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倔強：為什麼匈奴一定要跨過長城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唐代詩人王昌齡的這句詩很多人都是從小背到大的。“龍城”最早出現在《漢書·匈奴傳》，是匈奴人的統治中心和重要禮制性場所遺址，後世便以“龍城”來指代匈奴。
“龍城”究竟在哪兒？
這個千古謎題如今可能有了答案。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與蒙古國聯合考古隊人員9日發佈消息說，在蒙古國中部地區發現距今約2000年的疑似匈奴單于庭“龍城”遺址。
不過事實上，關於匈奴的生活，《史記》中只稱他們“隨畜轉移”“逐水、草遷徙”。雖然考古上有“匈奴城鎮”及農業遺址的發現，但有學者認為這只是個別現象，大多數的匈奴人因為地理和經濟的因素，過的還是遊牧生活。
此次考古隊在蒙古國後杭愛省（圖中藍圈處）發現疑似“龍城”的遺蹟
對絕大多數的遊牧人群而言，遊牧不是一種能自給自足的生計手段，他們必須從事其他經濟活動來不足生活所需。由於遊牧本身的移動性與季節性強，因此這些輔助性生計必須與遊牧之季節韻律密切配合。匈奴牧民在牧業之外的生計活動不外乎是種植糧食作物、狩獵、採集，掠奪與貿易等。
遊牧經濟之生計活動，原來便是人類因應資源匱乏且不穩定環境的手段。遊牧社會的“分支性結構”，也是在此環境與人類經濟生態下一種有避災功能的設計。此設計之優勢並非其“結構”，而是人在其間的“抉擇”及作抉擇的能力。匈奴什長、百長、千長制並非國家建立的“軍事組織”，或其最多隻是建立在遊牧人群“分支性社會結構”上的一種組織。“什長”為領導一個“牧團”的領袖，“百長”為一個小部落（由若干牧團構成）領袖，“千長”則為率領一大部落（由幾個小部落構成）之部落長。雖然有此“分支性結構”，然而在匈奴國家體制及遂行國家策略的動員下，此種部落組織之優勢常蕩然無存，或至少嚴重減損。特別是，如前所言，匈奴對漢帝國用兵與一般遊牧“部落”掠奪定居人群的模式不同；匈奴在一年四季皆出擊，而後者為了配合遊牧季節韻律，大多隻在秋季外出劫掠。
匈奴牧區及其周邊
更不利於匈奴的是，在經過一些失敗後，漢軍對匈奴有更深入的瞭解。約從公元前129 年開始，漢軍對匈奴的出擊大都選在春季。對任何遊牧人群來說，初春都是最艱苦而不宜長程遷徙的季節。漢軍此種戰略，必然迫使許多匈奴牧民在不宜聚集、不宜長程遷移的季節，毫無選擇地驅著牲畜逃避兵災，或聚集在其“千長”“萬騎”之領導下與漢軍對抗。歷史記載中，漢軍常擄獲相當大數量的匈奴牲畜；若匈奴各牧戶、牧團在其部落組織中仍有“選擇”—選擇分散成小團體脫離戰區—漢軍不可能有如此擄獲。顯然，國家的軍事動員與戰爭發生的季節，都讓他們毫無選擇。我們在歷史記載上看見的，只是漢軍殺敵及擄獲的匈奴人畜數字而已。事實上，漢軍此種春季出擊造成匈奴的人畜損失應遠大於此。
因著國家行動，匈奴牧民更大規模的人民、畜產損失，發生在公元前120 年左右，又連續發生於此後數十年間。這便是，據中國史籍記載，由公元前2世紀末開始匈奴頻頻發生雪災，造成大規模人畜損失，後來也因此造成南、北匈奴的分裂。然而這不只是天災而已。這些災難的遠因，應溯及漢軍在公元前124 至前121年連續出擊匈奴，以及公元前121 年匈奴昆邪侯、休屠王之眾降漢，使得匈奴單于無法在漠南立足而王庭北遷。公元前111 年，漢軍由令居（甘肅永登附近）出塞數千裡至匈奴河（蒙古燕然山南麓拜達裡格河）；據記載，當時漢軍看不到一個匈奴人而大軍返回。可見在此一時期不只是匈奴王庭北移，絕大多數的匈奴部落也跟著往北遷移了。“遊牧”是人類對環境的一種專化適應；所謂專化包括畜養特定種類與品種的“牲畜”，以及特定的遊牧遷徙模式與照管牲畜之技術。我們知道，漠北（戈壁沙漠以北）與漠南地區在環境上有相當差別。那麼，由漠南遷到漠北的各匈奴部族如何學習以新的遊牧技術適應新環境？他們的牛羊如何適應更嚴寒的冬季？這些都是不易解決的問題。尤其是羊，它們能適應多元、極端的環境，乃因為品種分化的緣故。這也表示，各品種的羊都有宜於其生存的環境，不適於遠徙到另一環境中。
