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採訪函的第二天，陳佳洱就給《環球人物》記者打來電話，乾脆利落地約定了採訪的時間和地點。掛掉電話後，他還是不太放心，寫了封郵件，把具體細節再列一遍發過來。郵件的落款是：“即頌時祺！佳洱。”他沒有秘書，沒有助手，全部工作一個人搞定。
效率這樣高，一是出於習慣，二是因為年紀。陳佳洱今年84歲，身體很硬朗，記憶力卻有些下降。有時上一秒還記得要做什麼，轉個身就忘了，呆呆地站在那兒使勁想，怎麼也想不起來。所以，一想到什麼馬上去做，免得忘了。“不過，對於那些很久以前的事兒，現在反而記得越來越清楚了。”他笑言，這就是老年人的忘性吧。
陳佳洱曾是北京大學最有地位的人物之一，任副校長12年，校長3年；他也曾是北大腦子最好使的人物之一，中國加速器物理的領軍人物，手握諸多“第一臺”“第一個”。所以，當他以這樣簡單直接的形象出現在記者面前時，反而有一種別樣的衝擊。
今年是北京大學建校120週年，在這所中國最早的國立大學裡，陳佳洱度過了63年，他說：“我親眼見證了北大的‘半輩子’。”
2018年4月，陳佳洱在北京大學物理學院接受本刊採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每週仍給學生上課，在西湖大學任校董
採訪約在北京大學物理學院，燕園東邊一個獨立的院子，裡面的建築很新很現代，但設計帶著些民國時期的元素。這是4月初的北京，難得下起了雨。清明後的細雨，還帶著些許寒意。
物理學院一樓是一條很長的走廊，盡頭是科研事務辦公室，記者在那裡等待著。過了幾分鐘，陳佳洱出現在走廊的另一頭。狹長的走廊突然變得極富縱深感，深得彷彿一條時光隧道。他慢慢走來，像是穿越而來，兩側的辦公室門變成了兩卷黑白膠片。
50米的走道，他走了將近3分鐘。“90後”的博士生們已經不認識這位老校長了，手裡拿著書和資料匆匆超過；幾位老師見陳佳洱來了，紛紛走上前去，熱情地寒暄一番，他們不喊“校長”“院士”或“教授”，他們稱他“陳先生”。
陳佳洱穿了三件外套，最裡是一件黑色的夾克，老幹部們最愛穿的那種；中間是一件優衣庫的搖粒絨衫，今天降溫了，出門前老伴特意提醒加的；最外面是一件藏青色的小領西裝，樣式很復古，這是為了採訪，以示尊重。他帶著淺淺的笑意走到記者面前，說了一聲：“久等了。”
雖然是物理學院的教授，但陳佳洱平時很少到這主樓來。他的主要工作都在東邊300米處的重離子物理研究所——從他藍旗營的家去所裡，大概需要5分鐘。如今，陳佳洱仍堅持給3名博士上課，每週兩次。
說是上課，其實更像是“交流”，多聽學生的想法，甚至可以互相爭論。上世紀60年代初，陳佳洱到牛津大學做訪問學者，3年時間裡印象最深的就是英國人做研究時“交流”的本領。一開始，陳佳洱總覺得英國人太懶，早上9點鐘來實驗室，10點半就要茶歇，午飯吃一個小時，下午上班沒多久又要茶歇。後來他仔細聽，發現英國人其實是拿茶歇時間做頭腦風暴，尋找新思路。
“英國人搞研究，把尋找新的思路放第一位，做任何研究，首先要idea（想法）。他們最看不起的就是沒有新思路、文章一大堆的人。他們把那叫作paper machine（論文機器）。”陳佳洱也看不上那些“paper machine”，比起瘋狂寫論文，倒不如多喝幾杯茶，多聊幾次天。
他和學生正在做的激光加速器就是“聊天”的成果。在加速器中，用200拍瓦激光，讓質子加速到10個到15個Mev（電子的能量單位），這是一種讓粒子加速、碰撞的新方式，也是觀察粒子的新思路。今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代表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來陳佳洱家中探望，陳佳洱便把這個新思路講給王滬寧聽。末了，他對王滬寧說：“我們很多科學家，一直希望國家能多支持基礎研究，因為現在好多高新技術的成果，源頭都在基礎研究，而我們支持基礎研究的投入跟發達國家比，還是低了很多。”
