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的双重身份：艺术与科学

在一定程度上，这当然只是一种约定俗成。可是要人们同意这些复数具有与实数一样的存在权利，而不把它们视为只是得到实数的一种工具，这却并非易事。当时，实数还没有严格的定义，但是数学与测量或实用计算之间的关系使实数具有某种实在感，尽管认识无理数和负数还有困难。可是，复数的情形却不一样。这是在崭新的方向上走出的一步，提出了一个纯理论的创造，当数学家习惯了这个新步骤以后，他们开始认识到，以函数，例如多项式、三角函数等进行的许多运算，如果允许变数和函数值取复值，这些运算仍然有意义。这就是复分析和函数论开始的标志。早在1811年，数学家Gauss就曾指出制定这样一种理论有其自身的必要性：“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实际用处，对我说来，分析倒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如果歧视那些虚构的量，分析就会失去大量的美与灵活。”显然，连他都未曾预见到复分析后来在实用上，例如在电学或空气动力学中将要达到的那种鱼水关系。

但问题并未到此就了，请允许我再提两个走向更高抽象的步骤。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二次方程。我们可以说，这个方程一般有两个解，可能是复数。同样，如果承认复数，那么n次方程就有n个解。自16世纪以来，人们很想知道，次数至少是五的方程，是否也有一个一般的公式，利用根式由系数来表示它的解。这个问题最后证明是不可能的。有一个证明(按年代说是第三个证明)是法国数学家E.Galois在一种更般理论的框架内提出的，这种理论当时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随后也就置诸脑后了。他的观点是那么新颖，所以大约过了十五年，才有很少几个人重新注意到他的工作，克服了很大困难才弄懂。

对于已知的方程，Galois考虑它的根的置换构成的某个集合，说明这个置换集的某些性质是起决定作用的。这样，便开始了对这种置换集进行独立的研究，这种置换集后来称为Galois群。Galois证明：一个方程如果可以用根式求解，相应的Galois群必须属于一定的类，即Galois群是可解群，这个名称是后来起的。上面提到的关于方程次数至少为五的那个定理就是下述事实的一一个推论：相应于一般的n次方程的Galois群，只有在n=1，2，3，4时才是可解群。这种群的所有重要性质，例如可解性，实际上是不依赖于被置换对象的性质的从而产生了“抽象性”的概念以及某些非常重要的定理，可以应用于许多数学领域。但是，多年来这似乎只是纯粹的抽象数学。1910年左右，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数学家和一位物理学家在讨论课程表的时候，那位物理学家说，他们无疑可以删掉群论，因为它决不会对物理有用的。设过二十年，出版了三本关于再论与量于力学的书，此后，群也就成为物理学中十分重要的东西了。

下面可以算是一个决定性的例子。我在前面说过，我们可以把复数视为平面上的点。爱尔兰数学家Hamilton曾经考虑过是否可以就三维空间的点来定义类似的这四种基本运算从而构造出一个更全面的数系。他大约花了十年才找到答案，三维空间是不行的，但四维空间是可以的。我们无须设想这里的四维空间究竟是什么，这不过是把实数三元组和实数偶换成了实数四元组的一种说法而已。Hamilton把这些新数叫做四元数。可是，他的确未曾涉及实数或复数的一条性质，即乘法交换律，

a×b=b×a，

这条性质直到当时总是视为当然之理的。他也表明四元数的计算在对物理和力学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是有用的。后来，人们又定义了许多别的代数系统，特别是矩阵代数，其乘积是非交换的。这在当时似乎也是一种纯抽象的数学形式，与外界毫无关系。可是，1925年，Max Born考虑W.Heisenberg的某些新思想时发现，表达这些思想最恰当的形式系统正好就是矩阵代数；这就使人想到物理量可以用不必交换的代数对象来表示，从而产生了测不准原理，开创了矩阵量子力学，即是对物理量赋于相应的算子，这是量子力学的基础。

进过最后这个例子以后，我就不打算再说什么数学论题了。上面这些例子当然是极不完备的，全然不能代表所有的数学领域。可是，这些例子的确有两个共通的性质，这倒是我想强调的，因为这两个性质在很多情形都是成立的。首先，这些发展带头走上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远离自然界的方向。其次，实际上是由于自身的理由而发展起来的抽象理论，在自然科学中找到了重要的应用。数学事实上是出奇地适应自然科学的需要(一位物理学家曾经谈到“数学的不可思议的有效性”)，这一点值得详细讨论，但远不是我在这里所能承担的。

