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段著名的爱情背后，这位今年已经66岁的老人从没有改变对爱的研究和追求。相对快速变化的时代，她就像是一个恒定的坐标。
“21年了，你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则得到了时间的治疗……你倒是常常回到我的梦里。每次在梦里见到你，我都会着急地告诉你：你知道你有心脏病吗？”
威海的一间录音室里，李银河正对着话筒读出这封她写给王小波的信。
如信中所写，这是一次21年之后的告白。把它作为音频课程《李银河说爱情》的开课宣传，是制作方随身课堂和播放平台喜马拉雅FM特别提出的建议。李银河本人并不抗拒，一开始，她只写了300字，后来又增加到1000字。
李银河的爱情始终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她自己对此也不介意。她常在聊天中主动提起“小泼”——不知为何，她习惯把“小波”念成“小泼”。说起小波之后更为“惊世骇俗”的大侠，李银河也全无扭捏，甚至会有得意之情流露：“我的一生遇到两次激情之爱，这确实是比较难得的。”
2014年，她撰文公开自己与伴侣“大侠”的关系，用个人隐私完成了一次关于性少数人群的科普：大侠是一名跨性别者，生理是女性，但自我认知是男性。李银河以异性恋的立场与他相爱，至今两人已经同居21年。
在公众眼中，李银河是浓郁和跌宕的。她是王小波的遗孀、离经叛道者、拥有传奇爱情的女性、敢言的学者，有媒体甚至为她冠上了“性社会学‘摇滚教母’”这样的名号。
研究之外，李银河的个人生活也做到了知行合一。研究性少数人群，然后又与性少数者相爱，从这个角度看，李银河的生活确实如媒体评价的那样，足够“摇滚”。
不过，这些用词激烈的标签并非李银河所看重的。她没有刻意前卫，这种形象更多来自与时代的对比。对李银河自己而言，生活和研究的主旨从来没有变过，一直都很简单，那就是爱情。
假如在真实生活中见过李银河，你也会感觉到她和上述标签之间距离遥远。她说话声音很轻，语速缓慢，没有太多起伏。宽松的外套、细边框的眼镜让她看上去像个典型的内向学者。
李银河不善于拒绝。对于各种演讲、采访，或是在微博上回答问题的邀请，她总是尽量答应，尽管很多言论曾令她陷入困境——她的微博曾被禁言3个月——没办法，在“这类话题”上，李银河是人们获取观点的第一选择，“这类话题”包括性、性别、婚姻、家庭、性少数人群等。从1992年与王小波合作出版《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开始，李银河的研究领域就在这个范畴里。
这个领域天然就会吸引所有人的眼球，因为它是每个人生活的组成部分。这类话题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与爱情有关。中国人常常羞于公开、诚实地谈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生活话题。而能够理所当然地以平常心面对这些话题的李银河，成了被期待的发声者。
李银河说自己并非有意“知行合一”，只不过她的研究让她能自然地接受各种人，不会把这些因素视为爱情的阻碍。她也曾乐观地表示，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其实都很宽容。
在谈论自己的性癖好时，李银河的用词和语气不会有任何犹豫或不好意思，感觉就像谈论自己喜欢吃的菜一样平常。
她曾解释过自己能专注这些研究领域几十年的内在动因——她喜欢虐恋。这是她天生的性癖好。
在李银河的自传里，这几乎成了一条主线。她花了不少篇幅描述自己在内蒙古支边，以及在农村插队的经历，但着重回忆了自己是如何发现并确认自己对虐恋的喜好。1998年，她出版了专着《虐恋亚文化》。“可以说，这是我所有研究的源动力，当然有很多因素促使我研究，但这个是最根本的。”李银河说。
与在爱情和研究上表现出的持续热情不同，李银河对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似乎没有太多兴趣。
4年前，李银河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在威海一个靠海的住宅区买下一间公寓。去500米外的海滩散步，是她日常的休息方式。
李银河喜欢这座以宜居着称的海滨城市。每到夏天，她都会来住几个星期——2000年，她到这里旅游，就曾买下一间渔民的小房子，当时每平方米800元。“退休后就想躲到这儿来，在北京根本不想吸气。”李银河对《第一财经周刊》说，“而且还能躲掉不少事。在北京，像你这样的采访特别多。”
