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熱的夏日上午，記者與陳佳洱的採訪約在他居住的藍旗營小區家裡。藍旗營在北大和清華的正中間，土灰色的塔樓體現著兩校樸素的學術基調，居民也是北大、清華“平分秋色”。這個小區是北大清華聯合辦學的成果之一，那次成功的“聯姻”，正是陳佳洱任北大校長時做出的決定。
走上樓梯，一位瘦削的白髮老者帶著淺淺的笑意站在家門口等待。眼前的陳佳洱樸素而平和，歲月沉澱下他謙謙君子的氣質，讓人錯以為是在採訪一位文學大家，但他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物理學家。
陳佳洱今年84歲，身體還很硬朗，工作也沒閒下來，每週依然堅持指導2位博士生的論文工作，課餘還要做科研項目，同時，他還是許多科研獎項的評委。這麼多的工作，他卻沒有請秘書和助手，全部自己一個人搞定，“我最喜歡的，還是和學生待在一起。”
陳佳洱有著很多身份——著名核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原校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原主任。當然，北大校長是他最為大眾所瞭解的身份，幾乎掩蓋了他作為科學家的學術成就。這也是因為在這所中國最早的國立大學裡，他度過了63年，北京大學已經成為他生命和記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僅是他，更是北大的“半輩子”。
2016年，陳佳洱擔任何梁何利基金評委，最高獎頒給了施一公。今年，西湖大學創校，陳佳洱接受施一公邀請，擔任顧問兼校董，他的工作又多了一項。根據《西湖大學章程》，西湖大學實行校董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為了對得起這個身份，每次校董會，陳佳洱都堅持飛去杭州參加。
那天同陳佳洱的交談中，他不止一次地對記者說：“我只是一個偶然當了北大校長的書生，並不是我本身有多大能耐。”在他看來，如果這個身份有著一絲驕傲，那也是因為“北大的老師、學生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老師、最優秀的學生，榮譽屬於他們。”面對北大，他始終謙遜而誠懇，更願意談及自己的研究和出色的學生。但在最後，記者提議能否照相時，他在家中找了好幾處地方，還是選擇站在一張未名湖與博雅塔的長幅照片下，“你看，燕園多美啊。”
家學淵源 照亮科學人生
1934年出生於上海的陳佳洱，他的父親是“中國的安徒生”——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陳伯吹，母親是鋼琴家，叔叔陳汝慧是作家、教育家。
1966年新春陳伯吹先生與夫人吳鴻志，子陳佳洱媳周維金及長孫陳杲合影於上海
出生在人文世家，父親窮其一生耕耘著兒童文學事業，兒子卻走上科學的道路，陳佳洱笑言，自己是替父親彌補遺憾，實踐著科學強國的理想。
“文學和科學，如同父親的兩隻臂膀，都是他的最愛。”陳伯吹不止一次對陳佳洱說，他如果不是因為家境貧寒的話，肯定去大學念數學。陳伯吹認為，一個時代的進步要靠科學，所以從小就灌輸陳佳洱不少科學知識。
陳佳洱6歲那年，一個夏日雷天的傍晚，“轟隆隆”的巨響，把小佳洱嚇得“哇”地一聲哭了起來。慈祥的父親安慰他：“你知道天上為什麼會打雷嗎？”“隔壁老奶奶說，是雷公發火，要劈不孝的人！”父親笑著搖搖頭：“打雷不是雷公發火，而是陰電和陽電相遇時放電的結果，也就是人們常講的摩擦生電，懂嗎？”見小佳洱產生了興趣，陳伯吹請妻子剪了一個小紙人兒，還找來了玻璃板和綢布，快速摩擦，讓小紙人兒隔著玻璃板一會兒上、一會兒下地跳動著“跳舞”，生動有趣的“遊戲”一下讓陳佳洱明白了摩擦生電的道理。
這顆科學的種子，在年幼的陳佳洱心中生根發芽，也影響著他的一次次人生選擇。
在中學時代，凡是放映和科教有關的電影，陳伯吹總是會放下手中的工作帶著陳佳洱去觀看。還有一次冒著大雨，陳伯吹打著傘把陳佳洱從寄宿制的中學接出來，帶他去觀看電影《居里夫人傳》。“我父親跟我講，你要像居里夫人那樣，對社會有所貢獻，你這一生就沒白活。”
