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週年。改革開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從負擔沉重的全國“後衛”，一躍變“前鋒”，實現大變樣。浦東開發的高樓大廈背後，陸家嘴、張江、金橋、外高橋開發的規劃政策背後，開發開放的高速進展背後，有著怎樣的大膽嘗試、奮力進取的故事。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採訪了部分上海改革開放的政策制定者、執行者們講述上海改革開放那段激情澎湃的歷史。該文將收錄於即將出版的“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叢書中。
澎湃新聞 劉箏 圖
口述：陳錦華（曾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組成員、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兼市計委主任）
採訪：徐建剛、 黃金平
整理：黃金平、 周敏
中央工作組在上海進行的“平反和落實政策”工作
1976年底，中央工作組對市組辦和區縣級的103個領導班子做認真的清查、考察和排隊，分管這項工作的領導有蘇振華、倪志福和彭衝。“文革”期間，“四人幫”出於改朝換代的陰謀，大肆迫害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在上海迫害的老幹部總數達106264人，經過中央工作組一年多的工作，複查了91917人，佔應複查幹部總數的86.5％。複查、解放高級知識分子不少於1400人，佔應複查總數的96.5％。工作組的同志抱著認真負責、嚴肅的態度進行復查，進度也很快，這為上海今後的飛速發展奠定了基礎。至於為什麼還有極少數幹部沒有早日得到平反昭雪，主要是因為這些同志在歷史上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當時中央對這些歷史性問題都有明確規定。在中央未改變規定以前，地方黨委無權改變，以致有的幹部被“解放”得稍晚些，對待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放到歷史的環境中去看待。
上海文教領域的“平反和落實政策”情況
我是分管文教系統的平反和落實政策工作的。上海的文化藝術領域地位顯著，在全國影響很大，被稱作全國的“半壁江山”，尤其是電影、出版等方面。但上海文教領域在“文革”中受災是最嚴重的， “四人幫”篡黨奪權，把握輿論陣地，由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操控著文教領域，是重災區。我認為對文教領域的問題是否處理好很重要，責任重大，一定要努力做好。我記得1976年11月，在上海展覽館的電影院，文教系統召開揭批大會，批判“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餘黨，徐景賢站在臺上接受批判，有4個人坐在主席臺上，巴金坐在我的旁邊。巴金對我講，10年前“文化大革命”開始鬧得最厲害的時候，大概是1966年12月，徐景賢他們在文化廣場開萬人造反批鬥大會，批鬥市委領導陳丕顯、曹荻秋等人，把我們這些人都作為牛鬼蛇神拉去批鬥。那是徐景賢怎麼也不會想到的，10年後他自己站在臺上被批鬥。巴金說真是老天有眼，是報應。我對他說，我們老祖宗講過，多行不義必自斃，這些人做的壞事太多了。
我們很多人都受一些明星的影響，通過看他們的電影、戲劇等，對這些人都有好感。我看了不少材料，瞭解到“文化大革命”把這些人整得夠嗆，對他們很不公正，就我個人來說內心深處對他們是同情的，態度是積極的。舉個例子，可以說明我對他們的關心，想方設法給他們辦成事。有一天，導演張駿祥給我寫了封信，信上說家裡冬天太冷，愛人周小燕在家要彈琴，房間內溫度太低，她手指都撐不直，能否幫助請煤氣公司安裝一個取暖器，能讓小燕練琴。我看了信後馬上給他打了電話，說信我已經收到了，我什麼時候到你家來串串門。後來，我特意去了他們家，是穿著軍用棉大衣去的，這樣我和煤氣公司講就有根據，確實很冷。後來，這個問題得以解決。還有曹聚仁的女兒曹雷，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後來，曹雷在上海電影譯製廠工作，她喜歡寫作，“文革”中，參加過電影劇本《春苗》的寫作，後來，徐景賢直接拿去插手電影的修改和拍攝。因此，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有人批判她參與劇本寫作的問題。她當時可能說了一些不滿意的話，有些人就揪住他們的話反映到我這來，我說算了，沒什麼問題的。我從來沒有揪過任何人的小辮子，主張寬容，家和萬事興，不贊成無事生非，到處製造矛盾，這是我的思想，是我主管文教口沒有發生大的失誤的思想基礎。
