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樞紐》述評——欲行擔綱的必由之路
作者|老夏
施展的宏篇鉅著，再一次吹響了中國學者們意圖定義中國史學框架並同時對接世界體系的號角。正如80年代“大國學術熱”時推出的學者如金觀濤、劉青峰等，他們意圖給中華文明，並順手給世界軸心時代，幾乎所有文明畫像的衝動，在這一次施展所表現出的在如此綜合的學術領域中的砥礪奮進，其用心、用力也可謂是不遺餘力，這種理論跋涉十分的艱鉅，因而，無論如何也是值得讚賞的。
在細觀施展的理論構造之後，的確很為他的宏大工程所感動，但是，仍如當年對金劉“大一統”社會動力學模式存疑很多一樣，在此，不能不提出來，供公允世道予以點評，以利造福民族之江山社稷。主要疑點如下：
1.超大規模與汲取財富以及構建統治力的低成本理論，作為關鍵性理論核心的選擇性之合理性，似乎缺乏嚴密的推導與論證。作者對此應予“嚴於律己”，強化論證並推導其中之邏輯。
2.三段循環漸進演化理論（第四段循環顯得有些勉強），作為中華文明整個古代歷史演繹邏輯的源程序代碼的合理性與理論構建的必要性，似乎也缺乏嚴密論證。建議作者團隊從理論高崗上走下來，抓住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中華民族源流，腳踏實地地完成“從理論到實踐”的體系過渡，這一點很重要。
3.把農～牧兩大區域的互動，描述成同一個文明的內部演化機制的正確性存疑，並且，揉合這一對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遊牧難言文明模式）為同一個文明模式的兩大部分，這在理論上的風險極高。建議作者團隊最好考慮將“農耕文明區”與鄰近的“遊牧區”做成兩大互動的“文明與非文明區域”的系統模型。與其勉為其難地強拉在一塊，還不如以兩大分置的子系統在一個大系統的常態化互動之下的區域效應,它同樣可以對中華民族的延伸性加以論證。其實，正是該書在此混淆了事實並疑似偷換了概念，才使其後面的中華文明的延展性與海陸樞紐概念（本書最頂層概念）疑似建立在沙灘之上。
4.海～陸樞紐模式，作為一個合理的世界體系，被放置在原發文明的古代史中值得商榷。畢竟整個古代貿易史與文明交往史在事實上，幾乎是一個杜撰出來的模糊而淺薄的鏈條，以此不可靠之概念來構建古代世界模式是否科學？值得作者團隊深思。似乎應採取深入論證與廣泛討論之後，得出爐火純青的老道結論來再說不遲。建議作者團隊深入思考一下這一關鍵點。
5.施展先生作為“大觀”學術團隊出類拔萃而傑作的集大成者，其勉為其難地用心構建與描繪理論性體系而不著力於解開一個個關鍵的，能面對未來的重大歷史課題，這樣做是否會重蹈虛構泛性理論的前車覆轍？這是值得深入反思的，畢竟這樣做的風險不可排除。
更有甚者，許紀霖先生把施展作品描繪成湯因比的理論框架之續作，這顯然是匪夷所思的悶頭亂贊。這話又說回來了，即使是盲目模仿老湯之構造，《樞紐》與《歷史的研究》也不是在論述同一課題的類同之學術風格，這一領域畢竟也不是普遍缺乏西方哲學邏輯的中國文化團隊，能夠遊刃有餘、自然而然的必然產物。這樣亂贊一氣，容易捧殺後生學者。對施展及其團隊應予愛惜為要。
總之，熱切盼望施展與“大觀”團隊，首先能成為各個關鍵領域的強者“霸王龍”，然後，再著手逐步構建真具有廣泛說服力與精彩紛呈之描繪動力學的東方文明之世界與未來。
特別提醒一下，以上五點中的任何一點，一旦攤開來扯的話，都可能會遇到令人五雷轟頂、汗流浹背的嚴峻問題。所以，目前本書的根基與純理論構造活動是否明智，值得思量。
所以，現代對學者的要求是“一專多能”，這是必須的。事實上，現代學者還應該做到“多專多能”才行。這當然是對致力於綜合事業的學者要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泛文化能力的要求，儘管這不容易做到，但沒辦法，也只能這樣了。
另外，我覺得過強的目的性往往是理論構建者的大礙；睜眼看清楚世界的本來面目，可能更加有利一些。欲速則不達既是研究的真諦，也是人生的要訣。建議中國學者應當先多瞭解西方史（因為它強悍並展示完整了），等搞明白文明之本相與帝國之血性之後再回望祖墳，這樣比較從容。