聽完後，王滬寧對他說：“謝謝您。”
不在實驗室的時候，陳佳洱也沒閒下來。他是許多國家、民間獎項的評委，既要評論文，也得寫報告，常常是一坐下看資料就是幾個小時。科技界很多人都知道陳佳洱是個惜才、愛才的人，願意多為年輕的科學家做點事兒，晚輩也總記得他的好。2016年，陳佳洱擔任何梁何利基金（中國規模最大的民間科技獎勵基金）評委，把最高獎頒給了施一公。今年，施一公等科學家籌建西湖大學，便邀請陳佳洱擔任顧問兼校董。“下週還得去杭州出差哩。”
若真有閒暇，陳佳洱就在北大散散步，看看未名湖和博雅塔，思念起許多舊人往事來。他說：“我的一生，90%都在北大，都奉獻給了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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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鉛筆捅出了一個北大校長”
陳佳洱成為北大人，是一個姍姍來遲的故事。
他出生在戰亂中的上海，父親是著名兒童文學家陳伯吹。1937年淞滬會戰後，上海淪陷。陳伯吹將一家老小安置到租界，隻身前往四川，到國立編譯館編寫教科書。童年的黑暗記憶到現在依然清晰，日本兵要抓因病住院的母親，母親從二樓窗戶跳下去，摔到吐血。護士問她為何被抓，她在紙條上寫了3個字：“愛國罪。”
於是，醫院就以肺結核為由把母親隔離起來——當時肺結核是無藥可治的傳染病。陳佳洱上小學時，被日本人逼著用汪偽政府的教科書，還得學日語。他和老師、同學就把原來的教科書抄下來，等到日本學監離開後或者放學後偷偷上課。
那段經歷對陳佳洱產生了刻骨銘心的影響。採訪中，記者問了3個跟品格有關的問題：您覺得自己最好的品質是什麼？您的家風是什麼？北大精神最重要的是什麼？他都脫口而出：“愛國。”
陳佳洱兒時想和父親一樣做個作家，但父親對他說了4個字：科技救國。所以，陳佳洱中學讀的是上海位育中學。校長李楚材是陶行知的學生，十分重視科學教育。在中學，陳佳洱就翻譯《大眾科學》等外刊的文章，編了本雜誌名叫《創造》。雜誌上的文章還被《大公報》轉載。
陳佳洱的後桌田長霖是個調皮鬼，天天拿鉛筆捅他後背，但陳佳洱依然對他佩服不已，“數學總考第一，特別聰明”。後來，調皮鬼成了熱物理研究泰斗，還成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首位華裔校長。上世紀90年代，這兩位前後桌分別主管兩所世界名校，田長霖逗趣說：“我用鉛筆捅出了一個北大校長。”
考大學時，陳佳洱想去北大，“因為北大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父親一些黨員朋友給他建議，應該去老解放區的大學，為共和國的工業做貢獻。陳佳洱聽後充滿激情，填下了大連工學院（現大連理工大學）。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陳佳洱又隨整個物理系調入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在東北人民大學，陳佳洱的論文導師是朱光亞，系主任是餘瑞璜，都是全國物理學大師。讀研時，陳佳洱準備去北大，可餘瑞璜捨不得，好說歹說把他留在了東北。
1955年，中央決定建立核工業，發展核武器和原子能，教育部就把朱光亞調到了北京大學。沒過多久，陳佳洱也被要求調往北大。餘瑞璜氣得不行，撂挑子說：“把陳佳洱調走，我就辭職。”僵持了幾個月後，中組部直接發來調函，餘瑞璜只能放人。1955年6月，陳佳洱正式進入北京大學物理研究所。
上世紀50年代，核物理大師朱光亞（右）正在給陳佳洱做學術口試。
“546信箱”