向抽象程度日益增大的方向过渡，这不一定就是当然之理。诸位从Gauss的那段语录里可能已经得到这样的印象。数学的发展本来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例如记账、测量以及机械装置；就连17世纪那些伟大的发现，例如微分学与积分学，开头也主要是作为解决力学、天文学以及物理学的工具而出现的。数学家Euler在所有数学领域及其应用(包括造船)中都曾是活跃人物，他也写过一些纯粹是数论的文章，不止一次地感到须要说明数论同更偏向实用的工作一样的有道理、一样的重要。数学当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理想化，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是像前述诸例中那样远离实际，或者更确切地说，远离我们对于实际的感觉认识。随着数学家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个数学概念，只要定义的方式在逻辑上没有矛盾，就有权存在而无须同物质世界有什么联系：数学家有权研究这个概念，即使手边似乎没有实际的应用。一句话，这就越来越走向“纯数学”或“自为的数学”。

但是，如果不考虑实际应用的控制作用，马上就发生了如何才能做出价值判断的问题。肯定地说，并非所有的概念和定理都是平起平坐的；正如在G.Orwell的《动物农场》里，有些动物一定比另一些动物具有更高的等级，那么是否存在什么内在的准则，可以产生某种多少是客观的等级观念？诸位可能会注意到，对于绘画，音乐或一般的艺术也可以提出这个同样的基本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美学问题。的确，通常的回答是：数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艺术，它的发展总是起源于美学准则、受其指导、据以评价的。对于凡夫俗子说来，如果听到在数学这样一门令人毛骨悚然的学科里居然可以谈美学准则，往往是会大吃惊的。但是，这种看法在数学家身上是很强烈的，尽管很难解释：这种美学的准则是什么？一个定理、一种理论，究竟美在何处？当然没有任何一种回答可以让所有数学家都满意，但是意见一致的程度却是惊人的，我想，远不像音乐或绘画中那样大的意见纷纭。

我并不希望我现在就一定能把这个问题解释得详尽无遗，我是想以后再设法多说一点。现在我只想说，与艺术类比，这是许多数学家都同意的。例如，G.H.Hardy就认为，如果数学有什么存在权利的话，那就是只是作为艺术而存在。我们的活动与艺术家的活动有许多共同之处：画家进行色彩与形态的组合，音乐家把乐音组合起来，诗人组词，而我们则是把一定类型的概念组合起来。画家E.Degas有时也写十四行诗，有一次，他同诗人S.Mallarmé谈话时诉苦说，他发现写作很难，尽管他有很多观念，实际上是观念过剩。Mallarmé回答说，诗是词的产物，而不是观念的产物，另一方面，我们则主要是搞观念。

如果想到一个研究者如何工作、如何进步，这种艺术感就更加强烈了：别以为数学家总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工作；他往往是在黑暗中到处摸索，不知道是该设法证明某个命题还是否定这个命题；一些重要的思想往往是不期而遇的，甚至他还来不及清楚而合乎逻辑地看出从早期的考虑通向这些思想的途径。就像对于作曲家和艺术家一样，应该说这就是灵感。

可是，另一些数学家反对这个观点，认为搞数学而不以自然科学的需要为指导是危险的，这几乎肯定要引向一些可能是相当精巧的理论使心灵得到某种特殊的欢娱，但却只代表一种智力的水平，从科学或知识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例如，数学家J.von.Neumann 1947年曾经写道：“当一门数学学科远离它的经验来源，或者甚至它只是由来自‘实际’的思想间接激发产生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这门学科就危机四伏了。它会越来越走向纯美学化，城来越纯粹地为艺术而艺术……现在有一种巨大的危险：这门学科将沿着那条阻力最小的路线发展……，将会分崩离析，成为许多无足轻重的分支。……无论如何，我觉得，惟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恢复青春回到起源，重新注入多少是直接经验的思想。”

另外，还有些人采取中立态度：他们完全承认数学的美学方面的重要性，但觉得把自为的数学推得太远是危险的。例如，Poincaré老早就说过：“除此以外，它还像绘画与音乐一样，使它的信徒们得到欢快，他们赞美数与形那种奇妙的和谐；当一个新发现向他们展现出一片意想不到的景色时，他们为之惊讶；他们感受到的欢乐，即便不说有什么意义，难道不具有一种美学特征吗？……因此，我毫不犹豫地说，自为的数学是值得耕耘的，我是说，不能应用于物理学的那些理论，像其他理论一样值得耕耘”。但是，再往后翻几页，他又回到这种比拟，补充说：“如果允许我继续拿这些优美艺术作比，那么把外部世界置诸脑后的纯数学家，就好比是懂得如何把色彩与形态和谐地结合起来但却没有模特儿的画家。他的创造力很快就会枯竭。”

