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9月25日下午，譚嗣同與梁啟超等“七賢”在位於上海外灘附近的“光繪樓”照相館合影。
1897年初夏，譚嗣同、邱惟毅以及剛滿9歲的譚傳煒在南京“二我軒”照相館合影。
1898年3月，譚嗣同與唐才常等時務學堂教習在長沙合影。
張維欣
120年前的9月28日，一個秋高氣爽的好天氣，變法失敗不願出走的譚嗣同留下一句“吾自橫刀仰天笑”，頭顱輕擲，慷慨燕歌行。
譚嗣同存世照片極少，僅有三張，分別拍攝於1896、1897、1898三年，上海、南京、長沙三地，前人多不知其照片緣起以及相關的具體細節，今聊以其三張照片作為紀念，為讀者呈現譚嗣同較少人知的經歷。
上海“七賢”合影：《時務報》作者被聘為“董理”
1896年9月25日下午，位於上海外灘附近的“光繪樓”照相館迎來了七位客人。他們中的三位身著馬褂，三位身著長衫。還有一位最右的客人，與同伴不甚相同，他內著箭袖對襟開衫，外披一件白色大氅，神采俊逸、氣宇軒昂。
這位就是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他單膝著地，雙手合十，神情肅穆沉靜。與他一同合影的，前排左起為時任《時務報》主筆的梁啟超、士人胡惟志、佛學家吳嘉瑞，後排左起為時任《時務報》經理的汪康年、兩廣總督李瀚章之婿孫寶瑄、“浙東三傑”之一的維新思想家宋恕。
這幾位雅集於此的士人學者，皆為譚嗣同交往甚深之師友。在他們中間，有政治家、思想家、出版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政論家、佛學家。他們與譚嗣同的交往，成為晚清江南地區維新士人群體交遊的一種縮影。
合影拍完後，孫寶瑄在相片後題寫了一則偈語：“眾影本非真，顧鏡莫狂走。他年法界人，當日竹林友。”並且，他在《忘山廬日記》中記述了當天的情形。
拍照的那一年，正是譚嗣同剛至南京擔任江蘇候補知府一職之時。在任上，他數度拜訪金陵名士，卻因“官路不正”而屢被拒之門外。上司召見，也引同僚猜忌和詬病。本來對仕途還抱有一絲希望的譚嗣同對此十分灰心，在給朋友的信裡頻頻出現“困辱泥潭”“江南乞食”“孤寂無俚”等字句。
然而，雖對南京的官場十分厭棄，他卻對相去不遠的上海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上海，是當時“衰老”的大清帝國裡最“年輕”的城市。自1842年的《南京條約》將其作為通商口岸開放之後，幾乎所有衝撞舊秩序的知識和觀念，都從這裡傳入、散播和發展壯大。
譚嗣同等七人合照的“光繪樓”照相館位於上海福州路東首，當時上海的書報出版商、零售書店，幾乎全都集中在這一帶。西洋書籍不斷在這裡被翻譯、出版、銷售，新思潮帶給譚嗣同極大的思想衝擊。在南京為官期間，譚嗣同每隔幾個月就要去一次上海。他與友人參觀中國最早的格致書院博物館，到格致書院購買西學書籍，到西餐館“一品香”聚餐縱談，更是熱心介入了《時務報》及其相關事務。
時務報館亦位於福州路，由人脈極廣的出版家汪康年負責經營，由滿腹新知、文思敏捷的梁啟超負責總撰稿。藉助上海這片新天地所獨有的信息資源、印刷技術和銷售渠道，振聾發聵的維新思想得以進入廣大士紳階層的視野和心靈。《時務報》風靡一時，得到了來自各方的回應和支持。
在《時務報》成為維新運動宣傳陣地的過程中，譚嗣同始終是各項活動積極的參與者。他不僅親自為《時務報》撰寫文章，還熱心地為其推薦作者。更有趣者，譚嗣同素擅數學，他曾悉心研究《時務報》往年賬簿，算出了銷售額盈利平衡點，又為其長遠發展制定了一整套銷售計劃。最後，這位熱心的作者竟被《時務報》聘為了董理(理事)。
這張合影，正是譚嗣同與《時務報》諸人交遊之印證。 他們合影的“光繪樓”照相館開業於1890年，不少名士高官都曾在此拍照留影。
南京“武士裝相”合影：從家鄉請來良師教侄
與前一張相比，譚嗣同的“武士裝相”亦流傳甚廣，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上所選用的，正是此張。然而關於這張照片的前因後果一直鮮為人知，也未嘗有人考證。
1897年5月，剛剛在南京著完《仁學》的譚嗣同還在江蘇候補知府任上，當時，他的舍侄譚傳煒(仲兄譚嗣襄之子)隨宦在旁。譚嗣同膝下無子，對兄長之子疼愛有加，當時南京並無良師可以為傳煒擔任教書先生，苦無良策的譚嗣同只得臨時讓同鄉好友劉善涵、黃穎初先後教授。後有人推薦了家鄉瀏陽的邱惟毅。於是，譚嗣同寫信寄往家鄉，希望邱能來南京。