陳佳洱一直覺得，他被調去北大，是朱光亞先生的主意。在東北時，朱光亞就是全校的明星老師：北大高材生，被國民政府派去美國學原子彈知識；參加抗美援朝的英雄，29歲就成了教授；備課認真，講課清晰，文理兼備，堪稱完美。所以陳佳洱選論文導師，第一選擇就是朱光亞。“朱老師每週會專門找兩次時間解答學生問題，他會仔細聽你的問題，然後把關鍵點寫在黑板上，再根據關鍵點逐一反問，直到把學生‘問懂’為止。他是非常有智慧的老師。”
陳佳洱原以為終於能進北大了，到了北京才知道，得先做個“地下人員”。當時，北京大學物理研究所是個保密機構，是中央為了培養核科技人才設立的，所裡的人只能跟北大校領導單線聯繫。研究所建立之初一共六人，除了21歲的陳佳洱，其他全是大名鼎鼎的人：胡濟民、虞福春、朱光亞、韓增敏、盧鶴紱。6個人的草臺班子，連辦公室也沒有，“兩彈一星”負責人之一的錢三強便把自己在中科院的辦公室讓出來。北大外面的實驗大樓建好後，由於郵址是546，他們就自稱“546信箱”。接著，陳佳洱又受命到北大、復旦、武大等校招生，選調了一批人才，“546”才漸漸熱鬧起來。
在“546”，陳佳洱分到的任務是帶著幾個剛畢業的助教，8個月之內籌建出原子核物理教學的實驗室，排出教學實驗來。陳佳洱在東北排過專門化實驗，有點基礎，但真正做核物理教學實驗，還得摸著石頭過河。沒有實驗室，錢三強又把中科院化學所的一層房間騰出來給他們；搞不明白原理，虞福春就給一本英文的《實驗原子核物理》；測量宇宙射線需要核乳膠，錢三強夫人何澤慧，這位中國最先做出核乳膠的科學家，就手把手教他們製作過程；朱光亞更是全程“待命”指導……
回想當時，陳佳洱說：“那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
北大的物理大家們抱著滿腔激情幹事業，日以繼夜是“546”的常態。陳佳洱在實驗室裡放張床，幹到凌晨三四點，累了就躺一會兒，堅持半年多，終於準備出了8個實驗和實驗所需的所有材料，他還專門建了一個小車間生產核子計數管。一次，陳佳洱正在做核子計數管工作性能的實驗，熒光屏上出現了預期的波形，身後傳來一句：“真漂亮！”原來朱光亞已經在後面站了許久。“這句肯定，讓所有疲憊一消而散。”
3年裡，陳佳洱每天待在實驗室，甚至沒好好逛過北大。1957年，“546”正式“解禁”，被命名為北京大學原子能系，他這才有了一些時間。他買了輛自行車，時不時在北大轉一圈，異常興奮，“從來沒享受過這麼漂亮的校園”。
那一排的科學家都哭了
做核研究，加速器是重要工具——加速器產生的高能量粒子可用來轟擊原子核、變革原子核。1957年，北京大學只有一臺從蘇聯進口的25兆電子伏電子感應加速器，但主要功能是無損探傷，不適合研究核物理。陳佳洱便開始研製加速器。一年時間裡，他和幾位年輕教師把學生組織起來照貓畫虎，建成了中國第一臺30兆電子伏的電子感應加速器。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還特地偕夫人王光美前來視察，由陳佳洱做講解。王光美是物理學出身，就不斷用更簡單的語言向劉少奇解釋。有記者給他們拍下照片，第二天登上了報紙。
“在加速器裡，能看到很多新的現象，發現新的核數和反應，甚至可能看見新的粒子。每次看，我都覺得特別美，那是未來的能源、未來的材料。”1963年，陳佳洱被公派至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師從物理學家丹尼爾·威爾金森，後來又去了著名的盧瑟福高能研究所。1966年學成歸國，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
因為那張和劉少奇夫婦的合照，以及留學生的身份，陳佳洱被扣上了五頂帽子：黑幫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漏網右派和特務嫌疑。他和當時的北大校長陸平一起被關在印刷廠裡打雜，兩年後被下放到漢中，種田、養豬、修路，“修鐵路時，要不斷來回扛100斤的水泥”。離開北京前，他賣掉了所有關於加速器的書，心想：這輩子再也不搞加速器了。