我强调一下，这种否定抽象绘画的可能性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没过多久，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慕尼黑，有一位艺术家就是Wassily Kandinsky，曾对这个问题深表关切。

在本世纪头十年的某个时候，他在审视自己的一幅油画以后，突然感到那个主题可能对绘画艺术不利，因为它可能成为直接进入形态与术质量的障碍，即作品本艺术身的实际不利。但是，他后来写道，他面临“一个可怕的空隙”（eine erschreckende Tiefe）和大量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用什么代替那个把握不住的主题？”Kandinsky充分意识到装饰主义，即纯装饰艺术的危险，要不顾一切地避免，不过，与Poincaré相反，他并未断定没有实际主题的绘画就一定是无益的。实际上，他甚至提出了一幅画的“内在需要”和“精神内容”的理论。诸位知道，大约1910年以来，他们与越来越多的其他画家一起一直献身于所谓的抽象绘画或纯粹绘画，这是与自然界没有什么关系或毫不相干的。

可是，如果不想承认数学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那就一定会对数学产生这样一种看法，我想可以概括如下：一方面，数学是一门科学，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服务，这个目的实际上正是数学的起源，常常成为问题的源泉；另一方面，数学也是一门艺术，因为它主要是思维的创造，靠才智取得进展，很多进展出自人类脑海深处，只有美学标准才是最终的鉴定者。但是，在纯粹思维活动的海洋里这种无拘无束的智力漫游，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以可以应用于自然科学加以控制。

可是，这个看法实际上是太狭隘了，尤其是最后一句太限制人了，许多数学家都坚持要有完全的活动自由。首先，前面曾经指出，已经证明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许多数学领域，如果一开始就坚持应用，可能根本就不会发展出来。尽管von Neumann说过上面那一段话，但他自己在以后的一次讲演里又提出下面的论点：“但是，还有一大部分数学变成有用的了，而发展之初却根本不曾指望有用，谁也不可能知道可能在哪方面有用，也没有一般的迹象说明可能会有用……整个科学也是这种情况。成功主要是由于完全无视最终的目的，或者不管是否有什么最终的目的，不愿研究有益的东西，只靠精神高雅的准则为指导……。” “我认为，观察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注意放养原则在这个领域里如何产生出奇妙的结果，这才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其次，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有些纯数学领域在数学之外没有找到什么应用，或者根本无用，但是却不能不视为伟大的成就，我想到的例如有代数数论、类域论、自守函数、超限数，等等。

让我再一次回来拿绘画作比，以物质世界中抽出来的问题作为“主题”。于是我们看到，我们有发源于自然界的绘画，也有纯粹绘画或抽象绘画。

可是，这种比拟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对数学的这种描绘不会把它的所有重要方面都囊括无遗，尤其是数学的连贯一致与统一完整。的确，数学表现出来的完整性，我觉得比艺术中表现出来的大得多。作为一个证据，可以指出：同一个定理往往由彼此相距很远的数学家独立证明；相当多的文章有两位，有时是更多位作者。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彼此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几部分数学，突然由于新见解的影响显示出深刻的联系。数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集体的事业。简化与统总是同无止无休的发展与扩充保持平衡，一再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完整性，尽管数学的范围是太大了，单独一个人是无法掌握的。

我认为，只考虑前面提到的那些准则，即是，精神上的雅与美这样一些主观准则以及考虑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需要，可能很难把上述问题讲完全。因此，自然要问是否存在与前述准则不同的准则或指导方针。我看是存在的，我现在想从第三个观点，给它添上另一个重要的成分，借以使前面对于数学的描绘臻于完善。作为准备，我想离开本题，或者至少表面上离题，提出下面的问题：教学是否有其自身的存在状态？我们是创造数学还是逐步发现一些不依赖于我们而在某处存在的理论？如系后者，那么这个数学实体究竟何在？

