到了“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侠商的气概。

范蠡认为：商人能够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消费者，对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报，这样百姓才更愿意与你打交道。这和彼得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必须为社会创造价值，社会才会回报给企业以利润的观点不谋而合。

道家创始人老子也有同样的观点：“天地不为自生，故能长生"。

范蠡虽然是一个生意人，但从不急功近利，对于经营的利润只求成本的10%，不再多取，遇到灾年等特殊情况，这个利润比例还会降低，甚至赔钱救济灾民。

在那个历史时期，商品10%的利润率是非常低的，因为，那时运输极其不方便，战乱、匪寇导致经营风险很大，做生意的人很少，属于绝对的买方市场。

而且，从当时的经济发达情况分析，那时还没出现利润率精确的计算方法，因此，范蠡赚取10%的利润应该是毛利率，而非净利润。

这样低的利润率却能使范蠡迅速成为巨贾，主要是其交易数额巨大，其次，资金从不闲置，迅速周转，范蠡经营的商品从未积压过，因为其为人信誉好，为商磊落，更关键的是其商品价格比别人的要低很多。

能做到价格低于同行，不仅是降低利润率，更有赖于范蠡的经营理念：“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思路，在某种商品过剩，价格很便宜时大量购入，同时，抛售那些稀缺，受人追捧的商品。

范蠡一生为避名利而三次迁徒，但名利反倒一直跟随他，这其中的辩证哲学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深思。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盛赞范蠡：“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

范蠡一生中两次官至极品，三次富过千金，每次富达千金又都施济天下，但不久后又迅速再至千金。

从政时，范蠡奉行了一个臣子的忠义，为商时，又尽了一个商人的良心。

范蠡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

他说：“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

这其中既包含有先天下之忧的儒家勇气，又有功成身退的道家思想。综观其一生，范蠡在从政、打仗、经商活动中淋漓尽致地体现着这几点。

范蠡真可谓是一个宏略于胸，又悲悯天下的智者。到了古稀之年，家资富可敌国，儿孙满堂，88岁时无病而终，后人尊名陶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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