我覺得有幾大問題國內學者大都還沒有正視：
1.中國近四十年經濟飆升的基本模式，到底是些什麼鬼在其中笑話學者們的胡亂猜疑與莫衷一是的疑惑？估計這個問題是“大觀”這一類學者群體的集體素養很難回答的。而這又恰恰是我們回顧歷史、重拾文明的出發點。沒有中國力量與政體的事實上飆升趨勢，現在就去回顧歷史並尋找假設性的根源是沒有意義的。
2.中西方文化的現代對峙甚或較量是無法迴避的。對於這一點，中國學者能給出多少理論解釋與政體理解？這一點又是一大自我禁足區域，學者們大多視其為學術毒藥，因而很難實現理論跨越。
3.欲對中華文明及東亞文明區的本質開展發掘，需要不能侷限在3000年既有信史期內來予以探討，既然是原發文明，能排除史前地質時代、冰河時期以及整個生態環境邏輯的影響嗎？歷史學者很少涉獵於此領域，因而也不能為當下嚴重的生態危機陰影下的時代前途，給出合符邏輯的出路前景。
4.建議對歷史萬花筒給予我們的歷史畫卷中真假難辨的圖畫，要有一個深具現實主義的透視眼光，以便去偽存真。總不能單憑拿來主義，囫圇吞棗般的蹲下就拉。這一點需要歷史學者的歷史學經驗與個人的人生經驗。這也是學者們難以做到的，因為學者往往不能填足自己的人生閱歷。這是構造歷史畫卷的學者們的硬傷。命運往往以人生分工，來隔離人類中任何一份子，妄圖偷窺造物主的神功。
5.構築世界史、文明史是完全可能的。關鍵是視野開闊，知識面得殘酷無情地在有限人生中被強行調到非個人所能及的高度。這也是需要複雜而殘酷經歷的，學者們的人生好運往往窒息了這一可能。想來振聾發聵的傳世之寶書也只能是拜命運所賜，這種幸運不是每一個人在一生中都能遇見的。這對於的構建嚴謹且熱血澎湃的理論構架無疑有決定性意義。
真正劃時代的鉅著必須是能讓人恍然大悟的，既深邃又能不斷地喚醒人們的常識；它必須是深入市井與豐富的生活的，既深刻又是富有歷史畫面之想象力的。深入淺出來自於我們的創作本性與學識真功，但它更能同時打開蒼穹之天門與芸芸眾生之心。
老夏於2018年9月16日
謹附《樞紐》導言如下：
…………………施展
導言
十字路口的大國與歷史熱
最近幾年，中國興起了歷史熱。圖書市場上出現了大量從各種視角重寫中國史的著作，既有國人的著作，也有譯著既有傳統式的史學著述，也有跨學科的歷史研究，並且往往都出人意料的大賣。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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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可以看到如下有代表性的著作與學術努力。趙汀陽先生在《天下體系》、《惠此中國》等著作中對於“天下”院進行了著力闡發。力圖在傳統中發掘出現代中國的普遍主義視野的可能性，許紀霖先生也曾在多篇論文中作過相近的努力；但是對於“天下”觀念的再發掘，忽視了塞北、西域等地區並不是由需家文化主導，因此對這些邊疆地區的說服力和解移力可能會遇到困難(近年可看到許紀霖先生有了對於邊疆問題的大量關注)，並且從觀念到觀念的敘事，也會流於空泛。葛兆光先生在《宅之中國》、《想象的異域》等著作中通過對周邊朝貢國史料的挖掘，呈現出周邊看中國的不同視角。對於純粹基於中原的秩序想象，是一個很大的思想刺激；但這種視角同樣會遇到“天下”體系所會遭遇的質疑。姚大力先生、羅新先生的諸多著作，從草原史、內亞視角開啟了不同於中原視角的中國史反思。這種反思非常有啟發性，但對於內亞與中原的歷史共性何在，尚需給出更進一步的解釋。王柯先生在《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一書中，對於中國內在的多元性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但對於多元要素的共性基礎的發掘還需進一步深入。趙鼎新先生在《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等著作中，回溯到中國歷史的早期，從戰爭與政治秩序的生成關係的角度再論了中國史；這種分析角度使用了以往史學研究中較少運用的社會學方法，但是對於非中原地區的解釋力仍嫌不足。