一些著名人士的落實政策情況
我先談一下著名演員趙丹落實政策問題。有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大概是5點鐘的時候，我家當時住在康平路大院，我下班後拿了些文件回家。我家有兩個門，一個大門直接連著客廳，一個是廚房的門。我到家的時候，看到上海電影製片廠一位叫楊延晉的年輕導演，帶了個人站在我家廚房門口。我從大門進去，他從廚房的門把那個人領進來。我一看那個人，覺得很面熟，就是想不起來他的名字。我的小女兒陳悅剛上中學，她推了我一下說：“爸爸，這是趙丹。”我這才想起來，請他們到客廳坐下，問他們：“找我有事嗎？”趙丹跟我說：“對不起，休息天還來打攪你。”我說：“沒關係，有什麼事情啊？”他說：“是我自己的事，落實政策的事，想跟你談談。”我說：“行啊，不過今天恐怕不行了，我已經另外約了人要談事情，我們另外約時間好不好？”他說：“可以啊，我等你通知。”我根據日程安排，就和他約了下星期天再談。到了星期天下午，黃宗英陪著趙丹來到市委會客室。他開始講自己演過的電影的時候還比較冷靜，講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關在“牛棚”時遭受的種種折磨、批鬥就非常傷心，講著講著就站了起來，越說越激動，講到傷心的時候聲淚俱下，大聲嚎啕。黃宗英在一旁拽他，說：“你這個人怎麼這個樣子，不是跟你說好的嘛，你好好講嘛，你這樣講陳市長怎麼聽呀。” 我當時一面聽，一面也深受感染。這些人在社會上名氣很大，廣受歡迎，為什麼回到本單位就要經受這樣的命運呢？！我對黃宗英說：“沒關係，沒關係，這麼多年他受了很多委屈，我能理解。現在不到市委來講，他能到哪裡去講呀！” 聽了我的這些話，趙丹更激動了，哭得更厲害了，跟個孩子一樣。他說：“這樣的話我已經多少年沒聽到了。”我說：“你今天說的事情我都清楚了，我會抓緊落實這件事，有什麼問題的話我找你。你還有什麼事情沒講完的，還可以再找我。”趙丹聽後，對我說：“好的，謝謝你陳市長。”黃宗英也對我表示感謝，他們高高興興地走了。第二天，我就把市電影局的黨委書記戴星明找來，跟他談趙丹找我的情況。我對他說：“趙丹來找我了，他曾經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關押過，後來都搞清楚了，那些什麼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也應該搞清楚了，趙丹這個人在全國影響很大，你們抓緊一點早點落實政策，影響也好。” 戴星明同意我的意見，他說：“我們抓緊做。” 不久，市委很快就分批討論了。在市委會議上我講：“趙丹找過我，我認為新疆的問題早有結論，其他那些問題不應該算什麼問題。”給趙丹落實政策的事情，市委很快就討論通過了，大概也就是十天半個月的事情，時間不是很長。
平反後的趙丹（左一）與白楊（右一）、秦怡（左二）在一起。
第二個例子是李玉茹的問題，也是有代表性的。她給我寫過信，申訴平反和落實政策。當時我們的工作地點在衡山賓館，李玉茹來了，我和中央工作組分管文化局的同志一起與她會談，她說：“能不能請領導多關心我，早點解決我的問題，讓我回到劇場演戲。”因為我不太瞭解具體情況，就找了市文化局黨委書記李太成，我說：“李玉茹找我了，能不能早點給她落實政策，讓她演戲嘛。”李太成表態謹慎，說群眾反映很多，你可以先看看材料和檔案。我把檔案調來，檔案中都是些“文革”中李玉茹寫的材料和審訊筆錄，也有些檢舉揭發材料。我沒細看，大概翻了翻，便給了我們中央工作組聯繫文化局的同志仔細看看。我問：“這裡面有沒有‘三反’（即當時的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東西？”他說沒有，主要是議論江青，說江青不懂戲，樣板戲也不怎麼樣。材料裡還講李玉茹解放前曾經給杜月笙、黃金榮等人唱堂會等等。