退休以后，李银河的日常生活可以简化为：上午写作、下午看书、晚上观影。她几乎不看新闻，对时事的了解主要来自手机里的五六个微信群，里面有不少是与她年龄相近的精英群体；看电影则是主要消遣，她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是《狩猎》，讲述一个幼儿园男教师蒙冤，被当成儿童性骚扰者的故事；最新的烦恼是感到自己写作进入了“枯水期”，虐恋这个话题被写尽了，而除此以外，她想不出感兴趣的故事。
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似乎从来没有太强的物质需求。王小波的母亲就曾评价李银河和王小波是靠“吃精神”活的。相比同龄人，李银河的成长环境的确顺遂和幸运不少。她的父母是《人民日报》的创刊元老，小学和中学同学中不乏国家领导人的后代。她自己在同辈当中亦数成绩优秀，虽然因为政治运动中断过学业，但仍在1974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大学。
“60年间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与我无关，我最多只是一个看客，有什么可写的？”李银河在自传中这么评价自己。她认为王小波是她的“良心”——王小波的父亲在1951年的一场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他从小见识了生活和世道之苦，而李银河的家庭相对平稳——“小波的经历使我心痛。”李银河在自传中写道。
而感情方面，在意外地失去一段可遇不可求的爱情之后，又意外地找到另一段，李银河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自己所谓的“激情之爱”覆盖。在这一点上，李银河更加幸运。她的后一段爱情在中国仍属少数，往往会受到反对、怀疑和歧视。但李银河和大侠没有遇到这些。她的同事经过社会学训练，对此见怪不怪，而她和大侠的亲朋，也都顺利接纳了他们的关系。
退休后，李银河完全终止了研究写作，成为一名虐恋小说家。她已经写了7本虐恋小说，陆续在香港出版。“有人批评我怎么老是重复写这个题材。我就想到那些画家，可以盯着一个场景画几十幅差不多的画。”李银河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不过，李银河的小说经常被认为有“论文味”。
她不喜欢讲课，害怕在众人面前反复说一样的内容。原本李银河可以留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但她执意转去了社科院，原因之一就是不想讲课。
“她不是那种读者意识很强的作者。不会到了精彩之处，有意识说我要给读者一些刺激。”果麦文化的编辑曹卓彧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她曾参与李银河的自传《人间采蜜记》的宣传推广。
李银河也不太在意非专业上的细节问题。“有些作者会对包括书籍封面的设计等各方面提出种种设想和要求。但我们把设计方案拿给李老师看，她基本没什么意见。”曹卓彧说。“但她对专业问题还是很较真的，《女性主义》里涉及数百条参考文献说明及注释，此次新版作了修订，李老师逐条核对。”
虽然与大众传媒接触频繁，李银河并不需要关心合同条款之类的细节，大侠会负责这些。除了研究和家庭，似乎没有什么需要她操心的。
对于不同的观点，李银河就像对待少数人群一样，有足够的包容。“她从不要求你接受她的观点。如果你说了她不知道的事实和观点，她会很有兴趣倾听。”负责李银河课程的喜马拉雅FM制作人杨一骊说。
在准备这门课程的时候，喜马拉雅FM的制作团队与李银河聊到“PUA学”（教授快速与异性搭讪并亲密接触的技巧）。李银河没听说过这个“新术语”，在杨一骊解释了PUA具体教什么后，虽然不认同，李银河还是会慢悠悠地说一句：“挺有意思的。”
大多数人对李银河的了解，来自于她在公共平台上的言论。只是随着她在回应公众提问时展示的社会学家的价值观和逻辑素养，李银河成了带有某种符号意味的学者，这当中有很多人向李银河索取的观点，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研究范围。