王明珂先生、馬戎先生等從人類學的角度，對中華民族的概念進行了全新的思考；這樣的人類學思考對於歷史學是一個巨大的補充，但是過於強調了社會層面的自生秩序，而對政治層面建構秩序的同情式理解僅有不足。國外學術界在這方面也有相當多的思考，諸如美國新清史學派對於大清帝國的內亞性的探討，日本京都學派對於中國史的重構，以及劍橋的中國史系列、哈佛的中國史系列等等，這些思考都極富啟發性，外國學者有他們不同於中國學者的問題出發點，因此更多是他山之石的價值，而不足以成為中國理解自身的基礎。此處的梳理，只是從有代表性的幾個入思角度展開，必定掛一滿萬，除筆者所列學者之外，還有許多學者做出了大量值得欽佩的研究，筆者的思考也從中受到許多啟發，篇幅所限，恕無法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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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歷史熱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揆諸世界歷史，一個迅猛崛起的大國，其崛起本身會造成所處體系的深刻變遷，過去所習慣的參照系不再起作用，基於該參照系所設定的國家日標也會失效:於是，它無法再說清自己是誰、自己想要什麼、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是什麼，往往會陷人一種深刻的身份焦慮。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沒有路標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在這個路口上，倘若它能夠在對歷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自我與世界的內在一致性，就能夠將其龐大的力量轉化為對世界的建設性力量，並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歷史地位;否則，它將浪費自己所經受的苦難。為了真實地理解自己的處境，以避免糟糕的前景,處在十字路口的大國往往都會關注歷史，它們渴望通過對於歷史的重新理解,來廓清當下，構想未來。
這種身份焦慮的化解,無法簡單地通過對於某種價值理念的表述及追求而完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自我身份，要基於兩種理論敘事的構建:一是政治哲學的敘事，它會為該政治體確立其所要追求的正義之目標；一是歷史哲學的敘事，它會確立該政治體的認同邊界，確認何者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兩種敘事加在一起，才會帶來政治體的精神凝聚力。單純依靠政治哲學的價值表述，無法回應共同體的特殊歷史處境；單純關注歷史的特殊性，則無法理解共同體與世界之間的內在一致性。 當下中國的身份焦慮實際上表達著對新的歷史哲學或者說新的歷史敘事的渇求；人們渴望通過對於中國各種特殊性的統合性敘述，來尋找中國通達於普遍性的根基，以化解對內對外的各種精神緊張。簡單來說，就是要在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意義上，回答“何謂中國”這一問題。這樣一種新的歷史敘事，直觀上呈現為對過去的重述，實際上是在勾勒未來的方向，換言之，我們對於未來的想象，是基於對過去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就是未來學。
要構建新的歷史敘事，首先需要有對於中國歷史的特殊性的理解。只有基於對特殊性的深刻理解才能把握其在普遍性當中的結構性地位。那麼，中國歷史的根本特殊性在哪裡呢?
