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述评——欲行担纲的必由之路
作者|老夏
施展的宏篇巨著，再一次吹响了中国学者们意图定义中国史学框架并同时对接世界体系的号角。正如80年代“大国学术热”时推出的学者如金观涛、刘青峰等，他们意图给中华文明，并顺手给世界轴心时代，几乎所有文明画像的冲动，在这一次施展所表现出的在如此综合的学术领域中的砥砺奋进，其用心、用力也可谓是不遗余力，这种理论跋涉十分的艰巨，因而，无论如何也是值得赞赏的。
在细观施展的理论构造之后，的确很为他的宏大工程所感动，但是，仍如当年对金刘“大一统”社会动力学模式存疑很多一样，在此，不能不提出来，供公允世道予以点评，以利造福民族之江山社稷。主要疑点如下：
1.超大规模与汲取财富以及构建统治力的低成本理论，作为关键性理论核心的选择性之合理性，似乎缺乏严密的推导与论证。作者对此应予“严于律己”，强化论证并推导其中之逻辑。
2.三段循环渐进演化理论（第四段循环显得有些勉强），作为中华文明整个古代历史演绎逻辑的源程序代码的合理性与理论构建的必要性，似乎也缺乏严密论证。建议作者团队从理论高岗上走下来，抓住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源流，脚踏实地地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体系过渡，这一点很重要。
3.把农～牧两大区域的互动，描述成同一个文明的内部演化机制的正确性存疑，并且，揉合这一对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游牧难言文明模式）为同一个文明模式的两大部分，这在理论上的风险极高。建议作者团队最好考虑将“农耕文明区”与邻近的“游牧区”做成两大互动的“文明与非文明区域”的系统模型。与其勉为其难地强拉在一块，还不如以两大分置的子系统在一个大系统的常态化互动之下的区域效应,它同样可以对中华民族的延伸性加以论证。其实，正是该书在此混淆了事实并疑似偷换了概念，才使其后面的中华文明的延展性与海陆枢纽概念（本书最顶层概念）疑似建立在沙滩之上。
4.海～陆枢纽模式，作为一个合理的世界体系，被放置在原发文明的古代史中值得商榷。毕竟整个古代贸易史与文明交往史在事实上，几乎是一个杜撰出来的模糊而浅薄的链条，以此不可靠之概念来构建古代世界模式是否科学？值得作者团队深思。似乎应采取深入论证与广泛讨论之后，得出炉火纯青的老道结论来再说不迟。建议作者团队深入思考一下这一关键点。
5.施展先生作为“大观”学术团队出类拔萃而杰作的集大成者，其勉为其难地用心构建与描绘理论性体系而不着力于解开一个个关键的，能面对未来的重大历史课题，这样做是否会重蹈虚构泛性理论的前车覆辙？这是值得深入反思的，毕竟这样做的风险不可排除。
更有甚者，许纪霖先生把施展作品描绘成汤因比的理论框架之续作，这显然是匪夷所思的闷头乱赞。这话又说回来了，即使是盲目模仿老汤之构造，《枢纽》与《历史的研究》也不是在论述同一课题的类同之学术风格，这一领域毕竟也不是普遍缺乏西方哲学逻辑的中国文化团队，能够游刃有余、自然而然的必然产物。这样乱赞一气，容易捧杀后生学者。对施展及其团队应予爱惜为要。
总之，热切盼望施展与“大观”团队，首先能成为各个关键领域的强者“霸王龙”，然后，再着手逐步构建真具有广泛说服力与精彩纷呈之描绘动力学的东方文明之世界与未来。
特别提醒一下，以上五点中的任何一点，一旦摊开来扯的话，都可能会遇到令人五雷轰顶、汗流浃背的严峻问题。所以，目前本书的根基与纯理论构造活动是否明智，值得思量。
所以，现代对学者的要求是“一专多能”，这是必须的。事实上，现代学者还应该做到“多专多能”才行。这当然是对致力于综合事业的学者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泛文化能力的要求，尽管这不容易做到，但没办法，也只能这样了。
另外，我觉得过强的目的性往往是理论构建者的大碍；睁眼看清楚世界的本来面目，可能更加有利一些。欲速则不达既是研究的真谛，也是人生的要诀。建议中国学者应当先多了解西方史（因为它强悍并展示完整了），等搞明白文明之本相与帝国之血性之后再回望祖坟，这样比较从容。
我觉得有几大问题国内学者大都还没有正视：
1.中国近四十年经济飙升的基本模式，到底是些什么鬼在其中笑话学者们的胡乱猜疑与莫衷一是的疑惑？估计这个问题是“大观”这一类学者群体的集体素养很难回答的。而这又恰恰是我们回顾历史、重拾文明的出发点。没有中国力量与政体的事实上飙升趋势，现在就去回顾历史并寻找假设性的根源是没有意义的。
2.中西方文化的现代对峙甚或较量是无法回避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学者能给出多少理论解释与政体理解？这一点又是一大自我禁足区域，学者们大多视其为学术毒药，因而很难实现理论跨越。
3.欲对中华文明及东亚文明区的本质开展发掘，需要不能局限在3000年既有信史期内来予以探讨，既然是原发文明，能排除史前地质时代、冰河时期以及整个生态环境逻辑的影响吗？历史学者很少涉猎于此领域，因而也不能为当下严重的生态危机阴影下的时代前途，给出合符逻辑的出路前景。
4.建议对历史万花筒给予我们的历史画卷中真假难辨的图画，要有一个深具现实主义的透视眼光，以便去伪存真。总不能单凭拿来主义，囫囵吞枣般的蹲下就拉。这一点需要历史学者的历史学经验与个人的人生经验。这也是学者们难以做到的，因为学者往往不能填足自己的人生阅历。这是构造历史画卷的学者们的硬伤。命运往往以人生分工，来隔离人类中任何一份子，妄图偷窥造物主的神功。
5.构筑世界史、文明史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视野开阔，知识面得残酷无情地在有限人生中被强行调到非个人所能及的高度。这也是需要复杂而残酷经历的，学者们的人生好运往往窒息了这一可能。想来振聋发聩的传世之宝书也只能是拜命运所赐，这种幸运不是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能遇见的。这对于的构建严谨且热血澎湃的理论构架无疑有决定性意义。
真正划时代的巨著必须是能让人恍然大悟的，既深邃又能不断地唤醒人们的常识；它必须是深入市井与丰富的生活的，既深刻又是富有历史画面之想象力的。深入浅出来自于我们的创作本性与学识真功，但它更能同时打开苍穹之天门与芸芸众生之心。