公元前104 年冬，據史籍記載，“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
考古隊發現的匈奴人遺蹟中發現的羊骨
公元前90 年，漢遣貳師將軍大舉出兵北伐匈奴。單于率其眾遠徙至郅居水（色楞格河）。左賢王也“驅其人民”渡過餘吾水（土拉河），遠徙六七百里居於兜銜山。次年，公元前89 年，據史籍記載，匈奴“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這記載，說明此時有部分匈奴人是從事農業的。大雨雪固然在遊牧地區會造成災難，但如前所言“遊牧”本身有避災功能。因此極可能是，人畜遠徙造成的牧民遊牧生態變遷，包括部分失去畜產的牧人在此不宜農業的地區從事農作，使得許多匈奴人畜在面臨氣候變遷時無所遁逃。
公元前72年漢軍五道出擊，並有常惠所率烏孫等西域軍隊相助。後來因匈奴人“驅畜產遠遁逃”，五路漢軍都沒有多少斬獲。然而文獻也記載，當時匈奴畜產因長程遷移而大量死亡。第二年冬季，單于親自率領萬騎出擊烏孫，雖得勝，但回程遇上大雨雪。一日之間雪深丈餘，隨軍的匈奴民眾、牲畜活下來的不到十分之一。後來匈奴又受丁零、烏桓、烏孫之攻擊，又有相當大的人畜損失。據《漢書》記載，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匈奴人是餓死的；在這兩年，總共匈奴人民死了十分之三，畜產損失了一半。這一次，同樣的，雖然說是天災，但為了參與或逃避戰爭，大量民眾率其牲畜在不宜遷移的季節（冬季）作長程遷徙，應是造成匈奴人畜損失的主要因素之一。
公元前68 年，匈奴左大且渠與呼盧訾王各率萬騎，南下至漢帝國北邊，欲伺機入侵。後來因匈奴軍中有人叛逃降於漢，漢帝國有了防備，匈奴退兵。也在這一年，更嚴重的饑荒造成匈奴人民、畜產死了60%—70%。有一支匈奴部族，被匈奴征服而後移徙到東部（左部）的西嗕人，此時可能為饑饉所迫，數千人驅著畜產南遷，降於漢帝國。公元前62 年，虛閭權渠單于親自率領十萬騎南下往長城邊，又因為有部屬叛入漢帝國而讓漢庭有備，單于被迫退兵。他向漢廷求和親，但漢廷並未許諾，單于就病死了。
我們可以更深入分析這些歷史事件的人類生態意義。這些“事件”被《漢書》作者記錄，是為了構成一個關於匈奴如何衰敗的因果敘事。然而在此敘述中的“事件”，除了作為歷史事實外，其在當時的“發生”也是人所締造的行動表徵。這樣的表徵，其背後有更重要的歷史事實，也便是當時長城邊緣的人類經濟生態本相。公元前68至前62 年，匈奴兩度大舉南下掠奪漢帝國，兩次都有部眾叛逃入漢，又有整個部落降於漢帝國的事例。過後，匈奴單于向漢示好，求和親。以上所有的事件都顯示，匈奴迫切需要突破“長城”這一道資源封鎖線——無論是以掠邊、投降或以和親為手段，無論是匈奴國家或個別部落、個人，都有此迫切需求。此危機固然肇因於天災，但至少部分原因為國家此一政治組織無法與遊牧經濟相配合；在此一變量極大的自然環境中，國家的“集中性”與國家所設立的種種“邊界”減損了遊牧社會攸關生死的“分散性”與“移動性”。然而這些在某種歷史事實層面的單純“ 投降事件”，從另一層面來看，卻顯示此時遊牧社會內在的分散性、平等自主性，在許多個人的抉擇下發揮其自我調節作用，而終突破了長城此一資源邊界。
畫作中的匈奴戰爭