本書認為，它體現在兩點上：一是中國是一個軸心文明的載體，一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 這兩點以一種人們經常意識不到的方式相互發生作用，幾乎中國歷史的所有運動邏輯，理解當下中國問題的所有切人點，都在對這兩點的把握裡面了。
所謂軸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的軸心時代出現的原生性文明。這個時候出現的中國文明，或許曾受到過其他文明的激發並且在後續的年代中吸納了很多其他文明的精神資源，但其內核中一些原生性的東西，作為基本識別要素，始終存在。軸心文明的特徵在於其普世主義取向，絕不自囿於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為思考單位；對應地，軸心文明不會設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擔綱，它所關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獲得普遍傳播。軸心文明的這一特徵，使得中國的精神結構中天然地有著普遍主義的衝動。在古代，它將自己理解為世界本身；在現代，它只有通過普遍主義才能理解自身與世界的關係，因為單純的民族主義理念無法提供足夠的精神容量，以支撐起它的精神世界。
很多軸心文明在歷史過程中都喪失了自己的政治載體，但東亞的軸心文明卻一直有中華帝國作為其政治載體，並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歷史效應。之所以會有這種差異，根本上來說，是因為中國的超大規模性。超大規模首先體現在中原地區的龐大人口與財富上，其規模達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在第一個千禧年過後，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資源超過了任何地方性勢力的抗拒能力，此後中國再無長時期的分裂現象出現，於是就有了國人經常說的“唯一歷史未曾中斷而延續至今的文明古國”。其延續性的根基並不僅僅在於其文明的韌性，更在於超大規模所帶來的軍事與財政邏輯。
說得更準確點，一個龐大政治體的自我維持，與軸心文明的存續，是兩個獨立的邏輯，並不能相互解釋，但是相互有需求。這個文明在其覆蓋區域內始終可以找到一個獨大強國作為其載體，該強國則始終可以該文明作為自己的身份識別標誌。而在其他文明區域內，由於沒有這種超大規模，沒有足夠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資源，因此能夠壓制各種地方性力量的獨大強國就很難持續存在；也因此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強國，便不會以文明作為自己的根本身份標誌，以免混同於其他國家。
中國軸心文明的擔綱者在古代的流轉，最終必會落在起自農牧過渡地帶的人群身上，過渡地帶分佈在長城沿線及東北。因為只有這個群體同時熟稔農耕與遊牧兩種體系的秩序奧秘，能夠帶來超越於農牧之上的多元治理，使長城南北的緊張關係轉化為統一帝國的內部均衡關係。他們對中原的理解能力使其能夠調動中原的龐大財富，這是純粹的草原統治者很難做到的；他們的草原身份使其擁有超越於中原的廣闊視野，有能力統治儒家文化無法直接整合的龐大非中原疆域，這是純粹的中原統治者很難做到的。因此，這個群體能構建起龐大的多元複合帝國，使得軸心文明所構想的“天下”，外化為一個現實的帝國秩序。這種多元複合帝國也帶來了中國的另一重超大規模性，即地理上的超大規模性和帝國內部秩序上的超級複雜性。這兩個意義上的超大規模性，使得中國在現代轉型時面臨的任務變得極為複雜。
在擔綱者的流轉過程中，中國歷史經歷了複雜的變遷，變遷的主動要素，或說自變量，來源於社會分工最為複雜的中原地區，相對於非中原地區而言，因其分工的複雜性，內部各種社會要素的均衡關係更為易變。每一次出現有歷史意義的技術躍遷，都會給中原帶來新的經濟資源，並打破此前諸種社會要素的均衡關係，也就是打破原有的社會結構。舊有的和新出現的各種社會力量，會在動盪與博弈中走向新的均衡，中原的社會結構就這樣經歷過幾次深刻變遷，從商、周之際的封建社會轉化為漢、唐之間的豪族社會，再到宋清之間的古代平民社會。社會結構的變化，會改變中原地區的財政與軍事邏輯、帝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相對力量關係、軸心文明的經典闡釋框架，以及中原地區與非中原地區的互動模式。