從那時候開始，陳佳洱便拿居里夫人作為自己的榜樣。在不久前播出的《朗讀者》節目中，作為嘉賓的陳佳洱特意選擇朗讀居里夫人的《我的信念》，以此紀念父親的教誨和指引。
小時候，陳佳洱常常走進書房，翻閱父親收藏的書和雜誌，這是他最快樂的事情。雜誌上刊登的熱愛鄉土、提倡國貨等富有民族感情的文章，對他來說，特別親切。
“我那時讀到這些故事，感覺靈魂都在震顫，激發起一種渴望中華民族站起來，不再受屈辱的愛國之情，也對我後來人生道路的選擇有著深刻的影響。”
科學和人文，伴隨著陳佳洱度過了他顛簸卻又快樂的童年。
群星璀璨 迎來時代春天
如果說父親的科學啟蒙，在年幼的陳佳洱心中種下了一顆科學的種子，那真正把他領進科學大門的是學校和許多教過他的老師。
陳佳洱中學就讀的是上海位育中學，當時的校長李楚材是陶行知的學生，秉承許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十分重視科學教育，每年都舉行科技節。“我和我的同學發起創辦了叫《創造》的刊物，發表自己的作品，翻譯《大眾科學》等外文刊物上的文章，自己印發。”當時中學生自己辦刊物的並不少見，但辦科學類是獨此一家。聊起學生時代的豐富生活，陳佳洱眼睛發亮。
在位育中學，陳佳洱有個同班同學名叫田長霖，是個搗蛋鬼，人卻很聰明，數學總是考第一。守紀律的陳佳洱和他前後桌坐了四年，“他喜歡跟我開玩笑，高興的時候就用鉛筆在背後捅我。”後來，調皮鬼成了引領熱物理領域著名科學家，還當上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首位華裔校長，乖學生則成了加速器研究專家、北大校長。20世紀90年代，這兩位前後桌分別主管兩所世界名校，“田長霖曾開玩笑說，我用鉛筆捅出了一個北大校長。”
陳佳洱在和田長霖交往中得知，兩人的父親均十分重視教育，也正是父輩和師長的啟迪，這兩位“位育”同學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科學的道路。
1950年報考大學時，正值全國解放，陳佳洱想報考上海交通大學或北京大學。“父親的幾個朋友說，還是把孩子送到東北老解放區去鍛鍊一下，近距離感受革命精神。”陳佳洱最後報了大連大學的電機系。“那時候對電有興趣，而且我覺得解放了，國家要強大，需要發展工業。”
剛進大學時，陳佳洱還不滿16歲，有一次看病去掛號，護士一看年紀，就給掛了“小兒科”，後來同學們調侃他，一直管他叫“小兒科”。
人小，成就大。在班上，陳佳洱是物理實驗課的課代表，當時應用物理系的系主任王大珩先生不僅學術精湛，在教學上的一絲不苟的嚴格和嚴厲也是出了名的。“每次做實驗，我們還沒到，他已經在實驗室門口等著了。”陳佳洱說，每次實驗前同學都要先經過他的口試，做完以後，還要打分，按5分制來打，得到滿分非常難。
“我們班上有一個不成文的約定，誰得了5分，就得請客吃花生米，因為大連花生米便宜又好吃，我記得一個學期我有幸請了三次。”說到自己的成績，陳佳洱眼神裡有一份掩飾不住的驕傲。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物理系併入當時的東北人民大學，後來改名為吉林大學。在那裡，陳佳洱遇到另一位恩師朱光亞先生，“他對我一生的科研影響最深。”陳佳洱說，朱光亞先生非常和藹，為了講好一堂課，有時要精心準備一週。
1953年7月，朱光亞教授（右）正在對學生陳佳洱進行口試
“我很幸運，總是能遇到好老師、好同學。”他說，“老師們所傳遞的不僅是知識，還有思維方式，不僅教會了我怎樣去思考，更重要的是教會了我怎樣去做人。”
1955年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經過討論，做出了在我國建立核工業、發展核武器、建立中國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當時北京大學也要建立“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培養原子能人才，朱光亞被調去參與組建工作。不久之後，一紙調令，將陳佳洱也調到了北大，跟隨恩師的腳步，協助建設物理研究室。