1976年，“文革”結束，在錢三強的努力下，陳佳洱從漢中回到北京，協助制定原子核物理和加速設施的規劃。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組織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陳佳洱與周培源等人在一個小組參加討論。在會上，鄧小平說：“科學家是腦力勞動者，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
聽到這句話，陳佳洱那一排的科學家都哭了，拿著手絹抹著淚，怎麼止也止不住。“此前，我們都是‘臭老九’，現在作為勞動者受到肯定，我感覺到我的科研生命恢復了。”
科學大會後，陳佳洱回到北大，擔任技術物理系教研室主任。1984年，陳佳洱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
“小平你好”的故事
做北大副校長，陳佳洱負責三件事：外事、研究和方正集團。上任第一年，就碰上了國慶35週年。“十一”那天，陳佳洱坐在觀禮臺上，臺下是人山人海的慶典遊行隊伍。看到北京大學學生方隊時，他冒出了一身冷汗——學生舉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小平你好”。按照規定，國慶遊行時是不能隨便帶東西進去的，“當時講好，除了帶一面北大校旗外，不能帶任何東西”。結果，北京大學的學生竟然直接亮出了這麼大一個“違規物”。
“小平你好”4個字，就這樣從天安門前經過。鄧小平看見後，笑著帶頭鼓掌，隨後便是全場雷動的掌聲。
陳佳洱後來才知道，這橫幅是北大生物系的學生精心準備的，本來寫的是“小平同志你好”，最後考慮到字數少、橫幅小，更容易帶進廣場，就把“同志”二字刪掉了。恰恰是因為少了兩個字，北大學生創造了一個令人難忘的歷史瞬間。
“我在臺上，一方面覺得我們北大學生了不起，這實際上就是擁護改革開放；另一方面覺得小平同志了不起，他理解北大學生的愛國熱情。”
在陳佳洱眼中，北大的學生從來是最富有激情和理想的那批人。北大的老師也是如此。上世紀80年代，北大投資創辦方正集團，陳佳洱是分管的副校長，北大教授、計算機文字信息處理專家王選負責技術研發。王選身上有北大人天不怕、地不怕的衝勁。他從上世紀70年代起研究漢字精密照排系統，十幾年間，幾乎放棄了所有節假日，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段工作，立志要打造中國人自己的排版系統，讓沿用了上百年的鉛字印刷得到徹底改造。1981年，中國第一臺計算機漢字激光照排系統樣機面世。
“當時王選是第二代系統，他說要跨過第三代，直接進入第四代，我覺得很不簡單，也不容易，一定要支持他。”為了做方正激光照排，陳佳洱動員了5個系的師生，文科搞文字，理工科搞激光，一共花了近4年。陳佳洱往各大報社來回跑，希望能有單位用這個系統。那時交通不方便，常常是“在路上半天，在報社半小時”。但幾年下來，只有《經濟日報》等報社訂了系統。
“有一次，中央有個講話，當天晚上要看大樣，其他報紙都拿不出來，《經濟日報》輕鬆拿了出來。沒過多久，其他一些報社也來買系統了。”
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
1996年，陳佳洱當選北大校長，在全校數百名教職員工的推薦名單上，他排名第一。當年北大有個他的軼聞。一次學校內某實驗室停了電，他知道後很著急，嫌別人去辦太慢，就自己跑去配電室找工友。工友問他是誰，他自報家門，對方想了半天，說：“陳佳洱？不認識。”
學生都說“陳校長”太低調，事實上他的活都在背後。上任伊始，他就天天騎著個自行車在學校裡跑，去各個院系調查研究。學生偶爾看見一個60多歲的老頭撅著屁股在路上給自行車打氣，誰都想不到這是他們的校長。