当然，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真有意义并非绝对清楚的。但是，数学以某种方式、在什么地方预先存在，这种看法是非常普遍的。例如。G.H.Hardy就曾鲜明地表示：“我相信，数学实体是在我们之外而存在的，我们的职能就是去发现它、观察它，我们证明的定理，我们夸张地说成是我们的‘创造’的那些定理，不过是我们观察的记录而已。这种见解是自柏拉图以来许多声名卓著的哲学家都持有的，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如果你相信，那么你就会在上帝那里看到这个预先存在的数学实体。这实际上是Hermite的信念，他曾经说：“如果我没有弄错，的确存在全部数学真理的整个世界，我们只是凭自己的心灵才有机会感知这个世界的，就像存在物质实体的世界一样，两者都是神的创造，彼此一样地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

不太久以前，有个同事在一次介绍性讲演里说，下面这个问题使他多年不得其解：为什么上帝创造出这个例外的系统？

把起源问题归诸神灵，这对非信徒来说，可能很难感到满意，可是，很多人确实有种模糊的感觉，数学是在什么地方存在的，尽管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断定：数学只能是人的创造。

对于许多其他的观念，例如国家、道德价值、宗教等等，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其本身而言，可能是值得考虑的，但是由于时间不够，也力不胜任，对于这个显然叫人左右为难的问题，我只能给出一个浅薄而可能是过分简单的回答，即是同意下述论点：凡属文明或文化上的所有事物，我们往假定了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是我们和别人共有的东西，我们可以就它们互相交流思想。有些东西，只要我们相信在别人的头脑里和在我们的头脑里都是以同样的形式存在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考虑和讨论，那么它就成为客观事物(而不是“主观”事物)了。因为数学语言是精确的，所以完全适合于定义存在某种一致看法的概念。在我看来，这就足以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客观的存在，即是类似于上述Hardy和Hermite提到的一种数学实体，而不管它是否还有另外的起源，Hardy和Hermite就是这样看的。最后这一点当然可以永远推究下去，但这实际上与继续我们的讨论并不切题。

在我详细说明这个问题以前，我想说一下，关于我们对物质实体的观念，也有人表示过相似的思想。例如，Poincaré曾经写道：“我们确认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客观性，这实际上就是指这个世界是我们以及其他知觉生物共有的。……因此，客观性的第一个要求是：客观的东西是不止一个心灵所共有的，因而是可以互相传送的。……”Einstein也说：“通过说话，不同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比较他们的经验。人们正是这样来说明：不同的人的某些知觉是彼此相符的，而另一些知觉则无法确定彼此相符。我们习惯于把不同的人共有的知觉、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个人无关的知觉视为实在的东西。

现在回来谈数学的情况。数学家们共同享有一个精神的实体、大量的数学思想、他们用心灵的工具研究的对象，其性质有的已知，有的来知，还有理论、定理，已经解决和尚未解决的对象。这些问题和思想一部分是由物质世界启发而来，可是主要是出自纯属数学上的考虑(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群或四元数那些例子)。这个总体虽然起源于人类的心灵，但是在我们看来却是正常意义下的一门自然科学，就像物理学或生物学一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样的具体。我实际上是认为，数学不仅有理论上的一面，而且也有实验上的一面，前者是显然的：我们追求的是一般的定理、原则、证明和方法，这就是理论。但是，在开头，人们对于要达到什么目的、用什么办法进行，往往是心中无数，而是通过实验，即是研究特例，才获得领悟与直观的认识。首先，人们希望这样可以得到一个符合实际的猜测，其次，也许会灵机一动，想出了一般的证明。当然，也可能某些特例本身就很有意义。这就是实验的一面。我们处理的是思维对象而不是物质对象和实验室设备，这个事实实际上并不重要。数学在上述意义下是一门实验科学，这种看法也并不新颖，例如，Hermite在1880年左右曾写信给L.Königsberger说：“你在信里告诉我：‘我越是思索所有这些事情，我就越是认识到，数学像所有别的科学一样，是一门实验科学’，你信里对这个问题表示的看法，我说，这也是我的看法。”

传统上，这些实验是在人的头脑里(或者说用纸和笔)进行的，所以我前面说到心灵的工具。不过，我还要补充一点：近二十年来，物质的工具，即电子计算机，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计算机实际上对数学的这一实验方面赋予了新的方向。这个方向上的进展可能使人们已经看到计算机科学与纯数学之间一些重要的、互相有利的、令人着迷的相互作用。

我的题目里“科学”这个词，现在已有更广泛的意义：这不仅像以往那样是指自然科学。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也是指数学本身作为一门实验理论科学这个观念，我想斗胆地说，是作为一门心灵自然科学，作为一门精神自然科学，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都是心灵的创造。