老夏于2018年9月16日
谨附《枢纽》导言如下：
…………………施展
导言
十字路口的大国与历史热
最近几年，中国兴起了历史热。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从各种视角重写中国史的著作，既有国人的著作，也有译著既有传统式的史学著述，也有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并且往往都出人意料的大卖。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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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到如下有代表性的著作与学术努力。赵汀阳先生在《天下体系》、《惠此中国》等著作中对于“天下”院进行了着力阐发。力图在传统中发掘出现代中国的普遍主义视野的可能性，许纪霖先生也曾在多篇论文中作过相近的努力；但是对于“天下”观念的再发掘，忽视了塞北、西域等地区并不是由需家文化主导，因此对这些边疆地区的说服力和解移力可能会遇到困难(近年可看到许纪霖先生有了对于边疆问题的大量关注)，并且从观念到观念的叙事，也会流于空泛。葛兆光先生在《宅之中国》、《想象的异域》等著作中通过对周边朝贡国史料的挖掘，呈现出周边看中国的不同视角。对于纯粹基于中原的秩序想象，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刺激；但这种视角同样会遇到“天下”体系所会遭遇的质疑。姚大力先生、罗新先生的诸多著作，从草原史、内亚视角开启了不同于中原视角的中国史反思。这种反思非常有启发性，但对于内亚与中原的历史共性何在，尚需给出更进一步的解释。王柯先生在《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一书中，对于中国内在的多元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对于多元要素的共性基础的发掘还需进一步深入。赵鼎新先生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等著作中，回溯到中国历史的早期，从战争与政治秩序的生成关系的角度再论了中国史；这种分析角度使用了以往史学研究中较少运用的社会学方法，但是对于非中原地区的解释力仍嫌不足。王明珂先生、马戎先生等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思考；这样的人类学思考对于历史学是一个巨大的补充，但是过于强调了社会层面的自生秩序，而对政治层面建构秩序的同情式理解仅有不足。国外学术界在这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思考，诸如美国新清史学派对于大清帝国的内亚性的探讨，日本京都学派对于中国史的重构，以及剑桥的中国史系列、哈佛的中国史系列等等，这些思考都极富启发性，外国学者有他们不同于中国学者的问题出发点，因此更多是他山之石的价值，而不足以成为中国理解自身的基础。此处的梳理，只是从有代表性的几个入思角度展开，必定挂一满万，除笔者所列学者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做出了大量值得钦佩的研究，笔者的思考也从中受到许多启发，篇幅所限，恕无法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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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历史热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揆诸世界历史，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其崛起本身会造成所处体系的深刻变迁，过去所习惯的参照系不再起作用，基于该参照系所设定的国家日标也会失效:于是，它无法再说清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往往会陷人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在这个路口上，倘若它能够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自我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就能够将其庞大的力量转化为对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并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历史地位;否则，它将浪费自己所经受的苦难。为了真实地理解自己的处境，以避免糟糕的前景,处在十字路口的大国往往都会关注历史，它们渴望通过对于历史的重新理解,来廓清当下，构想未来。
这种身份焦虑的化解,无法简单地通过对于某种价值理念的表述及追求而完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我身份，要基于两种理论叙事的构建:一是政治哲学的叙事，它会为该政治体确立其所要追求的正义之目标；一是历史哲学的叙事，它会确立该政治体的认同边界，确认何者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两种叙事加在一起，才会带来政治体的精神凝聚力。单纯依靠政治哲学的价值表述，无法回应共同体的特殊历史处境；单纯关注历史的特殊性，则无法理解共同体与世界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当下中国的身份焦虑实际上表达着对新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新的历史叙事的渇求；人们渴望通过对于中国各种特殊性的统合性叙述，来寻找中国通达于普遍性的根基，以化解对内对外的各种精神紧张。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回答“何谓中国”这一问题。这样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直观上呈现为对过去的重述，实际上是在勾勒未来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就是未来学。
