煉丹養生，是中國道教倡導的凡人出世的基本功。在中國古代，丹有外丹、內丹之分。外丹，即礦物質燒煉的丹藥，丹家在密封的鼎爐中將硃砂等物加以煅燒，經過化學反應而形成為丹。因硃砂本身在古時候就作為療疾之用，常被奉為神藥。方士們不僅自己進服丹藥，還把它進獻給皇帝服用；內丹，是人體氣機所結的丹。內丹是以丹田為鼎爐，以丹氣為丹藥，是指人通過身心放鬆後進行呼吸導引，而將內氣集結於腹中丹田部位，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結為內丹，並使丹氣通過任督二脈貫通全身經絡，暢通氣機，驅除臟腑病毒，從而達到延年健身的目的。
中國人對於內外丹的修煉，經過兩千多年的的實踐和傳承，在今天完全可以斷言，依靠服食外丹而求長生，不僅是有害的，荒謬的，也是愚昧的；而內丹術，經過現代科學實證和檢測，則被證明是完全科學的養生術，而且值得大力發掘和推廣。
現在，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出來了，既然外丹荒謬而內丹實用，那麼古代那些號稱聰明人的方士們，為什麼總是喜歡教皇帝服食丹藥，而不去教皇帝修煉實用的內丹術呢？
在神仙方藥文化盛行的歷史背景下，方士和皇帝能選擇的最佳長生途徑便是服食丹藥
服食丹藥的確害死了不少皇帝的性命，這其中的責任誰來負？方士？皇帝？向皇帝推薦方士的那些中間人？都不是。
真正的罪魁是誰呢？應該說，罪魁就是皇帝和方士們信仰的神仙丹藥文化！
儒教和道教在中國歷史上輪番上演了主體文化信仰體系的角色，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在大多數時期是以儒教作為社會主體思想信仰體系的，於是，我們發現，凡是尊崇儒家思想的帝王，一般較少受到方士和道士的影響和蠱惑，去服用丹藥；服食丹藥的皇帝，絕大多數是在內心極力信奉黃老學說和道教思想的那些皇帝。
若想找到一幅演繹帝王們服用丹藥的典型場景，不若看看《西遊記》中太上老君在八卦爐中煉成仙丹進獻給玉皇大帝的傳說。玉皇大帝是傳說中道教最高權威的統治者。玉皇大帝的長壽與常服丹藥有關。與此相關的神仙迷信說辭，影響久遠，也直接影響到帝王們的拜仙求壽的思想。
例如，大家所熟知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他年輕的時候，還笑話秦始皇和漢武帝迷戀方術和尋求丹藥，但是在他臨近五十歲的時候，得了“風疾”，煩躁怕熱，便忍耐不住，派人從天竺求得方士，並服食“延年之藥”，後來病情卻不斷惡化。過了兩年，李世民才五十一歲就一命嗚呼了，至於李世民是不是服了丹藥後中毒，形成丹藥催命效應，今人並不清楚，反正可以斷言的是，丹藥沒有讓這位偉大的皇帝延長壽命。
根據史書記載，中國古代歷朝長期大量服用丹藥的皇帝為數不少，這些皇帝大多沒有延壽還短命而亡，比如晉哀帝司馬丕，享年僅25歲，唐穆宗李恆，享年僅30歲，唐武宗李炎，享年僅33歲，唐宣宗李忱，享年僅50歲；五代時期的南唐烈祖李升，享年僅56歲；明光宗朱常洛，享年僅39歲。明熹宗朱由校，享年23歲。明代有名的嘉靖皇帝朱厚璁，享年60歲；這位皇帝若不是長期服丹藥，估計壽命會高過60歲。
上面列舉的僅僅是一些迷戀上了丹藥的皇帝，其實還有一些帝王，也曾到處求訪丹藥，只不過他們服用的比較少，也沒有產生嚴重危害而已，這其中就包含像武則天和唐明皇這樣的明君。而至於名不見經傳的王公貴族和官員，因服食丹藥而亡命、減壽，得重病的，則不知其數了。
鍛鍊外丹的主要用物是硃砂。古時候，人們之所以廣泛使用丹砂煉丹，主要是因為人們認為硃砂是一種無毒的中藥。在《神農本草經》這部中國存世最早的中藥學專著裡，硃砂被列為上品，稱之為丹沙，硃砂有鎮靜安神的作用，外用也可以殺滅皮膚中的寄生蟲和細菌，《神農本草經》稱硃砂：“主身體五藏百病，養精神，安魂魄，益氣，明目，殺精魅邪惡鬼。久服，通神明不老。”
硃砂是有效的中藥不假，現今很多中成藥裡都有硃砂，比如安宮牛黃丸、牛黃清心丸、牛黃鎮驚丸等等。
丹砂在西漢末東漢初已經成為“及服通神明不老”的神藥了，自漢、晉以後煉丹家燒煉神丹大藥首選硃砂。
硃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長期服用硃砂可導致汞中毒，對人體的損害是不可逆的。然而，因為科學檢測技術的落後，古時候的人們並沒有認識到硃砂的這種危害，所以方士們會一窩蜂地使用硃砂鍛鍊丹藥並進獻給達官貴人們服用。
古代的內丹術只是隱秘地傳播，皇帝所在的主流文化圈裡不容易接觸到內丹術