这就使我谈到来龙去脉和美学问题时梢微容易点。如果不想以对自然科学的应用作为检验的尺度，那还不至于只能以纯粹精神上的优雅为准，还有一些实用的准则，即是对数学本身的成用。对这个数学实体的考虑、即是考虑各个领域中没有解决的问题、结构、需要以及其间的联系，这已经指出了某些可能富有成果的、有价值的方向，使数学家可以对一些问题和理论心向往之、赋子相应的价值。对于一项新理论的价值检验标准，往往是看它能否解决老问题。实际上，这限制了数学家的自由，有点像是对物理学家的约束，因为物理学家毕竟不是随机地选择他为之构造理论、设计实验的那些现象的。很多例子表明：数学家往往能够预见到某些数学领域将如何发展，哪些问题应予提出并可能很快获得解决。关于数学前景的一些论断往往证明是千真万确的。这样的预言并不都是完美无瑕的，但其成功却足以说明与艺术的差异。例如，关于绘画前景就几乎不存在什么比较成功的类似预测。

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走得太远，我说数学是一门心灵自然科学，这个概念是作为三大要素之一而不是作为整体提出来的。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忽视数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首先，有一个普遍的说法，自然科学中所有的学科都必须力求得到数学上的陈述与处理，的确，一门学科只有如此才能取得作为其科学的地位；因此，数学家在这方面竭尽绵薄肯定是很重要的。其次，对复杂的现象加以数学的陈述与处理，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成就，由此引进的新问题也就是为数学锦上添花，这只要想想概率论就行了。我只是说，为了搞有价值的数学工作，完全不必事先考虑是否有用，数学史表明，许多卓感的成就不是由于数学家对外界的应用，而是出自纯数学上的考虑的结果。正如前面的例证所说，这些贡献往往在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上找到重要的应用，而且往往是完全未曾预见到的。

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说，事事都可以完全理智地预见到，实际上，即使自然科学也不是这样，尤其是因为事先往往不知道那些实验会证明是有意义的。一些著名的数学家也犯错误，而且有时正是以在数学范围内的应用为名，把后来证明为非常重要的一些新思想称为徒劳无益、无事生非，甚至是危险的。不考虑实际应用的自由，这是von Neumann为整个科学提出的要求，也应该是在数学范围内的要求。

也许有人反对说，数学与自然科学的这种比拟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差别：在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中往往碰到一些必须解决才能有所进展的问题；而在数学思维的世界里，仍然有法理上的自由，可以把看起来无法解决、过分困难的问题抛在一边，转向另一些较易处理的问题，也许实际上是在走von Neumann所担心的那条阻力最小的道路。如果一位数学家把数学定义为“寻求可以解决的问题的艺术”，那么上述观点对他不是很有诱惑力吗？真有意思，这个定义我是从一位数学家那里听来的，这位数学家的工作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工作处理了那么多在当时看来是非常特殊、但后来却证明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问题的解决开辟出新的道路。这位数学家就是Heinz Hopf。

但是，不可否认，有时候确实是在走阻力最小的道路，结果产生了不足称道或没有意义的工作。也可能，一个成功的学派后来陷人一个荒芜贫瘠的时期，甚至最糟糕的是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不过，很奇怪，总是有一种解毒药应运而生，即是一种反作用，使那些错误的道路和没有成果的方向销声匿迹。迄今为止，数学总是能够克服这样的发展弊病，我深信，只要有很多有才能的数学家，数学就总是这样发展的。可是，很奇怪，我们很多人都感觉到数学中有某种统一性，但是，以我们对于这种统一性的观念为名规定一些过分精确的准则，这是危险的。更重要的是要以自由为主，尽管偶尔滥用自由这一条为什么很成功，是无法充分说明的，例如，如果想到Hopf，在某种程度上就能看到他选择问题时合乎情理的准则：这些问题往往是不能应用已知证法来处理的某个一般问题的基本特例。他当然知道这一点。但这不能说明一切问题。他可能并不总是预见到他的工作将会有怎样的影响，更可能的是他并不为此操心。一个数学家被吸引到“好的”问题，即后来证明是有意义的问题，即使他着手考虑的当时还不明显，这不过是他的才能的部分表现罢了，数学家走到这一步，一方面是由于合乎情理的、科学的观察，另一方面是由于纯粹的好奇心、本能、直觉、纯美学的考虑。正是对于数学的美学感使我提出了我最后的这个理由。