這樣的長城邊緣之人類生態本相，更在此後產生一連串的事件表相。公元前60 年新單于握衍朐鞮繼位，匈奴發生許多內鬥與分裂事件。先是，與新單于不合的日逐王率部歸降於漢。後來又有奧鞬貴人（各級部落長）不服單于以其子繼任奧鞬王，而自行擁立故王之子為奧鞬王，並將部落遷往東部。此時匈奴各部皆不願服從握衍朐鞮單于，甚至右地部落長與左地部落長共同擁立前虛閭權渠單于之子為單于，也就是呼韓邪單于，與握衍朐鞮單于對抗。公元前58 年，握衍朐鞮單于敗於呼韓邪單于而自殺。此後匈奴諸王紛紛自立為單于；共有五個單于相互攻伐。最後敗於郅支單于的呼韓邪單于決定對漢帝國稱臣，將部落南移至長城外。公元前51 年，漢帝國以盛大儀式迎接來朝的呼韓邪單于。於是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南部匈奴在經濟與政治上賴漢帝國支助，北匈奴則往西發展。
公元前43年呼韓邪單于乘漠北空虛率眾北返，匈奴帝國又歸於統一，但仍保持與漢帝國間的和平關係。直到王莽之新朝時，匈奴才又對中國掠邊。
影視劇中的匈奴
公元43至48年間的東漢之初，在連年乾旱造成的生計壓迫下，一方面匈奴對漢帝國之掠邊更頻繁、嚴重，另一方面其南邊諸部與北邊單于所領諸部產生嚴重裂痕。終於在公元48年南邊諸部擁立自己的單于，亦稱呼韓邪單于，並歸附漢朝廷，從此經常接受漢帝國的賞賜與援助。南北匈奴再度分裂。
學者們以王位繼承製度的多元混雜或不明確，來解釋這些因王位繼承造成的匈奴帝國之政治混亂與分裂。我認為，匈奴第一次分裂為南北前的內亂（公元前60 至前54 年），部分原因是連年天災造成畜產嚴重損失，而更重要的因素則是其國家政治結構與活動嚴重干擾其遊牧社會組織原有的避災及災後重生功能。同樣受此天災打擊的丁零，在其部落組織下反而有能力連年（公元前65 至前63年）劫掠匈奴，並使有國家組織的匈奴回擊無功。最後，經年在資源極端匱乏的情況下，匈奴遊牧社會潛藏的“分群結構”漸發揮其功能—五個部落領袖皆自號“單于”彼此相爭，而這只是史籍記載中之大者，事實上在公元前70 年左右或自此以來，受匈奴羈縻的外圍諸國已逐漸背離，各個單于對內也無力處置部落間的相互攻盜。匈奴第二次分裂為南北（東漢初），也是因為天災造成牧產損失，使得部分部族南移至長城外，終而依附漢帝國。
影視劇中的匈奴
南單于歸附於漢，他的部眾一方面在鄰近長城的地區遊牧，一方面賴漢帝國給予的物資以及與漢互市來補其不足。如此，“長城”雖仍存在，但長城兩邊的資源、人員與文化已能流通。陝西神木縣大保當的漢代城址，據發掘報告稱，可能是東漢安置南匈奴而設的“屬國”遺址。
如此在魏晉南北朝時突破了“華夏邊緣”。
外國畫作中的匈奴
匈奴之“國家”為後來活動於蒙古草原的諸遊牧部族立下一個範例。以“國家”之組織與力量，對內劃分各部落草場以避免內部資源爭奪，對外與周邊森林遊牧、混合經濟及農業聚落人群互動，而從掠奪、貿易、納貢、抽稅及脅迫賜予中獲得外在資源。然而，至少有兩個關鍵因素影響草原帝國的發展。其一，無論如何此國家仍奠基於遊牧社會中；國家造成的政治權力“集中化”與社會貧富貴賤“階序化”，不斷受到遊牧社會中的“分支、分散性”與“平等自主性”之挑戰。其二，建立在蒙古草原上的遊牧帝國，主要對應於南方中原帝國的資源封鎖線（長城為其具體表徵）而生，它的存在主要功能之一也在於突破此資源封鎖線。因此，當此資源封鎖線有某種程度的開放時，反而，靠近長城的草原部族愈來愈依賴長城內的資源，而在經濟生態與政治利害上難以與草原的北部或西部的諸部落同心同德。這兩個因素，造成匈奴帝國內部的分裂，後來也造成南匈奴附於漢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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