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丝路规划研究中心理事长陈元，在9月1日出版的《紫荆》杂志发表题为《全面认识“一带一路” 大力发展金融合作》署名文章。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2013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写入党章，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定位，指示了党在国际经济、投资和金融领域中指导对外合作的基本方略。我们必须全面认识“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大力发展国际金融合作，加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团结一致，携手开创全球经济合作新格局。
8月9日，陈元在中俄金融合作视频研讨会上讲话。
全面认识“一带一路”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沿线国家一批标杆和示范项目渐序开花结果，“五通”开始从战略构想变为现实成果。“一带一路”建设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响应，增强了我国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据统计，自2013年至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和地区推进建设75个经贸合作区，上缴东道国税费22亿美元，创造了21万个就业岗位。
第一，“一带一路”是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长期来看，发达国家人口较少，经济总量和福利水平较高，本国劳动力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逐年下降，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将日趋无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需求更为迫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对外投资合作，不仅可以极大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发达国家“搭便车”，使其可以从发展中国家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市场机制中受益。“一带一路”建设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的共同利益。
第二，“一带一路”是经济落后地区脱贫致富的真正希望。西方发达经济体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制、资源及生产要素的布局都以其自身经济利益为目的，而“一带一路”所涉及的部分区域是当前西方发达经济体所未曾覆盖的。这些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不能仅仅依靠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发展经济，而更多需要依靠“南南合作”，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互相帮助。它们的真正希望在于，像中国这样具有国际责任感的发展中大国能够与其合作，促进其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为推动全球命运共同体和全球经济共同体的进一步形成而提出的，中国不会把这些贫穷落后的国家看作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包袱”，而会从人民的角度看待问题：一切从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发，同时考虑全世界人民的发展。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局面，我们相信，这些国家也可以通过其自身的努力和与国际社会的真诚合作走出困境。
第三，“一带一路”是发达市场扩大发展空间的“顺风车”。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一国的金融资源还远远不够，我们也无法包揽天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的资源，大力调动发达国家的积极性。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投资对象国家的经济发展因素，还要考虑我们想要动员的国际资本的利益，尽力构成多方共赢的布局，谨防“黑天鹅”事件的出现。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三个层面：企业、市场与货币
从资本发展和流动的角度来看，资本从来不是在发展中国家形成的，而是在发达国家市场中积聚起来、向新兴国家市场流动的。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和投资成为了资本流动的必要条件。欠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都需要投资，都需要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在很多地方，我们仅发展单个项目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帮助当地社会发展社区、改善民生，而这些活动都需要投资及多种与投资相关的有效社会活动将它们连接成整体。要实现资金融通，我们应致力于建设一条金融闭环通道，使得中国、中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能够通过这一通道共同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输出资本，投资于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金融和投资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各国间的金融合作可被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企业层面。不管是股权融资还是债务融资，每一个企业在进行融资时都会考虑风险、收益、企业的治理结构以及当地的政治稳定性等因素。由此，企业往往在精打细算之后放弃项目或另寻出路，单个项目的成功率很低。对于这样的现状，我们应力求改变。
第二，市场层面。在这一层面，我们需考虑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稳定性及资源重要性。有些资源的市场稳定性可以覆盖和解决当地的政治不稳定问题。以石油为例，石油是充分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大宗商品，其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元的命运，也影响着许多资源国家的经济状况。委内瑞拉政治波动频繁，国际上普遍认为其政治局势具有很大问题，但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并没有因此受到限制。除了委内瑞拉外，中东、巴西和非洲国家的石油出口也都面临类似情况。由此可见，这些国际化的大宗商品的市场稳定性降低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波动性，具有一定的抵御局部政治波动风险的能力。所以，我们应该看清市场和局部地缘政治波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我们也应更多地考虑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因为向这些具有稳定性的市场配置金融资源将会得到稳定回报。
第三，货币层面。除了企业层面的融资和金融市场层面的融资，货币层面的合作也是必需的。各国央行之间必须进行足够深入的合作。首先，央行之间要在支付系统层面进行合作。我们要有自己的体系，不能一味依赖其他货币系统，否则人民币就会变成国际货币的一个派生产品，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次，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也应深入下去，使资金使用达到项目层次，而非仅限于额度协议的签订。例如，在发展非洲国家的石油、天然气项目时，我国可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资，这些人民币可被用于购买中国设备及向中国的施工公司进行支付。我们还可以使用人民币来购买石油、天然气等大宗产品，这些得到投资的国家也可使用开采得到的石油、天然气来归还我们的建设资金。由此，双方均可受益。
有了市场层面和货币层面的合作，企业层面的金融业务就可获得支撑，得以克服风险。实现本币互换后，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存到合作国的央行中，该国就可以进行货币扩容、增信，以改善货币流动性。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穷国，其流动性非常紧张但又不能过度增发货币，因为增发货币会导致贬值和通胀。在贫困国家建设一个石油化工项目，这对中国而言可能只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对于有些国家而言，这可能会对其国家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影响到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面考虑这些不同层面的问题，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6月15日，陈元在丝路规划研究中心课题项目启动会发表讲话
用开发性金融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中有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具有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因资金实力和资本积累不足，无力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重大项目建设。这为开发性金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广阔空间。结合开发性金融探索国际业务的多年发展历程，我们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总结出了以下经验。