要构建新的历史叙事，首先需要有对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理解。只有基于对特殊性的深刻理解才能把握其在普遍性当中的结构性地位。那么，中国历史的根本特殊性在哪里呢?
本书认为，它体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 这两点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几乎中国历史的所有运动逻辑，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所有切人点，都在对这两点的把握里面了。
所谓轴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这个时候出现的中国文明，或许曾受到过其他文明的激发并且在后续的年代中吸纳了很多其他文明的精神资源，但其内核中一些原生性的东西，作为基本识别要素，始终存在。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其普世主义取向，绝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对应地，轴心文明不会设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担纲，它所关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获得普遍传播。轴心文明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中天然地有着普遍主义的冲动。在古代，它将自己理解为世界本身；在现代，它只有通过普遍主义才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单纯的民族主义理念无法提供足够的精神容量，以支撑起它的精神世界。
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过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载体，但东亚的轴心文明却一直有中华帝国作为其政治载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历史效应。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超大规模首先体现在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与财富上，其规模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第一个千禧年过后，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资源超过了任何地方性势力的抗拒能力，此后中国再无长时期的分裂现象出现，于是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其延续性的根基并不仅仅在于其文明的韧性，更在于超大规模所带来的军事与财政逻辑。
说得更准确点，一个庞大政治体的自我维持，与轴心文明的存续，是两个独立的逻辑，并不能相互解释，但是相互有需求。这个文明在其覆盖区域内始终可以找到一个独大强国作为其载体，该强国则始终可以该文明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而在其他文明区域内，由于没有这种超大规模，没有足够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资源，因此能够压制各种地方性力量的独大强国就很难持续存在；也因此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强国，便不会以文明作为自己的根本身份标志，以免混同于其他国家。
中国轴心文明的担纲者在古代的流转，最终必会落在起自农牧过渡地带的人群身上，过渡地带分布在长城沿线及东北。因为只有这个群体同时熟稔农耕与游牧两种体系的秩序奥秘，能够带来超越于农牧之上的多元治理，使长城南北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统一帝国的内部均衡关系。他们对中原的理解能力使其能够调动中原的庞大财富，这是纯粹的草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他们的草原身份使其拥有超越于中原的广阔视野，有能力统治儒家文化无法直接整合的庞大非中原疆域，这是纯粹的中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因此，这个群体能构建起庞大的多元复合帝国，使得轴心文明所构想的“天下”，外化为一个现实的帝国秩序。这种多元复合帝国也带来了中国的另一重超大规模性，即地理上的超大规模性和帝国内部秩序上的超级复杂性。这两个意义上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中国在现代转型时面临的任务变得极为复杂。
