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子長、劉志丹是中國工農紅軍高級將領，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他們在西北革命過程中默契配合，從不計較個人名利地位，在戰鬥中一起出生入死，並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誼。
西北革命領袖謝子長、劉志丹都是陝北延安人。謝子長家在安定縣（現子長縣）棗樹坪，劉志丹家在保安縣（現志丹縣）蘆子溝，兩家相距不過100多公里。
謝子長1919年在榆林中學讀書期間，受校長杜斌丞影響走上救國道路。通過興教育、辦民團等探索，最終在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的影響下投身共產主義事業，並於1925年在北京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
劉志丹1922年至1925年在榆林中學讀書期間，在校長杜斌丞延聘的魏野疇、李子洲等共產黨人的教育下，接受了共產主義教育，於1925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謝子長和劉志丹雖然在榆林中學未曾謀面，但是共產主義信念已經將兩人的政治追求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我對他的領導沒有過不服氣，他對我的領導也沒有過不尊重”
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後，謝子長、劉志丹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西北地區的革命武裝鬥爭。1927年10月12日，謝子長和唐澍、李象九、白明善等領導了清澗起義，打響了中共在北方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1928年5月，劉志丹和謝子長、劉繼增、唐澍、許權中等領導了渭華起義。
渭華起義失敗以後，謝子長、劉志丹先後返回陝北繼續開展鬥爭。謝子長在返回途中，不幸被太白鎮民團抓捕，後經黨組織營救脫險，曾經住在劉志丹等同志家養傷100余天。從此，謝子長、劉志丹一起在陝北、甘肅、寧夏領導武裝鬥爭，兩人先後擔任陝北特委軍委負責人及陝北總暴動總指揮和副總指揮。由於當時敵我力量對比懸殊，謝子長、劉志丹的軍事鬥爭大多以失敗告終，但是他們不屈不撓、頑強鬥爭的精神給了廣大西北革命者和群眾以巨大的激勵和鼓舞。
1931年秋到1932年初，謝子長、劉志丹根據鬥爭的需要共同創建了西北抗日同盟軍。陝甘游擊隊成立以後，謝子長、劉志丹一起對時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的杜衡（後叛變革命）所提出的在關中平原創建根據地的觀點和“左”的指示、命令進行了抵制，因此受到杜衡的打擊，被冠以“土匪路線”“逃跑路線”等“罪名”。謝子長因此先後兩次被剝奪對軍隊的指揮權，被排擠出部隊。特別是1932年底，紅軍陝甘游擊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第二團時，杜衡繼續推行“左”傾錯誤，同時企圖將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楊重遠調離部隊。謝子長挺身而出，與二團團長王世泰等堅決要求將劉志丹留在部隊。
由於熟悉部隊、懂軍事指揮的劉志丹等人留在部隊，才使紅二十六軍不斷壯大，陝甘邊根據地不斷髮展、鞏固。謝子長曾回憶說：“我和志丹同志一塊工作和戰鬥好幾年，在重大問題上，我們意見投合，步調一致。1932年陝甘游擊隊時期，杜衡等人推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志丹、(閻)紅彥、(楊)重遠、(吳)岱峰等同志和我更是團結戰鬥，與杜衡等人作了堅決的鬥爭。在我們相處時，有時組織決定他領導我，有時又決定我領導他。我對他的領導沒有過不服氣，他對我的領導也沒有過不尊重。”此後，謝子長奉上級指示在華北抗日前線參加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留在紅二十六軍的劉志丹則與習仲勳、張秀山、吳岱峰、楊森等人經過艱苦的奮鬥，先後創建了陝甘邊照金、南梁蘇區及紅四十二師。
粉碎敵人對陝北的第一次“圍剿”
1933年11月，面對陝甘邊紅二十六軍南下失敗、照金蘇區陷落和陝北紅一支隊失敗的嚴重形勢，謝子長被組織上任命為派駐西北的政治和軍事特派員，帶著整頓紅二十六軍、恢復陝北紅一支隊、領導西北革命的任務回到西北。謝子長回到陝北後，很快恢復了陝北紅一支隊，併成立了陝北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開創了武裝鬥爭的新局面。