我國的內丹術，也有悠久的歷史，《黃帝內經》中已經有了呼吸導引的記載。只是，何時形成了煉氣結丹的學說，尚有爭議。依作者的看法，內丹的真正形成在於東漢，而經典的內丹術著作是東漢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
東晉的葛洪是道教丹術修煉史的一個重要的人物，他被啟用為朝廷官員到南方赴任期間發現了丹砂礦床，於是棄官不做，專一修煉丹術，並著書立說宣揚道教煉丹之法，成為當時道教的領袖，葛洪也是把中國煉丹術理論化的代表人物，葛洪寫有《抱朴子》，洋洋灑灑地論述煉丹的技術和流程。值得注意的是，葛洪在《抱朴子·內篇·卷四·金丹》一文中過度強調外丹在養生中的作用，他稱：“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
葛洪對外丹的作用做了誇張的描述，他認為，修煉內丹，可以延年，但還免不了一死，外丹不如內丹，而服用神丹，作用強大到無邊，壽命無窮，甚至和天地的壽命相比。那麼我們要問了，葛洪自己親眼看到哪個人長壽無窮到了“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的程度了？估計他連一個活得壽似神仙的人也沒有見，他所稱道的壽無窮已的人，無非是從俗世聽說的或者從書裡讀到的道家傳說裡的神仙。
通過葛洪個人的認知，我們可以知道，在晉朝以及晉之前，雖然呼吸導引術已經形成，但是道家人物普遍地不重視內丹術。
比葛洪還早的東漢魏伯陽寫的《周易參同契》儘管也全面地解釋了內丹和外丹的修煉技術，但是在重外丹而輕內丹這一點上，《周易參同契》和《抱朴子》這兩本書基本上是抱持同一觀點的。
宋元時期，是我國內丹術全面確立學術地位的時代，並且各地的丹徒還分成了門派。宋人張伯端所著《悟真篇》尤其強調修煉內丹的益處，張伯端將修煉操行和修煉精氣融為一體，鼓動修習者在修煉內丹的時候首先要修煉端正的操行。
內丹術儘管也被道教奉為一種修身心、致長生的途徑，但是，總體上說，內丹常以口授，秘不示人的形式傳承於後世，因此，內丹文化難以為官方主流文化所接納，內丹修煉也就很難為皇帝所接受。
因此，我們總結中國古代皇帝之所以被方士誘導而服用丹藥，卻不去修煉真正能夠延年益壽的內丹，主要的原因在於：
一、皇帝們受到了黃老學說的強大影響：在黃老學說被皇室作為統治思想的那些歷史時期，皇帝容易全盤接受道教的一切文化符號影響，包括養生術在內，都為皇帝喜聞樂見，皇帝們在與自己的道教師傅日常相處過程中，養生輔導大約是接受最多的內容之一，他們極容易接受到長生不老的丹藥的誘惑。
二、皇帝們受到大量的神仙傳說和迷信思想的影響：中國的神仙文化，在秦漢時期就已經形成了較為豐富的體系，無數有道之士羽化登仙的傳說，激動和鼓舞著現實中的人們去追求長生不老，而皇帝們也在探索長生不老的捷徑，他們容易接受丹藥，也有財力訪求丹藥並且長期享用。
三、皇帝們還難以真正接觸到內丹術，更不容易去實踐內丹術的修煉。如前所述，像葛洪那樣的道教領袖，都能公然在自己的著作裡公開認為內丹的功用不如外丹，那麼受他的影響，歷代方士們當然不會重視內丹術，更不會拿著內丹術去教皇帝修煉長生了。另外，在古代內丹術常以隱秘的方式傳承，師徒相承，口口相授，外人很難了解，而在主流社會，內丹術多被視為雜術，難以進入社會主流文化圈。《抱朴子》、《周易參同契》、《悟真篇》這些丹家的經典著作，儘管詳細地描敘了內丹術的修煉之法，但是文字晦澀，艱深難懂，故而也不是所有方士都能領會和修煉精通的，在方士們沒有嚐到修煉內丹的甜頭的時候，儘管他們知道皇帝們極端渴望長壽之術，也斷然不敢魯莽地將它推薦給皇帝。
四、相比需要大費周折靜心導引的內丹，皇帝服用外丹，過程更簡單，因此外丹更易為皇帝所接受。修煉內丹不如服用外丹簡單，直接，皇帝用丹藥，只須命方士燒鍛進獻，幾勺湯拌藥下肚，就完成了一個養生療程。而修煉內丹必須心念由動入靜，不能順利入靜，就無法調息導氣，進而守神結丹，沒有強大的意志是無法煉成內丹的，尤其對於那些日理萬機、心憂國事的皇帝來說，若讓他們堅持天天靜下心來修煉內丹，無疑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即使修煉得丹氣結于丹田，通於周天，紅光滿面，能卻谷少食而精神百倍，疾病少生，壽命延長，但是皇帝們不能堅持下去，方士們又有什麼辦法呢？所以即使方士們用盡氣力輔導皇帝習練氣功，也難以教出好弟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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