第一，通盘考虑各方要素，融资推动与规划先行并重。在国际市场进行投资，与在股票市场或债券市场买卖等即期交易行为不同，必须在事前进行长期分析和系统规划。以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实践为例，在国家开发银行与政府合作的“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推动”的二十字方针中，规划先行与融资推动这两者相辅相成：融资是基本推动力，融资推动可让合作方清楚地看到规划带来的投资和收益，极大地提高其合作积极性；而规划则是融资的必要前提。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重从长计议，对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形势进行通盘规划，把空白化、碎片化的区域和产业政策整合起来，综合考虑经济、社会、人文、外交、法律、金融等各方面影响，形成明确的工作目标。
每一项国际业务的实现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付出不懈的努力。推进一个项目，如果只是简单地从工程承包的角度来测算需要多少投资、多少工期、多少人力技术支持，那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当前，一些国家或地区政局动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们必须坚持规划先行的方针，把各方利益的关注点及影响因素都充分考虑，做好应对各种变化的准备，做到“谋定而后动”，预先形成有效对策。
第二，协调各方利益，形成整体合力。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们有时会遇到来自合作国中不同派别的政治势力或者有利益诉求的地方势力的反对或干扰，造成工程进度放缓甚至停滞。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通盘考虑合作国的实际国情，在项目自身条件可承受、我方整体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主动让利，让各相关方利益均沾，以此改善民众对项目的看法，也可同时改善当地的政治环境并缓解国际舆论压力。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允许合作国的地方行政机构在项目建设或企业经营中扮演一定角色，参与决策和管理；也可以僱用当地工作人员，在管理、操作等不同层面形成国际团队。主动让利后，不但我们的投资项目得以发展，当地人员也可以从中获得就业机会及其他收益，从而实现各出其力、各取所需。
另一方面，中国自己的团队也要注重形成整体合力，齐心协力打造“走出去”的整体格局。过去，国家开发银行的许多海外项目都由工程公司打先锋，他们往往仅从施工角度考虑问题，缺乏统筹安排，很容易造成国内公司间的恶性竞争；今后，我们应让投资公司也参与其中，从投资、发展的整体安全角度通盘策划。如有可能，也可以采用国企、民企、外企相结合的方式，使三者共同发挥作用。例如，有些国家不接受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项目，或在态度上对国企有戒心，或在法律上对国企有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就应该发挥作用，通过金融或其他方式提供支持。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甚至是外企，只要能够形成一致利益，就可以彼此合作，共同推动项目成功。
第三，发挥企业核心作用，拓展市场化运作的周转空间。“一带一路”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全局规划做为支撑。在这一规划中，企业是融资推动的最终落实者，要发挥核心作用，因为企业以财务可持续作为生存发展的基础，拥有一以贯之的盈利追求，他们始终有动力去协调各方、形成合力。
如果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企业不能只依赖政府补贴，而是要想办法让项目自达平衡。在国际业务中，企业也可以打捆经营，然后进行市场化运作。市场化运作最根本的要点在于，项目要有合理回报。国际项目中的合理回报，既包含短期回报，又包含长期回报；既要有财务回报，又要有外交、战略、社会、经济等财务以外的回报。有些时候，长期回报或财务以外的回报更为重要。以坦赞铁路为例，这一项目的短期回报并不明显，但是其长期回报的示范效应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今后，各企业可能还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也需要将各项合理回报综合考虑。对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回报期，我们可以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来考虑，因为对于中国经济这么大的盘子，如此之长的回报期也都是能够转得过来的，而且盘子越大，我们的周转空间就越大。实践证明，用市场化运作的方法把各方力量加以放大和巩固，是增强我们全球运作能力的最有效的方法，将会取得长期的、令人信服的优异效果。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牵引力、号召力。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既有独特优势，也有自身需求，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也有利于香港自身经济的转型升级、繁荣发展。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庆祝活动并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时，强调了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支持香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发展战略中发挥优势和作用。特区政府积极响应倡议，采取了发展完善人民币支付结算基础建设、积极参与亚投行筹建工作、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全面落实、设立“一带一路”办公室和金管局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举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启动“专业服务协进支援计划”等多项措施，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彰显了特区政府的远见和担当。这里，我认为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香港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发挥更加积极有效作用。
2017年9月5日，陈元在“展望香港下一个二十年暨‘一带一路’倡议与香港机遇”论坛上致辞
2004年2月24日，香港持牌银行开始推出离岸人民币个人业务，标志着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开端，经过15年的发展，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积蓄了充裕的流动资金，足以支持大量人民币金融中介活动。截止到2017年12月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额为6,184亿元，人民币即时支付结算系统的日均成交额高达9,036亿元，人民币贸易结算金额为3.9万亿元。以香港为首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提高了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意愿，提供了境外人民币结算的资金来源，构建了境内金融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缓冲区，为海外金融市场创造了更多人民币投融资产品，提高了人民币国际信用度。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从国际结算、投资和储备三个层面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同时，该市场中，近万亿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处在疏于监管的无序状态，这将对我国货币与金融的稳定，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发展产生影响。香港应配合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协调推进，巩固和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在推动大宗商品贸易、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海外人民币向中国债券市场回流中发挥积极作用、扮演更加重要角色，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促进形成人民币良性循环发展。努力打通“一带一路”有关各国、各地区与各机构间的金融脉络，形成香港与其他金融中心竞争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可考虑在香港设立“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合作运营机制”，以实体公司的组织形式，不仅应对企业内部财务，而且是财团的财务公司形式，可更广泛地为各种企业之间的汇款、筹资、融资提供支持，将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有序化，达成利用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同时规避离岸市场可能对在岸市场造成的不良影响。
总的来说，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宗旨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关乎中国自身实现“中国梦”，也关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共同把握好“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携手合作、务实开拓，共同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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