在担纲者的流转过程中，中国历史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变迁的主动要素，或说自变量，来源于社会分工最为复杂的中原地区，相对于非中原地区而言，因其分工的复杂性，内部各种社会要素的均衡关系更为易变。每一次出现有历史意义的技术跃迁，都会给中原带来新的经济资源，并打破此前诸种社会要素的均衡关系，也就是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旧有的和新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会在动荡与博弈中走向新的均衡，中原的社会结构就这样经历过几次深刻变迁，从商、周之际的封建社会转化为汉、唐之间的豪族社会，再到宋清之间的古代平民社会。社会结构的变化，会改变中原地区的财政与军事逻辑、帝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力量关系、轴心文明的经典阐释框架，以及中原地区与非中原地区的互动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这片被称作“中国”的东亚大陆的士地上，数千年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运动过程。这个体系内部包含着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几种主要的自然社会一经济生态区域，各个区域彼此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几大区域构成的多元复合结构里,历史运动的主线是草原、中原、海洋这三大区域的互动关系;西域和高原这两大区域构成副线，它们就像催化剂，影响着主线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节奏。这样一种深刻的有机联系，让各个区域互为条件，构成一个多元共生体系；所谓“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多元共生体系的演化史。这一体系不断地寻求着从多元主体相互对抗的外部均衡，演化为多元复合帝国的内部均衡；中原地区每次社会结构的变迁，都将打破业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于是体系会回到外部均衡，前述运动过程在更高一阶上再重复一轮。这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循环上升的逻辑过程。
经过几轮的反复演化，这个多元共生体系在其古代历史中落实为大清帝国，汉满蒙回藏多元主体都被纳入统一的帝国之中，接受多元的统治。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一种真正的普遍性达成了。然而，新的困境也就此到来了，它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就物质层面而言，在内部均衡所带来的和平红利下，中国人口过度繁行，出现大量过剩人口，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一种特殊的困境而无法脱出。过剩人口带来过于便宜的劳动力，使得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无法出现，因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中国因此便无法内生性地发展起工业经济，因其以新的技术变迁为前提；而不能从农业经济进展到工业经济，便无法吸纳过剩的人口。中国于是自我锁死在一种低水平状态上，有学者称此一状态为“内卷化”。中国由此便有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危险，因人口过剩导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乱循环，可能会反复上演；这种循环无法像此前的历史那样，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演化，而只有无变化的重复，便不再有任何历史意义。就精神层面而言，朝廷能够从这个超大规模人口的社会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资源，以至于社会已不再拥有对于朝廷的制衡力量，轴心文明对其信徒所承诺的尊严，也将在政治的压制下逐渐落空，轴心文明的精神内核有可能逐渐枯萎下去。
除非有外部资源注入，才可能突破这两重困境。因此，中西之间的相遇便成为中国历史继续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中国在内外各种压力的综合作用下，加人世界秩序，走上了现代转型的道路。
中国的超大规模过剩人口，只有在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会导向“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优势要想能够真正释放出来，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没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便有可能被彻底撕裂化。这个问题又一次地与中国的超大规模相关。
中小规模的国家，仅仅靠外部世界的经济拉动，便可被整体性地拉 动地拉动起来；中国倘若只靠外部拉动，仅会被局部性地拉动起来，也就是诸如上海、广州之类的口岸地区，它们和纽约、伦敦的联系，会远远大于它们与几百里之外中国乡村的联系。这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中期的现实历史。这些被拉动出来的飞地经济与社会，与那些无法被外部拉动的庞大乡村地区，会形成深刻的撕裂；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导致剧烈的内在冲突，乃至于内战。所以，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要完成现代转型，必须要先实现政治整合，然后才能让这个国家整体性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把中国的巨量人口转化为竞争优势；这个步骤如若走反，就会在内在撕裂中吞噬掉各种局部性的发展。