1934年7月中旬，陝北軍閥向陝北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剿”。為了粉碎敵人的“圍剿”，根據游擊隊總指揮部和陝北特委的指示，謝子長率部南下，7月23日在南梁地區的閻家窪子與陝甘邊軍委主席劉志丹率領的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會合。謝子長、劉志丹歷經一年多的分別後又相會在一起。28日，在閻家窪子召開了中共陝甘邊特委、紅四十二師黨委、陝北特委、游擊隊總指揮部的聯席會議。陝甘邊區參加會議的有：特委書記張秀山、軍委主席劉志丹、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習仲勳、紅四十二師師長楊森、政委高崗和張邦英、惠子俊、龔逢春以及紅二十六軍連以上的幹部；陝北方面參加會議的有：謝子長、郭洪濤、賀晉年和陝北游擊隊的主要幹部，兩方代表共30多人。
會議上對於陝甘邊、陝北實際工作的討論，取得了較為一致的意見，並形成了幾個決議：決定由謝子長兼任紅四十二師政委；紅四十二師派紅三團北上陝北，粉碎敵人對陝北的第一次“圍剿”，發展和擴大革命根據地，爭取儘快把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在劉志丹、習仲勳、吳岱峰等的支持下，謝子長停止了陝甘邊區進行的葫蘆河肅反，釋放了被錯抓的黃子文、蔡子偉等人，恢復了他們的黨籍和職務。會議結束後，謝子長和劉志丹檢閱了兩支部隊。在劉志丹的陪同下，謝子長參觀了軍械所、軍政學校和醫院。
在謝子長領導下，陝北根據地軍民粉碎了敵人對陝北的第一次“圍剿”，不幸的是謝子長身負重傷。10月，謝子長給前來探傷的到陝北視察工作的中央駐北方代表巡視員黃翰推薦劉志丹統一指揮陝北、陝甘邊兩支紅軍。11月14日，謝子長再次致信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對劉志丹和陝甘邊根據地給予了高度肯定。
“還要打出老謝的旗號”
1935年2月前，陝北和陝甘邊是被國民黨軍隊分割開的兩塊根據地、兩支紅軍武裝，存在著兩個領導關係。陝北根據地和紅二十七軍屬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領導；陝甘邊根據地和紅二十六軍屬中共陝西省委領導。兩地、兩軍之間雖互有聯繫和配合，但基本上是各自活動。為了集中力量對付敵人，1935年2月5日，陝北特委和陝甘邊特委在安定縣周家礆村召開了聯席會議，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工農紅軍西北軍事委員會，統一了兩地黨、政、軍的領導，並確定了粉碎國民黨對陝北根據地第二次“圍剿”的戰略方針。在謝子長與劉志丹商談統一兩支紅軍指揮反第二次“圍剿”時，劉志丹提議由謝子長擔任軍委主席。謝子長認為自己傷重，一再堅持劉志丹出任西北軍委主席。劉志丹堅決不同意，深情地表示：“老謝是老大哥，是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軍事特派員，應當擔任軍委主席，我協助完成任務。”最終會議決定，中共西北工委書記為惠子俊(未到職前由崔田夫代理)，委員為崔田夫、謝子長、劉志丹；西北軍委主席謝子長，副主席劉志丹。因謝子長傷勢嚴重，實際工作由劉志丹負責。
不久，謝子長逝世，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即由劉志丹擔任。謝子長逝世後，劉志丹說：“子長是個好同志，革命意志堅強，決心很大，辦法也多。我們兩個是親密戰友，沒有高低之分，我們是互相尊重的。清澗起義我沒參加，從渭華起義、寧夏兵運，一直到西北反帝同盟軍和陝甘游擊隊，我們都在一起，並肩戰鬥，互為左右手。即使在不得不分開的時候，我們也還是互相鼓舞的。現在，他離開了我們，我們就像缺了一條胳膊，這在咱西北是個很大的損失！”他在反“圍剿”中指示紅軍將士：“還要打出老謝的旗號，說你們是謝子長領導的紅軍，是子長同志派你們來的。這樣，就能給群眾壯膽，使群眾受到鼓舞”。
謝子長犧牲後，劉志丹統一指揮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主力，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相繼解放了六座縣城，使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連接在一起，實現了謝子長生前為西北革命根據地建設和發展制定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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