我已经提到了数学作为一门艺术的观念，即概念构成的诗情画意这个观念。以此作为出发点就能断言：要能鉴赏数学要能欣赏数学，就需要对一个很特殊的思维世界里的种种概念在精神上的雅与美有一种独特的感受力。非数学家很少有这种感受力，这是毫不足怪的：我们的诗是用高度专门化的语言——数学语言写成的；虽然它是用许多较为熟悉的语言来表达的，但却是独具一格、不能翻译成任何其他语言。不幸，这些诗又只能用平常的语言来理解。与艺术的相似之处就清楚了：要欣赏音乐或绘画，也就必须有某种教育，这就是说，必须学会某种语言。

我是早就同意这样一些看法和比拟的。不过，我倒是想保持我对数学的基本立场，稍微沿着我前面那些提倡的方向重新陈述一番。我相信，我们的美学并不总是那么纯净而奥秘，也包含几条较为世俗的检验标准，例如意义、后果、适用、用途—不过是在数学科学的范围内。我们对于一条定理、一种理论、一个证明的评价也受到这个标准的影响，而且往往简单地等同于美学标准。我想用前面提到的Galois理论来说明这点。Galois理论一般被珍视为数学上最优美的篇章之一。为什么？首先，它解决了关于方程的一个很古老而在当时又是最重要的问题。其次，它是一项内容非常丰富的理论，远超出了原来的根式求解问题的范围。第三，它的依据只是几个非常典雅而简洁的原理，是以新的概念建筑起来的新结构下提出的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独创性。第四，这些新概念，尤其是群的概念，开辟了新的道路，对整个数学具有持续的影响。

诸位可能注意到，这四点中只有第三点才是真正美学上的评价，只有懂得这一理论的所有技术细节的人，才能产生自己对这一评价的看法。其余几点则有不同的性质，对于任何自然科学的形态都可以提出这样的论断；这几点的内容具有较大的客观性，数学家即使不完全掌握该理论的技术细节，也可以产生自己对这些评价的看法。为了我们讨论的目的，我已经分出了这四个要点，但一般我倒并不总是分得这么清。所有这四点都有助于构成美感。我的确认为，在这方面这个例子是相当典型的：我们称之为美学的东西，实际上往往是各种观点的聚合。例如，一种证法如果找到了新的、未曾料到的应用，尽管方法本身并未改变，我自然会觉得这个证法更加优美，这个证法可能已经更为重要，但它本身不会自行地更为优美。由于这一切都是在数学本身的范围内发生的，所以这很难帮助非数学家洞悉我们的美学世界。不过，我希望这将帮助他发现下述事实是比较可信的：我们所谓的美学评价表现出比艺术中的美学评价更大的意见一致，远远超出了地理和年代的局限。不管怎样，我把这一点视为一个主要因素，但是我仍然要避免走得太远。这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绝对的分歧。对作曲家或画家的工作所做的美学评价也考虑了外在的因素，例如影响、以往的工作以及该工作相对于其他工作的地位，即便程度较小。另一方面，评价数学工作则不时有些意见分歧和波动，顺便说说，虽然没有达到那么强烈的程度，所有这些细微差别都需要大量的说明，现在由于时间不够我不可能细说了。

在由我支配的这有限的时间里，只是走马观花地谈了对数学的一些管见，这当然可能是比较容易的事。但是不幸或者幸好，正如许多世纪以来许多人做过贡献的其他人类事业的情形一样，数学决不愿意让人说成只是几个简单的公式。有关数学的几乎任何论断都必须是过得硬的。一个例外，也许是惟一的例外，可能就是这个论断本身。我希望我至少使诸位获得了一种印象：数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创造物，同艺术、实验科学以及理论科学都有许多重要的共同点，所以必须看成是所有这三方面同时的组合因而也必须同所有这三方面有所区别。

我知道，我提出的问题多，回答的少，对于已经讨论到的问题处理得太简略，甚至某些重要的问题，例如这个创造物的价值问题尚未触及。我们当然可以指出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里无数的应用，其中很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巨大的影响，从而为数学确定一种社会的存在权利。但是我必须承认，作为一个纯数学家，我更关心数学本身的评价，形形色色的数学家的贡献融为一个巨大的思维产物，在我看来，这就是人类思维能力的有力的证据。数学家Jacobi曾经写道：“科学的惟一目的是为人类的思维增光。”我相信，数学这个创造物的确确是为人类的思维增添了巨大的光彩。

A.波莱尔(A.Borel，1923-2003)，瑞士数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终身教授。

本文译自The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5:4（1983），9~17. 中译文曾载于《数学译林》1985年第3期。

江嘉禾 译 沈信耀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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