這是一個姍姍來遲的故事，那年春天，陳佳洱也結下了與北大半輩子的緣。
刻苦鑽研 擔起祖國重託
籌建物理研究室之初只有6個人，幾乎都是學術泰斗，而陳佳洱是當時唯一的助教。由於形勢特殊，物研室被列為保密機構，所裡的人只能跟北大校領導單線聯繫。實驗大樓建好後，因為郵址是546，大家就稱呼自己“546信箱。”
在“546”，陳佳洱接到兩個任務：一是為原子核人才教育基地招生，二是根據教學需要建一個原子核物理實驗室。為了這兩個任務，陳佳洱在實驗室放了一張床，夜以繼日拼命，到了凌晨三四點鐘，實在累了就躺一會兒，醒來後接著幹。半年多的時間，陳佳洱就和同事建立起中國第一個原子能核物理實驗室。“當時每天待在實驗室，也沒好好逛過北大。546‘解禁’後，我才買了輛自行車，好好騎了一圈，看看我當初夢想的燕園。”
1956年，黨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為了響應號召，陳佳洱決定做加速器，用加速器產生的高能量粒子轟擊原子核、變革原子核。
1963年，是學界走向開放的一個重要節點。當年，中國向英國派出第一批四名訪問學者，中科院二人、高校二人，陳佳洱名列其中。北大推薦陳佳洱到牛津大學的原子核結構實驗室，參加牛津大學的串列加速器調試工作。
盧瑟福高能實驗室是全球頂級的實驗室，有了這個學習加速器的機會，陳佳洱十分珍惜。當時兩位著名的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威爾金森和勞森，為了考驗一下新中國培養的青年科學家能力究竟如何，交給陳佳洱一個他們自己都難以回答的問題。
“當時等時性迴旋加速器這種新型加速器發展的一大難點是，離子束從離子源出來以後90%都沒了，他們要我研究清楚這些離子跑哪裡去了？”
回憶當時，陳佳洱說：“我心裡憋著一口氣，想著我一定要給中國人爭氣。”
為此，陳佳洱設計了一個微分探針裝置，探測微觀空間裡離子的運動規律，經過近一年，他終於搞清楚了離子的損失。“我發現了盧瑟福實驗室做的那種三個扇形的加速器有一種共振叫越隙共振，這種共振現象使得一部分離子是肯定要損失的，但是實驗上卻沒有人證明過。”
經過艱辛而細緻的工作，陳佳洱終於使中心區束流傳輸效率提高了三倍以上，他同時將這些方法用於當時正在發展的三次諧波加速上，讓束流傳輸效率大為提高。
“我把結果拿給他們時，他們終於伸出了大拇指。”陳佳洱感慨地說，雖然當時約翰·庫普蘭稱讚他是“諧波加速之王”，但是在英國人眼中，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科技上還是很落後。
“他們對我有種‘憐憫’，甚至有好心的同事告訴我，他們可以送給我實驗用的磁鐵和變壓器，將來可以帶回中國，儘管這些東西中國已經能自己製造了，但是他們不相信。”說到這段往事，陳佳洱有些無奈地搖搖頭。
但是，那種令人難受的滋味並沒有持續太久。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在牛津學習的陳佳洱，目睹了英國人對這一事件的反應。
那一天，陳佳洱正在盧瑟福實驗室的餐廳吃飯，他回憶道：“消息傳來時，英國的電視立即停止了其他節目的播放，打出‘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的一行大字，我也變成餐廳中的明星人物，同事們都向我圍攏過來打聽中國為什麼能這麼快造出原子彈。”
陳佳洱說，當時的他走在路上突然感覺，“自己的脊樑骨一下子挺得很直，特別直”。也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只有國家實力的增強，才能使中國人得到國際友人發自內心的尊重。
轉眼到了回國前夕，研究能力出色的陳佳洱也曾收到留在國外的邀請，但陳佳洱回想起當年大連大學校門走出來的勞動公園，公園裡樹立著一塊“勞動創造世界”的石碑。
“我至今都記得很清楚，這六個字對我的衝擊太大了，我從那時起就決定，我要做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
重返北大 延續半生之緣