1998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陳佳洱給學生們上基礎課。
當時，陳佳洱定下了兩條規定：第一，水平高的教授一定要到一線講課，要把學生的基礎打好；第二，文科學生要學理科的至少4個學分，理科學生也必須學文科的4個學分。他同樣要求自己，必須定期抽空去講課、實驗。“你要做校長，就得跟教師有共同語言，要知道學生在想什麼。”
1998年5月4日，北大在人民大會堂慶祝百年校慶，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為了這天，陳佳洱忙了一年，3次在不同場合“攔”住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寫了長長的報告，還有一頁改了又改的致辭。
致辭前，江澤民叫住陳佳洱，問：“你為什麼在報告裡寫‘建設社會主義的世界一流大學’？是不能和牛津、劍橋、哈佛比嗎？”
“能比啊。”
“既然能比，你加了‘社會主義’就不明確了。”江澤民說。
就這樣，在北大的百年校慶上，中央正式提出：我國要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
校慶一個多月後，克林頓訪問北京大學並演講，中國第一次向全世界直播美國總統的高校演講。陳佳洱見到克林頓，是在北大學生秘書接電話的辦公室，他正滿頭大汗地修改演講稿——這個辦公室沒有窗戶，最安全。克林頓問陳佳洱：“為什麼北京大學不叫‘Beijing University’，而叫‘Peking University’？”
陳佳洱回答：“因為北大是尊重傳統的學校，我們希望保留傳統的英文名。”
演講時，北大辦公樓的禮堂內座無虛席，學生、記者、攝影師到處都是。過半，克林頓說：“你們的校長鬍適說，個人自由不能因為國家利益受到損害……”場內開始議論，覺得總統的話是話外有話。
等到演講結束開始提問，一位北大學生站起來說：“總統先生，您剛引用了胡適先生的話，我也想說一句老校長蔡元培的話，他說，‘大道相行，而不相悖，萬物相育，而不相害’，只有尊重別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懂得自由的，您說對不對？”
克林頓聽後，沉默數秒，點了點頭。
下臺後，克林頓對陳佳洱說：“我去過那麼多國家，我從來沒有批評過美國政治，今天是第一次。你應該為你的學生感到驕傲。”
1998年6月，克林頓訪問北京大學，陳佳洱（左一）向他贈送帶有北大標誌的總統銅版雕像。
1999年，65歲的陳佳洱卸任北大校長，但依然堅持在北大授課教書，直到今天已整整19年。
採訪最後，記者問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何為世界一流大學？陳佳洱講了個故事。一次，他陪斯坦福大學校長去見時任國家總理朱鎔基。朱鎔基問校長：“斯坦福大學在國際上能排第幾名？”校長回答：“總理先生，把這個排名忘了吧，我們斯坦福大學有斯坦福大學的傳統，斯坦福大學有斯坦福大學的文化。不管排第幾名，斯坦福還是斯坦福。”
“我醍醐灌頂，所謂世界一流大學，就是要有核心價值的大學，就是對自己的文化和傳統無比自信的大學。這才是大學的靈魂。”陳佳洱說。
“北京大學的靈魂是什麼？”記者又問。
“愛國。”陳佳洱說，“我永遠記得1981年，中國女排首奪世界冠軍，全北大的學生在校園裡喊：‘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整個燕園都在震動。”
那個場景，直到今天，也常在陳佳洱的腦海裡浮現，他說：“願北大學子繼承北大的光榮傳統，讓北大領航世界，更加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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