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至2016年，是杜敏在官場叱吒風雲的18年，也是他拼命斂財的18年，先後受賄達1000餘萬元。他59歲時，原本以為可以坐擁千萬，安度晚年。孰料，離退休還有一年，他落馬了。杜敏不僅自己身陷圇圄，還氣死了老母親。
”
2018年2月6日，犯受賄罪的杜敏，被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1年零6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100萬元。
杜敏入獄後
35歲當上省城副局長，父母以他為傲
俗話說：“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杜敏就是這樣一個“窮人家的孩子”。1957年10月8日出生在雲南省昆明市一個普通農家的杜敏，從小家境清貧，家中兄弟姐妹不少。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他沒讀多少書，17歲就開始工作賺錢了。
杜敏工作勤奮，辦事認真，加上好的機遇，一路從路南(石林彝族自治縣舊稱)縣委常委、縣公安局局長，當上了昆明市公安局副局長。坐上副局長的位置時，杜敏才35歲，可謂年輕有為，備受上級領導器重。40歲出頭之後，杜敏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先後當上了雲南省公安廳刑偵總隊總隊長、昆明市副市長、昆明市公安局局長……
杜敏成了杜家的光榮，父母以他為傲，讓兄弟姐妹向他學習。
杜敏入獄前在基層慰問
官當得越大，面對的誘惑也就越多，越需要有一顆堅定的心。然而，40多歲的杜敏，就開始在這條路上迷失了自己，忘記了初心。
在昆明當地經營一家家族企業的小老闆楊賢宇，是最早給杜敏送好處的老闆之一。1993年中秋節，楊賢宇給杜敏一個信封，裡面放著4000元現金。當時的杜敏，在受賄之時還會有些“臉紅”，把信封推來推去一番，直到楊賢宇把它強行塞進他的西服口袋裡，杜敏才收下。1994年春節，楊賢宇到杜敏家登門拜訪，送上各種禮品的同時，又塞給杜敏一個放著4000元現金的信封。杜敏這回自然多了，寒暄客氣一番，信封也就不動聲色地收下了。
之後的數年，楊賢宇每逢中秋和春節，都會按時送上一個信封，裡面的現金，隨著杜敏的官越做越大，而越來越多。1999年中秋節，楊賢宇信封內的現金，已“漲”到了1萬元。
1999年9月，楊賢宇的哥哥楊先鋒辦了一家運輸公司。楊賢宇向杜敏開了口，楊先鋒想承攬一家公司的菸葉運輸業務，希望杜敏幫忙。
杜敏二話不說，當場答應，很快就幫楊先鋒牽成了這條線。那些年，杜敏先後收到楊賢宇贈送的15萬元現金。
其實，逢年過節給杜敏“上供”的，遠不止楊賢宇一人。在昆明當地做電力工程的鐘老闆，從1999年中秋節開始給杜敏送出一個5000元紅包後，就成了杜敏的另一個“財神爺”。拿人錢財，替人消災。鍾老闆似乎遇到什麼事，只要給杜敏打一個電話，就能“永保平安”。2010年，鍾老闆公司的車子通行遇到麻煩，杜敏幫他辦理了3張臨時入城通行證。2011年，杜敏把時任昆明供電局局長介紹給鍾老闆，口口聲聲囑咐局長：“鍾老闆是我兄弟，以後他需要什麼幫助，你儘量幫忙。”
不僅如此，杜敏還幫鍾老闆找“客戶”，向很多房地產老闆打招呼，讓他們把電力工程交給鍾老闆做。這些項目，給鍾老闆帶來數千萬元的利潤收入，給杜敏的紅包，也在2006年之後“漲”到5萬元一個，而除了逢年過節，杜敏生日之時，鍾老闆也會“貼心”地準備禮品和一兩萬元的紅包。
事實上，只要有好處拿，杜敏連“芝麻小事”也願意管。2006年至2008年，昆明市公安局要求派出所轄區內各珠寶店都要安裝報警和監控裝置，由派出所統一安裝。昆明一家珠寶連鎖店李光明老闆，覺得派出所裝的速度太慢，給杜敏打電話。時任昆明市公安局局長的杜敏當場發命令，要求派出所加快速度，給李光明的所有連鎖店裝好報警和監控裝置。
李光明的一個電話怎麼這麼“靈”？堂堂一個公安局局長竟然管上了監控這等瑣事。其實，李光明從2004年開始，就每年給杜敏“上供”了，節日紅包不用說，平日裡的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更是少不了。2008年，杜敏去廣東省汕頭市招商引資，識時務的李光明更是全程陪同，妥善安排。在高檔賓館裡，李光明送給杜敏兩萬元：“杜局長，你在汕頭看中什麼，想買什麼，隨便花，不夠我這裡還有。”杜敏看著點頭哈腰的李光明，接過這沓現金，感到十分滿足。
