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從教育學的角度說，採取什麼樣的教學方法，往往是教育成敗的關鍵。對此，孔子與佛陀二人都深得箇中三昧，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兩人所用的主要方法又差不多是一樣的。這是不是“英雄所見”，可以“見仁見智”地討論，但其“行之有效”，卻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孔子主張“因材施教”，而佛陀則認為要“對機說法”。因材施教，其意是說，教育要針對學生的特點而採用不同的方法，這樣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對機說法，則是指要善於把握弟子不同的根性而運用相應的教化方式，如此才能有效地傳達教育者的意圖，而受教者也能準確及時地領會其中的精神。為更清楚地表述孔子與佛陀二人的教育方法，下面略作展開加以說明。
2
孔子教學，能夠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因材施教，他很早就注意到人的智力有高中下之別，並且說：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意思是說，對中等以上智力的人，可以對他說高深一點的學問；對中等以下智力的人，則不可以講過於高深的內容。為此，孔子總是深入瞭解弟子們不同的志趣、智慧和能力，善於掌握每人的特點，應用不同的教育。《論語》裡記載著不少孔子對弟子的評語，如《先進》篇說： “柴（高柴）也愚，參（曾參）也魯，師（子張）也闢，由（子路）也喭。”同篇還列舉弟子的專長，如： “德行： 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 冉有、季路。文學： 子游，子夏。”他曾對冉求說，凡事要抓緊做，不要拖延，此是因為冉求膽小怕事，所以孔子這樣鼓勵他；子路膽大莽撞，孔子怕他冒失惹禍，故教他遇事先退一步，等請示父兄後再去做。再說，同樣是問孝，孔子對孟懿子、樊遲、孟武伯（孟懿子之子）、子游、子夏等人的回答，也各不相同，此乃因人因事之異而易其說，而其根本旨趣未嘗有變。
3
作為老師的典範，孔子“好學不厭，誨人不倦”，而又“循循然善誘人”。《論語·述而》提到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正是他在教學中善於啟發學生獨立思考特點的具體表現，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學生思考問題不到急切求解時不去啟發他，不到想說而無法表達的時候不去開導他。假如教學生一種知識之後，他不能運用這種知識去解決類似的問題，那就不再教他新的知識了。孔子認為，應當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開動腦筋，深刻思考，融會貫通，舉一反三，如此才能收到最佳的教學效果。同時，孔子還主張學與思相結合，他說：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認為學與思二者缺一不可，否則不是疑惑不解就是一無所獲。此外，孔子從教多年，積累了極為豐富的教學經驗，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不恥下問”、“教學相長”等有關學習方面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是歷久常新。
4
佛陀是覺悟的大智慧人，其教育方法像孔子一樣也很多，且能隨機應變，對機說法，倘以《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的話來說，是謂： “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即現長者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亦即如孔子一般因對象不同而異其說，言詞巧妙，生動形象，使不同出身及知識深淺不一的對象都能各得其所，從中獲益。
從總體上說，佛陀說法是戒、定、慧三學並施。他先教戒學--戒律之學，培植學生的品德修養，此與孔子教學首重德行的做法是一致的；次教定學--禪定之學，使弟子們的身心得到鍛鍊，此與孔子教學除“六經”之外，又設“射”（射箭）、“御”（駕御馬車）之課相類似，所不同者，在於射、御之術，系動態的體育訓練，而禪定之學是以打坐為主的，以靜態的方式進行的，二者均可達到強筋壯骨、和人心血之效；最後教以慧學--智慧之學，注重開發弟子先天本有的智慧，即佛教常說的“由戒生定，由定發慧”，如果用儒家經典--《大學》開頭的一段話表示，是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其意則庶幾近之。戒、定、慧三學，先後一貫，秩序分明，而佛教經、律、論三藏正是依此精神編輯的，是為四眾弟子修行實踐及研究之準繩。
5
