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自誕生之日起，基本職能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過由於種種原因，我國古代貨幣的作用常常被異化。這種異化有時成為貨幣史上的美談，有時則成為一種苦澀的記憶，而這些均使得我國古代的貨幣文化變得更為豐富多彩。
下面介紹其中的幾種情況。
一、招納信寶：金兵投誠的介紹信
招納信寶錢，是南宋初年抗金將領劉光世鑄造的一種特殊的錢幣。
招納信寶
劉光世與張俊、韓世忠、岳飛被稱為南宋初年“中興四將”。公元1131年，正是北宋滅亡的第五個年頭，金左監軍完顏昌率領大軍再度南下，大軍駐紮在江北揚州周圍地區，伺機渡江南下，試圖吞併大宋剩餘的那半壁江山。身為南宋前巡衛軍都統制兼浙西路安撫大使的劉光世奉命率軍鎮守鎮江，抵抗金軍的南下。由於雙方軍力接近，雖屢有交戰，互有傷亡，但基本維持了隔江對峙的局面。
後來，劉光世獲悉金軍內部不少戰士是強徵來的百姓，大部分長期居住在北方，久離故鄉加上水土不服，思鄉情緒十分強烈。在積極做好軍事對抗準備的同時，劉光世著手策劃了一場心理攻勢。每當俘獲金軍士兵，劉光世一不捕，二不殺，而是待之以禮，勸其叛離金營，解甲歸鄉的則給足盤纏，還設宴相送。劉光世還讓人精心設計鑄造了一枚“招納信寶”錢，銅質上乘。據說此錢還有金的和銀的。
劉光世讓被禮送回江北的金軍戰俘作為大宋的“招納”特使，攜帶了大量的“招納信寶”錢回去，秘密散發給願意歸附宋營的同伴。凡渡江投誠的金軍士兵，“招納信寶”錢就成為推薦書和介紹信，宋營熱情接納。劉光世待前來投棄的金兵如自己的土兵，予以充分的信任，配之以良馬利器。在劉光世的感召下，南下歸附的金軍士兵陸續不斷。不久，金軍中前來歸附的女真、契丹、渤海、漢族的士兵都達數萬人之多。劉光世將他們編成赤心、奇兵兩支部隊，在抗金斗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劉光世這一招猶如釜底抽薪，最終迫使完顏昌不得不率軍北撤，南宋在抗金斗爭中取得了一次寶貴的局部性勝利。這次勝利的取得，“招納信寶”錢是功不可沒，是它有效擾亂了金軍的軍心，成功組織了一場有序的越江大投誠活動，最終使勝利的天秤倒向了南宋這一邊。
正是由於“招納信寶”在歷史上扮演了這一不同尋常的角色，因此儘管它不屬於正用品，但還是受到錢幣學界的珍視，在一些錢幣專著中多有介紹。在北京舉辦的《中國曆代貨幣展覽》中，“招納信寶”錢曾引起了參觀者的極大興趣。
二、義記金錢：金錢會的會員證
“官不法，民難活，逼得良民造‘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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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由於連年災荒，加以雜稅繁重，民不聊生。在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下，浙江南部的平陽縣爆發了天地會的分支金錢會運動。
金錢會成立於清咸豐八年（公元1858年），由當過碼頭苦工的平陽縣錢倉鎮人趙啟等八人創始。按照天地會的傳統組織形式，趙啟等八人在錢倉鎮北山廟義結金蘭，舉起反清的大旗。他們各以康熙錢兩枚，將面文釘在一起，用絲線穿系，作為憑證，他們的組織也因此被命名為“金錢會”。
隨著組織的迅速擴大，趙啟改用舊錢鑄造方孔圓形的“義記金錢”錢。金字頭部從“入”，以示入會之意；“義”頭從“八”，以示八兄弟重義守信之意。背文為兩方形連結圖，意為天地四方團結一致，齊心反清。凡入會者需交五百文錢作為會費，發給“義記金錢”錢一枚，以此作為金錢會會員的憑證（會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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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會受到貧苦農民和手工業者擁護，會員很快發展到幾千人，到起事前夕，已擁有十餘萬人。公元1861年，金錢會在浙江瑞安舉行武裝起事，在浙南、閩北與清朝地方統治者展開英勇鬥爭，曾有一度攻城略地，勢如破竹，“劫軍局，取庫銀，開禁門，出死囚”，有力配合了太平軍在浙江的軍事活動。金錢會作戰時為區分敵我，參戰的會員均頭裹紅布，腰掛金錢。每攻佔一地，手持金錢的會員便可以得到保護。金錢會最後被清軍鎮壓，趙啟也因叛徒告密於公元1862年6月被害。
金錢會運動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金錢會當年英勇鬥爭的故事，一百多年來一直在浙南老百姓中流傳。當年曾作為金錢會會員證的“義記金錢”錢，由於其為後人記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成為珍貴的文物，受到錢幣愛好者的追捧。
三、布泉/貨布：吏民出入的“符傳”（通行證）
西漢末年，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強者規田以千數”，奴婢成群，而“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嚴重的社會危機，將外戚王莽推上了政治舞臺。
王莽當政後，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的幣制改革的本意是為加強中央政府對於貨幣鑄行的控制，禁絕盜鑄，抑制豪強勢力。但他的託古改制，卻使他輕易廢除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五銖錢形制，恢復業已作古幾百年的布幣、刀幣，並且頻頻改革幣制，反覆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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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執政15年，先後四次推行幣制改革，每次都是以小換大，以輕換重，錢越改越小，價越做越大，百姓手中的財富被搜刮殆盡。而且他的幣制換算複雜，嚴重阻礙了商品的流通，因此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對，民間私下還是用五銖錢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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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面對這一情況，不是改弦易轍，而是試圖依靠行政命令，強行推行他的貨幣政策，於是便上演了以貨幣作為“符傳”（通行證）的這一出我國古代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鬧劇。
《漢書·王莽傳》記載：“始建國二年，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這裡說的布錢，一說是布泉，一說是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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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此命令，百姓外出必須隨身攜帶，以備隨時出示，否則關卡、城門不得通過，酒店驛舍也不予接待。官員上朝也必須攜帶，否則連宮殿的大門都不容進入。王莽試圖通過一紙命令，將其作為通行證，強行在社會上流通，最後還是以失敗而告終。
史稱王莽“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並且“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王莽的新朝最終成為一個短命的王朝，他的那些琳琅滿目的貨幣也成為古代貨幣史上的匆匆過客，而那些曾被他當作通行證的布泉，除了讓後人欣賞它的藝術價值之外，只能成為人們茶餘飯後談笑的笑柄。
作者：天眷堂特約撰稿人 洛陽秀才 整理改編。
文字源於汪錫鵬《錢的故事》，圖片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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