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這片被稱作“中國”的東亞大陸的士地上，數千年的歷史呈現為一個多元體系的運動過程。這個體系內部包含著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幾種主要的自然社會一經濟生態區域，各個區域彼此間有著極為深刻的相互依賴、相互塑造的關係，以至於脫離開一方完全解釋不了另一方。幾大區域構成的多元複合結構裡,歷史運動的主線是草原、中原、海洋這三大區域的互動關係;西域和高原這兩大區域構成副線，它們就像催化劑，影響著主線的發展路徑和歷史節奏。這樣一種深刻的有機聯繫，讓各個區域互為條件，構成一個多元共生體系；所謂“中國歷史”，就是這個多元共生體系的演化史。這一體系不斷地尋求著從多元主體相互對抗的外部均衡，演化為多元複合帝國的內部均衡；中原地區每次社會結構的變遷，都將打破業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國的內部均衡，於是體系會回到外部均衡，前述運動過程在更高一階上再重複一輪。這構成了中國歷史的循環上升的邏輯過程。
經過幾輪的反覆演化，這個多元共生體系在其古代歷史中落實為大清帝國，漢滿蒙回藏多元主體都被納入統一的帝國之中，接受多元的統治。就當時的技術條件而言，一種真正的普遍性達成了。然而，新的困境也就此到來了，它體現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
就物質層面而言，在內部均衡所帶來的和平紅利下，中國人口過度繁行，出現大量過剩人口，導致中國經濟陷入一種特殊的困境而無法脫出。過剩人口帶來過於便宜的勞動力，使得以節省勞動力為目的的技術變遷無法出現，因其不具備經濟可行性；中國因此便無法內生性地發展起工業經濟，因其以新的技術變遷為前提；而不能從農業經濟進展到工業經濟，便無法吸納過剩的人口。中國於是自我鎖死在一種低水平狀態上，有學者稱此一狀態為“內卷化”。中國由此便有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的危險，因人口過剩導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亂循環，可能會反覆上演；這種循環無法像此前的歷史那樣，帶來社會的結構性演化，而只有無變化的重複，便不再有任何歷史意義。就精神層面而言，朝廷能夠從這個超大規模人口的社會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資源，以至於社會已不再擁有對於朝廷的制衡力量，軸心文明對其信徒所承諾的尊嚴，也將在政治的壓制下逐漸落空，軸心文明的精神內核有可能逐漸枯萎下去。
除非有外部資源注入，才可能突破這兩重困境。因此，中西之間的相遇便成為中國歷史繼續發展的一種內在需求，中國在內外各種壓力的綜合作用下，加人世界秩序，走上了現代轉型的道路。
中國的超大規模過剩人口，只有在作為封閉經濟體的情況下，才會導向“內卷化”的結果，一旦加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反倒會成為中國的競爭優勢。但是，這種優勢要想能夠真正釋放出來，中國必須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沒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便有可能被徹底撕裂化。這個問題又一次地與中國的超大規模相關。
中小規模的國家，僅僅靠外部世界的經濟拉動，便可被整體性地拉 動地拉動起來；中國倘若只靠外部拉動，僅會被局部性地拉動起來，也就是諸如上海、廣州之類的口岸地區，它們和紐約、倫敦的聯繫，會遠遠大於它們與幾百裡之外中國鄉村的聯繫。這是19世紀後期、20世紀前中期的現實歷史。這些被拉動出來的飛地經濟與社會，與那些無法被外部拉動的龐大鄉村地區，會形成深刻的撕裂；這樣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一定會導致劇烈的內在衝突，乃至於內戰。所以，中國這種超大規模的國家要完成現代轉型，必須要先實現政治整合，然後才能讓這個國家整體性地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並且把中國的巨量人口轉化為競爭優勢；這個步驟如若走反，就會在內在撕裂中吞噬掉各種局部性的發展。
要實現政治整合，革命就是繞不開的選項；革命的代價巨大，但超大規模國家要實現現代轉型，幾乎無法避免。這就有了20世紀中國跌宕起伏的革命歷程。