“讀書”只是為了能扎進“老闆堆”
2008年，杜敏到長江商學院讀EMBA課程，可謂是一頭扎進了“老闆堆”裡。杜敏讀書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在意的是結交上什麼老闆、總裁，他們如何為自己所用，如何創造“財富”。
雲南一家商貿公司的董事長趙信，就是杜敏結交上的一個“同學老闆”。自2008年12月相識後，兩人關係“親如兄弟”，幾次接觸後，兩人變得“如膠似漆”。
杜敏每次從雲南前往北京就讀EMBA課程的往返機票、高檔酒店住宿等費用，都是趙信出的。一年到頭大大小小的節日，趙信的紅包一次比一次大。善於交際的趙信，在和杜敏交往的兩年裡，遲遲沒有開口請託他辦事，只談“兄弟情”。
直到2010年，趙信才出手。他的公司想租賃昆明市官渡區一塊地，建造倉庫，但必須要“有關係”才能租，趙信想到，杜敏的兒子小杜在做酒水生意，如果拉著小杜一起建倉庫，說不定就能讓杜敏出面協調此事。
在趙信的精心籌劃下，杜敏爽快地出面，幫他拿下了這塊地。倉庫建造起來了，趙信拉攏杜敏一起入股。
杜敏早就聽說投資倉庫能賺錢，就給了趙信100萬元，佔倉庫的40%股份。趙信建造的倉庫，很多地方都超出了規定，屬於違規建築。
2010年8月，官渡區城管局、國土資源局先後要求趙信的公司拆除違法建築。趙信找杜敏出面，把事情暫時壓了下來。
一年後，官渡區國土局將趙信公司違法用地的案件，移交官渡公安分局。在杜敏的高壓態勢下，官渡公安分局沒再過問此案。
2011年11月，為感謝杜敏的幫助，腦子靈活的趙信把之前杜敏投資的100萬元，打回到杜敏的銀行賬戶內。
就這樣，杜敏在倉庫沒有投資一分錢，卻從2012年開始，陸續收到倉庫盈利的分紅。每一筆分紅的數目都相當可觀，共計680萬元。杜敏的錢包鼓了起來，兒子小杜也分了一杯羹。那些年，小杜使用趙信的倉庫，用作辦公場地和囤貨，應支付的35萬餘元的租賃費，全免了。
杜敏感覺，趙信這個朋友真是沒白交，粗略一算，他至少從趙信身上拿到了730餘萬元的好處費。
貪腐之路越走越“寬”的杜敏，常常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恨不得自己變成一個“千手觀音”，能同時撈更多的錢。為了讓自己的“手”多一點，杜敏把妻子和弟弟等親戚，都發展成了自己貪腐的左膀右臂。
杜敏的弟弟杜傑，為了幫哥哥斂財，更是像長了“火眼金睛”，一眼就能辨別出這塊“肉”肥不肥。沈建忠是昆明當地一家運輸公司的老闆，2007年秋天，沈建忠組了個飯局，有朋友介紹他認識了杜傑。得知杜傑是當時昆明市公安局局長杜敏的弟弟，沈建忠有意攀附。而杜傑看到沈建忠在飯局上出手闊綽，點的菜都是鮑參翅肚，覺得他身上應該有肥水可撈。
2008年1月，臨近春節的一個飯局上，杜傑把沈建忠引薦給哥哥杜敏。吃飯前，沈建忠暗示杜傑：“見了你哥哥，我要不要表示表示？”杜傑暗示性地說了句：“那就看你自己的了。”
吃完飯，沈建忠向杜敏遞上一個裝有兩萬元現金的信封。杜敏的眼角瞟了一眼，然後給弟弟使了個眼色。杜傑接過信封，裝進了包裡。
之後，沈建忠給杜敏送禮品、現金，一般都是通過杜傑。沈建忠心裡明白，這兩兄弟誰都不能得罪，所以每次送東西，都會準備一模一樣的兩份，就連紅包的現金，數目也是一樣的。
2009年，沈建忠的公司十多輛貨車要辦理通行證，但按照相關規定，他只申請到兩張通行證，且只能是固定車輛使用。這就意味著，很多貨車不能進行運輸，沈建忠的生意大受影響。
為此，沈建忠找杜敏幫忙。杜敏向當地交管部門打了招呼。沈建忠很快拿到了兩張流動性臨時入城通行證，這兩張通行證，可以放在他公司的任何一輛貨車上使用，不受車牌限制。
如此“夫唱婦隨”，來錢穩準快
2011年1月，杜敏被任命為雲南警官學院書記。這一年，他和妻子顧琴，夫唱婦隨，聯手打了“漂亮的一仗”。顧琴在做太陽能工程生意，在一次跟著丈夫出席的飯局上，她認識了雲南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老總陳棟。回家後，顧琴和杜敏幾乎商量了一個通宵，想出了一個撈錢的辦法。
“你把手裡的太陽能工程給我老婆做吧，或者你和我老婆合作，成立一個生產太陽能設備的公司。”杜敏向陳棟提出這個要求時，陳棟還沒請求杜敏幫過什麼忙，但杜敏心裡有把握，憑自己在當地的權力和人脈，完全有威望能夠壓住陳棟，讓他乖乖聽話。