不出幾日，邱惟毅如期而至。當時的譚嗣同住在南京東城牆之內的東關頭街巷內，這裡緊鄰秦淮河桃葉渡碼頭，靜謐秀美。秦淮河至此原有一座“利涉橋”，後被拆除，著名的“二我軒”照相館就在此地。“二我軒”是一家老字號照相館，創建於清光緒年間，總部在杭州，在南京亦有分店，是杭州最早使用“電光照”技術的照相館。
初見不遠萬里、跋山涉水從故鄉而來的教書先生邱惟毅，譚嗣同欣然邀請其與小侄傳煒一同來到家門口的“二我軒”照相館拍照合影，在當時，這是一件非常“洋氣”的事情。大約在1897年的初夏，譚嗣同、邱惟毅以及剛滿9歲的譚傳煒拍下了這張珍貴的合影，算作他們師徒與家長關係的正式確立。
長沙時務學堂教習合影：軟硬兼施“搶來”梁啟超
1897年10月末，由於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譚嗣同再也不願在昏聵腐敗的官場浪費生命，該年臘月，他毅然辭官回鄉，投身維新運動之中。這張“時務學堂教習合影”正是拍攝於他歸鄉之後第二年的3月。
在時務學堂的籌備時期，譚嗣同就發揮了許多不可或缺的作用。
早在1897年5月，為籌措學堂所需資金和購置學生使用的儀器，學堂創辦者熊希齡和蔣德鈞就來到上海。得知兩位老友來滬，譚嗣同第一時間赴滬與他們會晤。譚嗣同素來對各類精密儀器十分熟稔，他熱心地將楊仁山從海外購買的各類儀器轉賣給時務學堂。在楊宅，譚嗣同親自驗看了各類儀器，並表示由時務學堂人員先行選購，方才應允將其餘儀器售予其他求購之人。
為防售罄，譚嗣同甚至還自行出資為時務學堂購買數百張圖紙，並代為訂購了一批幾何模型。他還推薦熊希齡在上海洋行購買度時表、寒暑表、空氣風雨表等10餘種測量所需儀器，以及天文圖、地學圖、礦石圖、電學圖、化學圖、百鳥圖、百獸圖、百蟲圖、植物圖等20餘種圖表。
除此之外，譚嗣同又力促楊仁山學習工程測量專業的兒子楊自超來湘擔任時務學堂測量教習兼儀器管理員，將他從英國學到的測量知識傳授予年輕的湖湘士子們。時務學堂中的學生可以享受到領先世界的教學設備與資源，與譚嗣同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中國早期科學啟蒙教育的點點星火，也由此傳佈開來。
儀器的問題解決完之後，熊希齡又看中了《時務報》總主筆梁啟超，希望把他“挖過來”擔任時務學堂總教習。然而當年僅有24歲的梁啟超已名動天下，《時務報》報館總理汪康年十分不情願放走這個“大招牌”。
為此，熊希齡想到了素來與梁啟超交好的譚嗣同。接到任務，譚嗣同立馬寫好一封言辭堅決的信，表示如若汪康年不放人，自己將親自去上海把梁啟超“忤而豪奪以去”。以這種“搶人”方法，軟硬兼施之下，汪康年終於鬆口，答應放人。於是，梁啟超偕李維格以及同門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離開上海，前往長沙。
1897年11月29日，時務學堂正式開學，暫租用長沙小東街(今中山西路至三貴街一帶)劉權之舊邸為校舍。熊希齡被湖南巡撫陳寶箴任命為學堂總提調，譚嗣同被任命為學監，梁啟超被任命為中文總教習，譚嗣同又與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楊毓麟擔任中文分教習。皮錫瑞的《師伏堂日記》中有關於譚嗣同為學生出考題、定名次等記載。
執教之時，譚嗣同向學生闡發了不少民權民主思想，學生深受啟迪，小小的學堂裡埋下了不少革命的火種。然而，較為激烈的言論卻引發了時任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以及劣紳葉德輝等人的不滿，認為有傾覆清王朝的思想傾向，於是，他聯合了10餘鄉紳，上書呈請陳寶箴解散時務學堂，並辭退該校教習。
譚嗣同深夜造訪時任《湘學報》主筆的好友唐才常，請他入時務學堂執教，以聲援勢單力孤的梁啟超，唐才常欣然同意，並在不久後就被增聘為中文分教習。
然而就在這時，梁啟超卻病來如山倒，不得不離湘治療。在梁啟超走後，譚嗣同與其他教習合拍了這張珍貴的照片。照片中從左往右依次為：葉覺邁、譚嗣同、王史、歐榘甲、熊希齡、韓文舉、唐才常、李維格。這就是為何此照中有唐才常無樑啟超的原因。
在這張合影拍攝後的兩個多月，譚嗣同即北上參與新政，後因不願出走而遭清政府殺害於1898年9月28日。
(作者系譚嗣同愛國公益基金會榮譽理事、湖湘文化研究會理事、瀏陽譚嗣同文化研究會會員。著有《譚嗣同年譜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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