實現了自我整合的後革命時代的中國，在進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後，其超大規模人口終於煥發出巨大的力量，成就了難以想象的經濟奇蹟，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的經貿結構，全球政治秩序、經濟秩序乃至社會秩序在此過程中出現失衡。中國因其超大規模性，對化解這種失衡有著特殊的責任；同時，失衡有可能對於全球化造成傷害，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對化解失衡也有著深刻的利益關涉。
正是在這個階段，我們過往的許多精神資源，在解釋這種新的格局時失效了；我們過往用來理解自身與世界所依憑的參照系，因中國的崛起而發生了巨大變化，也失效了。中國走到了十字路口，發現似乎越來越難以理解自身與世界了。因此，重述中國的歷史、重構我們的史觀便成為一種必須， 如此才能讓我們獲得精神自覺，把握住這一切過程的深刻歷史含義，進而構想更加可期的未來。
新的歷史敘述必須能夠在以下諸方面發現特殊性之上的普遍性和多元性之上的一致性；在空間意義 上，發現中原與非中原地區的內在一致性，以及中國與世界的內在一致性；在時間意義上，發現古代歷史與近現代歷史在精神現象學邏輯上的內在一致性。如此，則內安邊疆，外安四鄰；如此，中華民族潛意識當中的普世主義衝動、直觀可見的超大規模屬性，以及其中所隱含的世界歷史民族的潛力，才能真正地獲得釋放和通往建設性的方向。
在對中國歷史做過如此反思的基礎上，本書對“何謂中國”這一問題的回應，可以簡單表述如下：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國家，從內部來看，它是個體系，從外部來看，它是現代世界秩序當中的海陸樞紐；中國也正是因其內在的體系性，成就了其外在的海陸樞紐地位。
現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構成性要素，分別是海洋秩序、大陸秩序，以及海陸中介/樞紐秩序。作為體系的中國，內在地包含著海洋和大陸等多種要素，它們通過歷史的演化與現代的整合，而凝為一個共同體；中國因此得以同時嵌入在現代世界的海洋秩序與大陸秩序之中，作為海陸中介/樞紐，因其超大規模而獲得動能，將人類秩序聯為一體。這是中國作為世界秩序自變量的真實體現，是中國作為世界歷史民族的責任擔當。
筆者與“大觀”學術小組的諸位同人共同研究已歷八年之久，其間通過激烈的學術爭吵而發現真問題的過程，為了理解真問題而進行的各種思想操練，以及因各種機緣而得以參與的實踐，實令筆者受益極豐。“大觀”小組的諸位同人各有術業所長，在相互砥礪的過程中，讓筆者不斷見識各種跨學科的視野，見識各種思想的張力。本書便是在這八年來思想砥礪的基礎上完成的。當然，書中有何錯漏，文責自應由筆者承擔。
由於本書所要處理問題的複雜性，使得本書的敘述，無法在任何單一學科的話語當中完成，必須在地理、歷史、哲學、思想、經濟財政、貨幣、軍事、人口、社會、法律、國際政治等各個學科領域的綜合下，才能對中國這數千年的複雜歷史、百年來的成敗興衰，以及這一切與世界的關係，給出統一連貫的解釋框架。
筆者深知，此書所涉問題過於宏大，所觸學科過於龐雜，以筆者的淺陋見識，在各種領域的討論都只能是淺嘗輒止，對任何一個領域的文獻的理解與調用也必定是掛一漏萬。唯望書中所觸及的學科與話題領域的專家，原諒筆者在專門領域的見識不足，而在筆者所嘗試構建的整體框架上給出更多指教。
筆者也深知，本書的寫作很可能是一個過於大膽的嘗試，因此不敢期待書中建構的歷史敘述框架能夠說服足夠多的人。唯願其中所論或有些許價值，能夠真正地打開新的論域，激起一定的討論，以使我們民族對於自身的歷史處境形成更清晰的自覺，這大概就是筆者對本書所能擁有的最大期待了。
施展2017年3月1日於京城
作者以湯因比式的歷史哲學視野，考察農耕文明、遊牧文明與海洋文明互動中的中國大歷史。如此之手筆、大氣象、大格局，為當令中國學界所罕見。在碎片化研究的時代本書不啻為令人精神一振的難得力作。
許紀霖
第一次聽施展講述他的研究， 就給了我一個巨大的驚喜， 讓我看到了理解中國問題的一種前所未有的視野，也解釋了很多令我困惑的問題。中國到底從哪裡來，中國未來可能會向何處去?這是我想了很久的問題，相信許多人也在思考施展的這本書， 給了我一個非常有衝擊力的答案。
徐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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