就這樣，陳棟和顧琴合作成立公司，公司的註冊資本為500萬元，按最初協商好的，顧琴出資255萬元，佔註冊資本的51%，陳棟出資245萬元，佔註冊資本的49%。然而，如陳棟所料，杜敏夫婦並沒有那麼爽快地把錢拿出來。“我沒什麼經驗，怕做不好公司，這麼多錢都白投了……”顧琴對陳棟說。陳棟知道，事情都到了這個地步，如果反悔，以後在雲南當地的生意肯定不好做，他一咬牙，同意500萬元的註冊資本完全由他出。
之後，顧琴又提出：“我家老杜說了，我的255萬元，你用現金的形式給我，以後你要是有什麼難處，我家老杜都會幫忙的”。
拿現金，也是顧琴和杜敏商議的方案，他們覺得只有拿現金，才會不留痕跡。
之後，顧琴又向陳棟提出要求，說這家公司必須在上海成立，然後在昆明投產一條太陽能設備生產線。2011年8月16日，如顧琴所願，她和陳棟在上海市登記成立了一家新能源公司。
公司成立後，陳棟請杜敏夫婦吃飯慶祝，杜敏當著陳棟的面，對妻子說：“陳總支持力度很大，做事要好好做，別辜負陳總的一番好意”。
“我怕做不好，萬一虧了，不好向陳總交代。”顧琴假裝一臉擔憂。杜敏說：“太陽能這點投資，虧就虧了，別有什麼壓力。陳總為人大氣，值得相處”。
轉身，杜敏拍著陳棟的肩膀道：“兄弟，大家就是一家人，有事儘管開口。”陳棟沒說什麼，拿起酒杯，53度的茅臺酒，一口就給悶了。
讓陳棟萬萬沒想到的是，自己出資500萬元，只是在上海成立了一家空殼公司。公司成立後，由於顧琴的把控，公司根本沒有進行實際的經營，顧琴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了昆明投產的一條太陽能設備生產線上。說是生產線，其實也是一家公司，陳棟的500萬元，也被拿來投在了昆明的這家公司裡，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則被顧琴寫上了自己母親的名字。
儘管如此，陳棟還是不想因為500萬元得罪杜敏夫婦。有了這一層交情，杜敏對陳棟可謂有求必應，每次陳棟的生意遇到麻煩，杜敏都會及時幫忙解決。同時，杜敏還給陳棟引薦了昆明市供電局、雲南省工商銀行等領導，讓他們給他的生意“開綠燈”。
平日裡，陳棟經常邀約杜敏夫婦吃飯、喝茶，少不了送現金和禮品。2013年春節前，陳棟和杜敏在茶室喝茶時，拿出一個裝有5萬元的牛皮紙袋。杜敏邊把牛皮紙袋塞進公文包，邊笑著說：“兄弟，這回整多了。”
2015年12月，杜敏轉任雲南省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雖然崗位不同了，但一個“貪”字卻始終不離他左右。
杜敏的“胃口”越來越大，一兩萬元已不放在眼裡，只有5萬元以上的紅包，眼皮才會眨一下。誰也無法預料，要不是2016年3月杜敏落馬，他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大胃王”。
杜敏落馬後，他的妻子和弟弟都相繼接受調查，並受到了法律制裁。他年邁的母親接受不了曾經光耀門楣的兒子變成階下囚的事實，氣出了病，沒多久就去世了。而80多歲的父親也因為兒子犯法，心情抑鬱，一病不起。
接受組織調查後，杜敏非常後悔，他寫下一封《懺悔書》：“就我而言，一個正廳級幹部，組織已經給予自己很多了，應該知足感恩才是。可是，在錯誤意識和錯誤認識的指導下，在所謂的好朋友、好兄弟的鼓動下，在讚歌聲中，一步步邁進監獄。我是把他們當兄弟看，作為兄弟對待，可現在看來，他們從一開始就有選擇地接近我、結交我。每年春節、中秋節都給我送禮金，都是有目的的，我就是這樣像溫水煮青蛙一樣，慢慢被拖下水的。現在回過頭來想想，人家送禮金是因為我坐在這個位子上，是因為我手上有權力，是想得到我的關照，是想從我身上得到更多的利益，獲取更多的回報。為什麼他們不去送給一般的人，而專門送給我？這麼一想一看，一切就清楚明白了。都是權力這個魔杖在起作用，人家看中的是我手中掌握的權力。認識這樣的朋友，交了這樣一些‘好兄弟’，難道不是人生的悲哀嗎？所以我感嘆：交錯朋友，註定必犯大錯。悔啊，悔！”
（文中杜敏系實名，其餘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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