比如人们在微博上向她提问如何看待《创造101》里的某位选手，或是某位明星的八卦。“最近有人问我，‘听说某个明星换妻，您一定知道一些内幕吧？’我怎么可能知道什么内幕？我连他们是谁都搞不清。”李银河对这些问题感到无奈，她说自己如今也常常不得不“自我审查”一下，不去回答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话题。
敌意也不可避免。有人曾寄过一本书给李银河，里面描述了一个女性到地狱走了一遭所遇到的各种酷刑。“他的意思我是要下地狱的，先给我演示地狱里什么待遇。”现在说起来，李银河都当是笑话。
不过这位学者也承认，她享受自己的言论收到巨大回馈时的感受。“那时候写博客，发出去30秒，你就看到上万人阅读了，然后数字蹭蹭往上涨。”
对于在互联网平台开设付费音频课程这种新鲜尝试，她也不带排斥地接受了。对李银河而言，用通俗语言解释她研究了几十年的课题是再容易不过的事。
就和许多明星学者一样，李银河的研究本身，了解的人并不多。曹卓彧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周围的朋友得知她在与李银河合作时，会拜托她问李银河如何解决一些感情问题。她不得不向朋友解释，李银河是个社会学家，不是心理咨询师。
事实上，李银河的有些学术着作，要想买到也并不容易。你很难在书店里找到《虐恋亚文化》和《同性恋亚文化》的新书，而它们在二手市场上的售价往往超过100元。
李银河的其他作品，即使是非学术着作，比如自传《人间采蜜记》，也不是那种非常热门的畅销书。“但它很长销，总是平稳地增加销量。”曹卓彧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她正负责再版李银河的一本学术着作《女性主义》。这是一本面向普通人的入门级学术书籍。“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这本书应该能让大家了解一些真正的概念和知识。”
喜马拉雅FM在筹划这门课时，也并没有寄望它成为销量冠军，而是把它归入“大师课”系列。“当然，我们也期待李老师的观念能够真正影响一批用户。”杨一骊说，此前，知识付费市场还没有一门从社会学角度去谈爱情的课程，李银河算得上讲这一课题的优质人选。
李银河理解自己的研究应该带来社会的改进。“既然你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了，真的遇到事，你得站出来，很多时候要为少数人群说话。”她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她曾多次试图让同性婚姻进入立法讨论。
这种意识在她从事社会学研究前就存在。1978年，毕业一年后，李银河进入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她与人合写的评论文章《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被刊登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大多数重要官方报纸上。这让26岁的李银河成为当时的政治偶像。“受那时的影响，我多少有些报国的情怀，觉得自己做的事还是要能推动社会进步。”李银河说。
如果李银河选择了其他研究方向，或是其他职业，她可能只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然而她研究的课题，恰好浓缩了中国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巨变。
《南方人物周刊》刊登过一组名为《李银河掀起性风暴》的文章。李银河本人并不赞同这种提法，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改变人们的观念，只是把已经发生的改变说了出来。
而抛开所有这些研究，李银河其实只是一个家境和教育背景良好，遵从自己的天性，拥有好奇心和同理心的女性，或者说，她是个从小到大没怎么变过的好人。
她的敢言也不是有意为之，只是天性的表露。按照李银河自己的说法，“有的时候实在看不下去，就想说出来。”这些品质本应算是平常，但现实情况是，它们仍然稀缺，这又加深了公众对她的期待。
李银河经常面对的一个质疑是：“有那么多国计民生的大事等着研究，你干吗研究这些？”她通常会这么回答：“动物学家只能研究大象、老虎，不能研究昆虫吗？我觉得它们是一样的。”
不论是公开演讲、出版书籍还是录制音频课程，现在与李银河共事的大都是年轻人。在《第一财经周刊的》采访中，不少人声称自己受到了李银河的“启蒙”。他们在李银河身上所寻求的，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常识，或是安慰。