我說，她在舊社會也是沒辦法，要依靠這些人保護生存。不給他們演戲她能在江湖上混嗎？她在上海這樣的大碼頭能站得住嗎？！要歷史地看這些事，這些都不該成為問題。我對李太成說：“我問過工作組的同志，沒有‘三反’的問題。”他說：“好，我們抓緊時間做。”後來，李玉茹也很快解放了，並寫信給我表示感謝。我是1983年回到北京工作的，北京有個首都企業傢俱樂部，我是俱樂部的理事長。1986年春節，俱樂部在北京飯店舉辦新年聯歡會，在結束前，我提前離開，剛走到門口，李玉茹扶著曹禺進來了，李玉茹介紹說，“這就是我常對你講的陳錦華同志。”曹禺說：“真是謝謝你啊，玉茹老說起你好，我們聽說今天晚上你要來，法國大使館招待我們，我們沒等結束就趕來，就是想見見你。”我說：“太客氣了！玉茹很好，這麼多年受了不少委屈，仍一直很好，我們的工作做得晚了。”我們還一起合影留念。
最後談一下榮毅仁落實政策的問題。榮毅仁1958年調到紡織工業部當副部長，我是紡織工業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有東西要查、要寫、要改，也常找我。由於上海在經歷“三反”、“五反”以後，上海一些人的思想也很左，榮毅仁在上海的處境很難，周總理為了保護他，特地把他調到北京。當時周總理說：“榮毅仁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是中國工商界的旗幟，要保護好這樣的旗幟。”這是周總理的一番用心，也是體現了毛主席、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政策。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見外地紅衛兵以後，北京的紅衛兵運動就如火如荼，以更大的規模、更大的聲勢衝向社會，衝向各界的一些名人家裡。榮毅仁當時住在北太平莊，他的女兒在北師大女附中上學，有些同學早就知道榮毅仁的住處。
8月20日，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湧到榮毅仁家裡，都是些女孩子，當中還混進了一些社會上的來歷不明的人，在榮毅仁家裡大肆打砸，榮毅仁的夫人楊鑑清也被打傷，她女兒就給紡織部打電話。正好那天是機關發工資的日子，榮毅仁的司機鄭耀辰送工資去時發現情況後向部裡作了報告。當時，我是紡織部機關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就馬上向部黨組書記錢之光報告了這件事。錢老說：“趕緊給周總理寫個報告，用特急件送到總理辦公室去。”我給周總理寫了報告之後，又給李富春辦公室打了電話。李富春當時是管工交各部運動的，他就說是不是你們想辦法把他們送到醫院去，在醫院保護起來。當時我們的副部長張琴秋，是衛生部蘇井觀副部長的夫人，跟北京醫院很熟悉，她給北京醫院的院長打電話講了這些情況，院長講：“大姐，不行哪，我們這裡已樓上樓下鬥開了，都鬥了好幾批了。送到我們這個地方，不一樣挨鬥嗎？”於是我們在下午又趕緊再給周總理值班室打電話，但一直沒有迴音。到了凌晨1點多鐘，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打電話找錢之光，說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要錢之光趕緊去一下。錢之光已經吃了安眠藥準備休息，但還是馬上去了。到了那裡，周總理問榮毅仁的事情是怎麼回事？錢之光就彙報了榮毅仁家裡被砸、夫婦被打的情況。周總理說：“這事情你怎麼不報告？”錢之光回答說：“我們寫了報告了呀。”周總理說：“現在都什麼時候了，你還寫報告，要打電話嘛。現在我們只能管兩個人了，一個是宋慶齡，一個是郭沫若。其他人你們自己想辦法。榮毅仁，你們一定要保護好，他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國際國內都有影響，一定要保護好。”這就是交代了。