20世紀70年代末，陳佳洱再次回到了北大技術物理系，擔任教研室主任。1984年從教研室主任升為北大副校長，分管外事、科研。
“我也覺得有些奇怪，不清楚自己怎麼就當上了副校長。”一旦談及當校長的那段時光，陳佳洱總是帶著謙虛的口氣，一直反覆地說：“我只是一介書生，我知道自己和蔡元培先生這些老校長相比，談不上是什麼教育家。”
1996年北大校長要換屆，讓學校的中層幹部民主推薦校長，結果陳佳洱排在了第一。他怕耽誤自己搞科研的時間，一直推薦另一位先生擔任校長，結果教育部找他談了三次話。“沒辦法，只能‘硬著頭皮’當校長。”
北大無小事。剛當上校長時，陳佳洱緊張到晚上睡不著覺。雖然自認“不適合”，當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但既然硬著頭皮當了，“我就要對得起‘北京大學校長’這六個字。至少在我這一任上，能夠朝著符合北京大學的地位相適應的方向有所發展。”
1998年5月，在北大百年校慶上，中央正式提出，我國要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校慶典禮結束後，陳佳洱立即找了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商討簽訂了兩校聯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協議，包括學分互認、教授互聘、資源共享、後勤共建等八條，並報中央，請求給予支持。後來的“985”大學，正是因為這份報告產生的。
陳佳洱始終認為，作為中國最著名的兩所大學，北大和清華的聯合有利於增加兩校的綜合實力，實現重點學科互補。
互補，可以算是陳佳洱在任北大校長時的一大特色。他當時做出了理科生上語文課、文科生上計算機課的決定，規定文科學生至少修4個理科學分，理科學生也至少有4個文科學分。
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錢理群曾回憶道：“記得多年前，北大前校長陳佳洱曾提出北大要開三門基礎課：政治、外語和‘大一國文’。這是延續當年西南聯大的叫法。當時還規定一定要請最好的老師來教。於是請了中文系兩個博導來給非中文專業的大一新生講這門課。我當時對學生講，你們要有兩雙眼睛，一雙是科學的眼睛，一雙是文學的眼睛，認識世界需要不同的眼睛。”
“科學求真知，人文真善美，這是我父親對我的影響。”
陳佳洱對學生強調，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同是人類文化的精髓，既相輔相成又密不可分。他希望通過這樣的課程設置，使北大這所綜合型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具有更高的人文和科學文化素質，能為國家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做更大的貢獻。
同時，為了促進學科之間的交融，陳佳洱還提議成立若干學部，比如，人文學部包括文、史、哲等系，社會科學部包括經濟、管理學院和法律等系，理學部包括數學、物理和化學學院等，信息與工程學部包括信息、計算機等。
北大的同事這樣評價陳佳洱：他不凡之處源自做什麼都要“對得起”——學成回國，為了對得起對祖國的承諾；苦心鑽研，是為了對得起祖國的重託；擔任校長，要對得起“北京大學”四個字……正是這樣
一個個“對得起”，成就了他的一生。
陳佳洱，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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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教育家》8月刊。特約記者：劉晨茵 鄭文。本刊記者：呂虹。如需轉載，請聯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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