李银河喜欢提及中国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对她的教诲——要“出故事”。某种程度上，李银河的工作只是在讲述与爱情相关的故事。
如今，壮壮是为数不多会让李银河语速变快、情绪高涨的话题。2001年，她和大侠从儿童福利院收养了当时5个月大的壮壮。壮壮患有亚斯伯格综合征，这是一种程度较轻微的自闭障碍。起初，大侠会更严格地教育壮壮，李银河则主张让他开心、快乐就行。壮壮擅长绘画，威海家中的客厅就挂着4幅壮壮的画作，李银河的微博头像也是壮壮画的。
李银河的自传里也有一段专门讲述她为人母之后的感受：“我不在乎是否因为有了母性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女人，只是陶醉在这种甘醇的爱与被爱的情感之中。”
“我喜欢爱。”李银河在接受采访时曾这么说。
这可能是对李银河本人最合适的注解。她的人生路径、好奇心，和她的表达欲，归根结底都是源于这一点。
Q&A
C=CBNweekly
L=Li Yinhe
C：在你的研究领域，有什么变化是让你意外的？
L：中国人不想生孩子了，这很意外。我在1990年代写作《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的时候，感受到的还是计划生育政策与中国家庭需求之间的张力，那时我觉得，生孩子真的是中国家庭观念中最根深蒂固的。但现在，真的有很多中国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C：你想过为什么吗？
L：肯定有很多原因，比如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这些都是社会学上比较公认的归因。我觉得如果仔细分析的话，有一层原因是，更多人从家庭本位转向了个人本位。当一个人以家庭为首要考虑因素时，他会为了经济、为了传宗接代去生孩子，即使本人并不愿意；当一个人以个人的生活为首要考虑因素时，他就可能选择不生。
C：你觉得婚姻会消亡吗？
L：人们的亲密关系会有多种多样。婚姻制度确实在式微，但不一定会消亡。它最适合的，是完全爱上对方，心无旁骛，决定厮守终生的人。
C：你觉得灵魂伴侣是婚姻的必要前提吗？
L：不是必要的，而且很多灵魂伴侣并不进入婚姻，他们是朋友，或者是情人。我觉得大量的婚姻伴侣并不是灵魂伴侣，但他们之间也可能有爱情。
C：有什么事是你原本深信不疑，但现在开始怀疑的事情？
L：人类社会永远是进步的。
C：关于爱情，现在很多人感兴趣的是方法论和“实操技巧”，你的这门音频课，能满足这种需求吗？
L：应该满足不了。但是能让人们对婚姻、爱情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如果一个人特别想去爱，那他应该大概了解一下爱是怎么回事，爱到底是什么感觉，等到爱情的几率是多大。这些我都会涉及。
C：现在有很多新的恋爱形式，比如职业偶像，粉丝会对他们抱有恋爱般的心情，偶像本身则被禁止在现实生活中恋爱。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L：禁止偶像在现实中恋爱，有些反人性。这是为了保住粉丝的牺牲，挺不自然。当然，我可以理解粉丝对偶像的恋爱心态，这算是一种移情。我也有过，比如有段时间很喜欢黎明，他演的一个角色有受虐的情节，你知道我喜欢虐恋，看了就特别移情。但是，这不意味着要影响现实中的恋爱，如果选择了这种虚拟的恋爱，是不是因为好多人在现实中找不到？
C：你最希望自己的哪一点被改变？为什么？
L：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让我想想……
（几小时后，再次与《第一财经周刊》见面时）我想到答案了，我想改变身材和外貌，想变得更好看。上次参加一个活动，拍照片，一边是姚晨，一边是惠若琪（中国女排前队长），我站中间，当时就想，如果自己能更好看就好了。
如果你对李银河的观点感兴趣，可以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去听听她关于爱情的课程。
肖文杰
《第一财经周刊》主笔，关注汽车、制造业、城市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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