要实现政治整合，革命就是绕不开的选项；革命的代价巨大，但超大规模国家要实现现代转型，几乎无法避免。这就有了20世纪中国跌宕起伏的革命历程。
实现了自我整合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在进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后，其超大规模人口终于焕发出巨大的力量，成就了难以想象的经济奇迹，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经贸结构，全球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乃至社会秩序在此过程中出现失衡。中国因其超大规模性，对化解这种失衡有着特殊的责任；同时，失衡有可能对于全球化造成伤害，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对化解失衡也有着深刻的利益关涉。
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过往的许多精神资源，在解释这种新的格局时失效了；我们过往用来理解自身与世界所依凭的参照系，因中国的崛起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失效了。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发现似乎越来越难以理解自身与世界了。因此，重述中国的历史、重构我们的史观便成为一种必须， 如此才能让我们获得精神自觉，把握住这一切过程的深刻历史含义，进而构想更加可期的未来。
新的历史叙述必须能够在以下诸方面发现特殊性之上的普遍性和多元性之上的一致性；在空间意义 上，发现中原与非中原地区的内在一致性，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在时间意义上，发现古代历史与近现代历史在精神现象学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如此，则内安边疆，外安四邻；如此，中华民族潜意识当中的普世主义冲动、直观可见的超大规模属性，以及其中所隐含的世界历史民族的潜力，才能真正地获得释放和通往建设性的方向。
在对中国历史做过如此反思的基础上，本书对“何谓中国”这一问题的回应，可以简单表述如下：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从内部来看，它是个体系，从外部来看，它是现代世界秩序当中的海陆枢纽；中国也正是因其内在的体系性，成就了其外在的海陆枢纽地位。
现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构成性要素，分别是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以及海陆中介/枢纽秩序。作为体系的中国，内在地包含着海洋和大陆等多种要素，它们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而凝为一个共同体；中国因此得以同时嵌入在现代世界的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之中，作为海陆中介/枢纽，因其超大规模而获得动能，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
笔者与“大观”学术小组的诸位同人共同研究已历八年之久，其间通过激烈的学术争吵而发现真问题的过程，为了理解真问题而进行的各种思想操练，以及因各种机缘而得以参与的实践，实令笔者受益极丰。“大观”小组的诸位同人各有术业所长，在相互砥砺的过程中，让笔者不断见识各种跨学科的视野，见识各种思想的张力。本书便是在这八年来思想砥砺的基础上完成的。当然，书中有何错漏，文责自应由笔者承担。
由于本书所要处理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本书的叙述，无法在任何单一学科的话语当中完成，必须在地理、历史、哲学、思想、经济财政、货币、军事、人口、社会、法律、国际政治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综合下，才能对中国这数千年的复杂历史、百年来的成败兴衰，以及这一切与世界的关系，给出统一连贯的解释框架。
笔者深知，此书所涉问题过于宏大，所触学科过于庞杂，以笔者的浅陋见识，在各种领域的讨论都只能是浅尝辄止，对任何一个领域的文献的理解与调用也必定是挂一漏万。唯望书中所触及的学科与话题领域的专家，原谅笔者在专门领域的见识不足，而在笔者所尝试构建的整体框架上给出更多指教。
笔者也深知，本书的写作很可能是一个过于大胆的尝试，因此不敢期待书中建构的历史叙述框架能够说服足够多的人。唯愿其中所论或有些许价值，能够真正地打开新的论域，激起一定的讨论，以使我们民族对于自身的历史处境形成更清晰的自觉，这大概就是笔者对本书所能拥有的最大期待了。
施展2017年3月1日于京城
作者以汤因比式的历史哲学视野，考察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互动中的中国大历史。如此之手笔、大气象、大格局，为当令中国学界所罕见。在碎片化研究的时代本书不啻为令人精神一振的难得力作。
许纪霖
第一次听施展讲述他的研究， 就給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 让我看到了理解中国问题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视野，也解释了很多令我困惑的问题。中国到底从哪里来，中国未来可能会向何处去?这是我想了很久的问题，相信许多人也在思考施展的这本书， 给了我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答案。
徐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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