具體而論，佛陀教化弟子不外言傳、身教兩個方面。就言傳方面來說，他主張“對機說法”，通俗一點講，就是針對弟子的各自特點進行化導，這與孔子“因材施教”完全一致。比如，佛陀有一弟子，名叫周利槃特，他稟性愚笨，近於痴傻，同參（同學）們教他四句偈子，他學了幾個月也記不住。為此，佛陀決定親自來教，並只讓他學“拂塵除垢”四個字，又讓他做拂拭比丘鞋上塵土的工作，一邊拂拭，一邊唸誦這四個字。時間一長，心裡的煩惱業障漸漸消除，人開始變得聰明瞭，不但記住了偈子，領會了其中的含義，而且智慧日長，終於在某日忽然開悟，證得阿羅漢果，成為人們熟知的“十八羅漢”之一。又如另一位弟子名為聞二百億，原先為彈琴的樂師，家境富有，出家後精勤修道，由於用功過度，損傷了身體。佛陀知道後，便對他說，修行如同彈琴，琴絃太緊容易繃斷；琴絃太鬆又彈不出聲，所以，必須鬆緊適當，取其中道，方能奏效。聞二百億依之而行，身體很快復原，進而遂有證悟，成為佛弟子中精進第一的長者。
6
現代教育講究啟發式教學，此種方法不但在孔子那裡已見其雛型，而且在佛經裡也常能看到，以《大寶積經》第三十回《妙慧童女會》為例，妙慧童女問佛“云何得端正身，乃至臨終諸佛現前”等一系列問題，賓主雙方相互問難，輾轉反覆。最後，佛陀揭示出十點有關人生的妙諦，即屬此類。再如《楞嚴經》裡“七處徵心，十番顯見”一節，則是由佛陀發問，命弟子們分別解答，然後隨其所答，佛陀再作恰當的評判與指正，這種做法既與孔子 “循循善誘”的作風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又頗與現代俄式西門納爾教學法--先由學生討論，提出問題，教師再針對問題解答--相合。由此可見佛陀在教化弟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7
說到身教，佛陀總是以身作則，堪為弟子的表率。此類事例散見於許多佛典中，一位比丘平日裡不肯照顧病人，到了自己生病時，別人也不理睬他，他感到很痛苦。佛陀得知後，親自為他喂藥，替他擦洗身體，並講道理給他聽，要他康復後多為病人著想，儘自己的愛心。與此相對應，《論語·衛靈公》記載的一件事，表明孔子為人做事的態度。其中說： “師冕見。及價，子曰： 階也。及席，子曰： 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 與師言之道與？子曰： 然！固相師之道也。”
這段話說的是，樂師冕來看望孔子。樂師是盲人，孔子出來接他，扶著他走，上臺階時，告訴他這裡是臺階。等到了席位，又告訴他這裡是席位。大家坐下來之後，孔子又說某某坐在左邊，某某坐在對面，都一一仔細介紹。師冕走了，子張就問老師接待他為什麼有這麼多規矩，是因為他是樂師嗎？當然，孔子回答說，不僅因其官位要如此待他，對盲人也更應如此。此外，有一次佛陀受阿耆達國王之請，赴該國結夏安居。由於中途變故，佛陀與五百弟子沒有受到供養，加上該國遇上災荒，穀米昂貴，乞食難得，弟子們餓得東倒西歪。此時恰逢一販馬的佛教信徒經過此地，見此情形，遂將隨身帶來餵馬的麥子供養佛陀。佛陀高興地接受了，並帶頭津津有味地嚼食馬麥，使弟子們深受感動。就這樣佛陀與弟子們一起在樹林裡安居，以馬麥充飢，度過了三個月的艱難日子。佛陀以自己的身體力行，來教育弟子在遇到特殊困難時，所應取的態度及如何克服之方法。對此，《論語·衛靈公》所說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其情況與上述類似，當時弟子及隨從不免有不滿情緒，但孔子卻很鎮靜，一如既往地講學、彈琴、唱歌不止。這種情緒立即感染了大家，共同度過了難關。佛陀與孔子以他們自己的身教表明： 身教重於言教，此舉對弟子的教育無疑是極為有效的，至今仍受到教育界的高度重視。
8
概而言之，孔子的教育觀與佛陀的教育觀確有許多相似、相近或類同之處，也在相當程度上涉及到現代教育學的內容及其對教學規律性的認識，困此直到今天他們的許多思想和方法依然被運用於日常的教學實踐中，比如因材施教、對機說法、教學相長、言傳身教、溫故知新等等，均富有深刻而精到之內涵，成為寶貴的教書育人的精神財富。正因為孔子與佛陀都十分重視教育，並在長期的教學生涯中不斷總結經驗，所以他們的教育事業都取得了足令後人歎為觀止的成就，且不論他們各自弟子眾多，桃李滿天下，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最高的思想理論皆深得傳人，師徒間最根本要義之傳承（指那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已達到心心相印、密契無間的程度。本來，孔子學生中堪於傳道者有兩位： 一位是顔淵，可惜早亡；另一位是曾參，孔子晚年傳道給他。《論語·里仁》如是記載： “子曰：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剛說了一句“吾道一以貫之”，曾參心裡就已明白了，兩人之間不用再多說一句話，但孔門其它弟子卻不明白，因此紛紛圍上來詢問。這點與佛教禪宗的傳法情形頗為相似。佛陀晚年，住在印度的靈鷲山（簡稱靈山），有一天說法時，他一反常態，不發一言，而是拿起一朵曼陀羅花，向大家示意。大家面面相覷，不知佛陀是何意，人群中唯有上首弟子大迦葉對此心領神會，發出會心的微笑。於是，佛陀向大家鄭重宣佈：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聯燈會要》卷一，《卐續藏經》第136冊。）
此即禪宗門庭流行的“拈花微笑“的傳法典故。雖然，佛陀堪於傳道的弟子有不少，但數禪宗一系的傳法境界最高、最有意思，因而流傳也最廣。
結尾
孔子與佛陀，一位傳道，一位傳教，其最高宗旨相去無幾；他們的教育觀點及成果也難分伯仲，所不同的是，前者深入人心，備受國人注目；後者尚有待發掘而已。
閱讀更多 齊家教子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