凌晨2點多鐘，錢之光一回來就找我們商量，說周總理指示我們要保護榮毅仁，我們得想辦法，不能讓榮毅仁在安全上出問題。當時，社會上已經開始興起“紅對紅”，就是以機關的紅衛兵對付外地、外單位的紅衛兵。我們把部機關的紅衛兵頭頭找來，要部機關的紅衛兵連夜開到榮毅仁家裡去。大概有10個人左右。他們到達榮毅仁家裡的時候，看到那些學校的女紅衛兵東倒西歪地躺在客廳裡。部機關紅衛兵的頭頭找到她們的頭頭，跟她講：“我們是紡織工業部機關的紅衛兵，榮毅仁是紡織工業部的副部長，是大資產階級，要對他進行批鬥，讓他老實交代罪行，請你們把他交給我們。”開始這些女學生不同意，但畢竟她們年輕，還是比較容易說服的，最後說：“可以，但我們要提些條件。要他老實交代罪行，要他勞動，打掃衛生，只能喝自來水，吃窩窩頭、鹹菜，不許貪圖享受。”部機關的紅衛兵都統統答應，才把那些女紅衛兵們打發走。她們一走，榮毅仁就提出要把他的夫人楊鑑清趕緊送到醫院治療。可是送到哪個醫院都不收，都不敢給她治病。部機關的紅衛兵頭頭很機靈，就把她送到積水潭醫院，說這個人是重要的人證，不能讓她死掉，你們一定要想辦法給她治療。醫院一聽是重要的人證，就趕緊給她醫治，這樣楊鑑清就得到了救治。
到了月底，榮毅仁來找我談話，穿著灰布滌卡的中山裝，抽著牡丹牌不帶過濾嘴的香菸，他跟我說，他的學習關係在全國工商聯，那裡受到紅衛兵的衝擊很厲害，希望能到部機關來學習。我說：“部裡定不了，要和統戰部商量一下。”後來我給統戰部打了電話，他們說這不是榮毅仁一個人有這種情況，不能破這個例，要他繼續到全國工商聯參加運動。我對榮毅仁說：“你還是到工商聯學習吧，工商聯離紡織部很近，有事可以隨時找我。”我還說了些安慰他的話。到了國慶前夕，榮毅仁給我打電話說：“我收到國慶的請帖，參加宴會和天安門觀禮，你看怎樣啊？”我說：“那好啊，當然要去啊。”他說：“那我怎麼去啊？”我說：“我讓司機鄭耀辰來接你。”從這件事以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聯繫了。
到了1977年，中央工作組和上海市委決定對“文革”期間受衝擊的資本家進行退賠。那時候上海資本家很集中，全市要退賠30個億，這在當時可不是小數目。當時市委研究以後決定給中央寫報告，明確表示要如數照退。中央很快批覆同意了。上海退賠的最大的對象就是榮毅仁。他認為這件事情政府做得很對，辦得很好。為了擴大政府落實政策在國際上和國內的影響，他帶頭到上海來領這筆錢。當時，他帶著夫人楊鑑清來，這筆錢的具體金額我記不清了，大概是幾十萬元吧，數目不小。他一到上海，我就知道了。他拿到錢要回北京前，我準備請他吃頓飯，並告訴了彭衝，彭衝說他也參加。我同他已十多年未見了，吃飯時我把當時周總理關心榮毅仁夫婦的情況，以及部機關採取的措施都給榮毅仁講了。他說：“我對這件事知道些，詳細情況並不瞭解，更不知道周總理對他的關心情況。你今天講了以後我才完全明白。”他站起來給我敬酒，表示感謝。我說：“不敢當，主要是周總理的交代和指示。”他說：“是，沒有周總理，就沒有我的今天。”榮毅仁說得很動感情。這件事榮毅仁一直放在心裡，念念不忘，他只要知道我到北京開會，總要請我吃飯。榮毅仁是5月1日生日，有一次他正好在五一節前到上海，我也正巧在上海，就要上海市接待辦代我送1只大花籃和蛋糕給他祝壽。他收到了生日禮物後很高興，一定要請我們夫婦到他家吃飯，同他全家一起聚會祝壽。我們應邀去了。
在榮毅仁90歲誕辰時，紡織部的幾位老人寫了篇文章紀念他，我重新修改了請《人民日報》發表，《人民日報》將這篇文章放在重要的位置刊登。楊鑑清看了非常滿意，認為能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榮毅仁的文章是件大事，是代表黨的態度，她特意關照榮智健給我寫信表示感謝。事後我想，毛主席講過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這句話今天看來仍然適用，應當有人做這些事，不要人一走茶就涼。我甚至想，紀念榮毅仁90誕辰的文章，如果我們這些熟悉的人不寫，很可能就沒有人寫了，而寫了總是能起好作用、好影響的。
【口述人簡介】
陳錦華，1929年7月生，2016年7月辭世。曾任紡織工業部辦公廳研究室副主任、輕工業部計劃組責人等職。1976年至1977年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組成員。1977年至1983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兼市計委主任。1998年至2003年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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