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與尹振國同志商榷 駱惠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報2018年8月2日第七版刊登了尹振國同志的文章《未自動投案而滯留犯罪現場是否構成自首》（以下簡稱《尹文》）。文章認為，吳某雖然在作案後滯留犯罪現場，但缺少自動投案的主觀意圖，故而不構成自首。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1.如何認定吳某是否具有自動投案的主觀意圖
從《尹文》敘述的案情看，應當說吳某有意圖逃避罪責的行為表現，如不接聽電話，不給朋友和民警開門等。但也有意圖投案的行為表現，如發微信給其朋友胡某，稱自己殺了人，並打算去自首，以及長達十多個小時滯留現場等。兩個方面的行為表現指向相反、反映的意圖相互矛盾，證明力勢均力敵、難分伯仲，由此很難明確認定吳某是否具有自動投案的主觀意圖。
如何處理這種狀況，關鍵是轉換角度和思維方式。筆者認為應該遵循疑罪從無、存疑有利於被告人的原則，作有利於被告人的推論。本案中既沒有充分證據證實吳某有自動投案意圖，也沒有充分證據否定吳某有自動投案意圖，故只能作有利於被告人的判斷，即認定為自動投案。
2.對自首的認定應符合立法精神
從立法本義上看，正如《尹文》所言，自首的本質是行為人自動歸案並將自己置於受法律處理的地位。給予自首者從寬的處理，一方面是為了教育感化犯罪人，促使其改過自新、重新做人，避免其再次犯罪；另一方面是為了便於司法機關快速順利偵破案件、收集證據，及時審判和懲罰打擊犯罪，分化瓦解共同犯罪，從而提高司法效率，節約司法資源。寬嚴相濟是貫穿我國刑事司法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自首是該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綜觀本案，吳某投案意圖雖然不夠“明顯”，行為也不是那麼“積極主動”，但其畢竟是在完全有機會有條件逃離的情況下而未逃離，且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因此，無論從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還是從自首的本質、立法的本義看，均宜認定吳某構成自首。
一直以來，自首都是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實踐中，儘管最高司法機關先後多次對自首問題作出瞭解釋和解答，但相對於實際案件的複雜性，仍難免滯後和不足。因此，如果實踐中我們機械地比對和套用法條，而不是把握自首的本質和立法本義靈活適法，將可能有違立法精神和司法政策，最終導致判決偏頗甚至錯誤，難以實現應有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尹文》所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的規定，‘明知他人報案而在現場等待，抓捕時無拒捕行為，供認犯罪事實的’視為自動投案。在本案中，吳某雖然將自己殺人的事情告知胡某，但沒有明示或暗示胡某代為報警，胡某是否報警處於不明確的狀態，該情節不符合‘明知他人報警而在現場等候’的規定”的理解，顯然有機械司法之嫌，不符合立法精神。
3.吳某的行為應屬於“猶豫不決”型自首
實踐中，一些人犯罪後，由於恐懼、緊張、後悔等原因，對於投案自首還是逃避處罰一時恍惚茫然。情感和思想上的掙扎鬥爭導致態度上猶豫不決，行為表現“自相矛盾”，既沒有明確的投案自首行為，也沒有明顯的逃避懲罰行為。這種情形筆者稱之為“猶豫不決”型自首。實踐中這類自首多發生在初犯、過失或間接故意犯罪、親屬間犯罪等場合。
本案被告人吳某與被害人王某系男女朋友關係，長期同居。二人因瑣事發生爭執，繼而發生扭打，在扭打過程中，吳某用繩子勒住王某的頸部，致王某機械性窒息死亡。從二人關係和行為起因、過程看，很難說吳某具有強烈、明顯的殺人動機。相反，吳某很可能是情急之下失了手，造成王某死亡。可見，吳某犯罪後的心理可能異常複雜，有對即將面臨的懲罰的恐懼、緊張，可能還有因情感原因產生的後悔、自責等等。多種心理綜合作用下，吳某的行為就會反覆無常、猶豫不決，甚至相互矛盾。從案情看，吳某告知朋友又不接朋友電話，說要自首又閉門不開等，均說明了吳某當時的矛盾複雜的心理。但如前所述，這並不能否定自首的認定。《尹文》所謂“在當時的情況下，公安民警已包圍犯罪現場，吳某逃跑的可能性較小”是不能成立的。事實上吳某在警察到達之前的十多個小時裡隨時可以輕鬆逃離現場，沒有任何障礙。
綜上，吳某的行為宜認定為自首。
（作者單位：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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