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戏剧性地验证了“创意生态”三原则：对创意的认识是普遍的；实践创意的自由；以及建立市场的宽松环境。互联网催生了洗的社会网络，它认可和激励潜在的创意冲动，从开放和包容当中受益，从而提升整个网络的“多样性”。
世界创意产业之父、英国著名创意文化产业研究专家约翰·霍金斯（John Howkins）在他的《创意生态》一书中提到：我们可以通过三种原则表述这种“新的生态”及其范围和规模，那就是“人人都能创意”、“创意需要自由”、“自由需要市场”。
约翰·霍金斯
John Howkins
世界创意产业之父
英国著名创意文化产业研究专家
人人都能创意
创意是人类的本性特征，创意能力与生俱来。求知是人类生命的标忘之一，思考作为与求知有关的自我意识，那是创意的标志之一。
我们每个人都有“创意的本能”（creative instinct），是生命中固有的，并以与语言本能同样的万式通过遗传来继承，这种创意本能是由诺对·乔姆期基（Noam Chomsky）和史蒂芬·平柯尔（Steven Pinker）确认提出的。
创意本能并不是艺不家、发明家或其他特殊职业者的特权，也并非天才或专家等非凡人物所独有的能力，无论对于不同选择的想象还是对改变和改善环境的愿望，抑或当找们按照目己的意图创造美的事物时，我们都是有创意的。
基于“创意是极度个人化和私密的”的观点，我们也许很难对“创意”进行归纲总结，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1987年诺贝尔旗奖典礼上的获奖致辞中说：
如果艺术传授什么（首先对艺术家而言），那就是人格的私人性。艺术，作为私人事业最古老、最具字面意义的形式，在一个人心中，有意无意地培胃一种独特性、个人性、分离性的意识，使他从一个社会动物，转变为独立自主的“我”。很多事物可以分享，一张床、一片面包、一些信任、一个情妇，但绝非一首诗，例如莱勒·玛莉亚、里尔克的诗。
人们对他居然谈到情妇这个话题而感到吃惊，他的这些言论，并未影响他在美国被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布罗茨基是正确的，他既承认艺术的私密性，也坦承还是有必要谈论它。
创意活动是从孩童时代开始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孩子们是如何进行学习的，比如他们怎样学习行走、穿衣、讲话、理解和表达。
说自己没有创意的成年人其实是丧失了童年时曾经有过的创意能力。
动物学家简·皮亚杰（Jean Piaget）指出，智力不是遗传的，而是在儿童时期通过和周围环境的互动产生的。
儿童其实是通过“创意化生存”的方式（being creative）来学习的。
儿童问题专家蒂娜·布鲁斯（Tina Bruce）说，儿童的成长有三个维度：
创意的自发开始（emergent beginnings）；
创意思考（creative thought）的发展过程（创意化生存）；
制作创意产品（creative products）
当我们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光，可以想起学习和自我发现中的快乐。当然，虽然每个人都能创意，但大多数人只在年轻时才能实践他们的创意本能，后来就逐渐变得缺乏好奇心和创造力了。
关于人们是否具有潜在创造力导致“适应行为”的一个不错的指标是——对以下有关“梦想”的问题都给出肯定的回答：
你做梦吗？你有幻想吗？
你想过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吗？
你常常寻求更好的做事方式吗？
你愿意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吗？
你为按自己方式做事而感到骄傲吗？
你喜欢让东西变得更美吗？
“每个人都能创意”的说法，并不等于说“每个人都是天才”。这和说“每个人都会走路”不等于说“每个人都可以当职业竟走运动员”，或者说“每个人都会写字”不等于说他们都能写的出畅销书一样。
天才意味着不懈努力，此外还要有一定的运气。事实上，儿童中的天才非常罕见，如果认为天才无处不在，那才稀奇。
尽管这种提法常常会被误解为合作是次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但这条原则本身并非否认合作的重要性。
恰恰相反，正是出于个体的需要，合作在创意的过程中非常活跃。但强制性的合作往往是不可取的。
在创意过程中，人们常常会在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上产生分歧。这通常被看作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一方面，个体的表达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群体和公司过分强调稳定和规则，那么个人化的独立工作方式就会令他们感到害怕，因为他们不认为群体外的想法会比群体内的好。
很多创意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产生的。实际上，生态就是人和环境相互不断适应的过程。
思考是创意的活塞（Thinking is the piston of creativity）。创意工作者必须处处留心抓住新想法（做一只喜鹊）。他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新想法”是否真的是新的，他们需要知道这些想法意味着什么，并商讨最佳措辞予以表达。
全情投入地去思考自己的工作，这是“创意人士”的定义性特征，因此，这给那些懒散和不专心的人设置了进入门槛。创意是极具竞争力的，因为从产品品质上来说，富有创意含量的产品很可能优于那些常规的重复性生产出来的产品，尽管这方面的数据不多。
创意工作的基本特征是“个体驱动” （individually-driven），即便那些非常领先的公司，其规模也不一定很大。你无法开办一家“规模很小”的钢铁厂，但可以独自思考。思考本身就是思考是真正的职业。
从远古群居狩猎时代到现在，创意经济可能是第一种依赖个体活动，而不是群体活动的经济形态，创意经济是第一种为“个体作为个体”而欢呼的经济。在这当中，个体取代了公司或组织，成为主角、玩家、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
创意需要自由
的确，有些伟大的创意作品产生于监狱或集权社会，但如果人们希望自己潜在的创意得以发挥，并达到一定的规模和范围，就需要栖居于某个“小生境”，让人们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自在，并且能自由地创作出最好的作品（这两者显然是正向相关的），当然外部环境的刺激也必不可少。
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感到舒适，并且能随意发挥自己的创意。人们期待富有新颖性和意想不到东西，或至少这些不会招致不满。
“创意生态”需要“从自由中来，到自由中去” （freedom from and freedom to）。它需要从摆脱了生理需要、饥饿、偏见和无益的教育系统等枷锁的自由中产生；它需要“到自由中去”则是指表达与交流的自由。
“创意生态”在这样的环境中最为活跃：人们独立思考，挑战那种凡事都要切合他人想法的惯性思维。
自由表达是创意的一种先决条件（正如创意强化自由），但最重要的不在言论，而是你有去质疑、颠覆和再造你与“想法”间关系的自由。
我们的自主权体现在两个方面：个人和想法的关系以及我们管理这种关系的能力。
在“创意生态”中，我们可以自由地接纳新想法，对其进行思考、重新配置（reconfigure）和任意摆弄，然后，要么拒绝它，要么以新的样子和形式来重新启动它。
我们可以自由地处理抽象思维，探索新概念，跨越边界或者深入新的领域。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相信自己看法的自由。
这需要一种保持认知多样性的能力（在同一时间让两个想法同时进行），而不会陷入认知不协调的病症（可能最终导致精神分裂）。要知道，拒绝和接受一样重要。
创意头脑的标志是它“摆脱旧思想的能力”和它“接纳新思想的能力”一样强。再没有什么比“被应该抛弃的旧观念所束缚”更糟糕的事情了。
自主权在全社会广泛接受之前不会在群体、家庭和各代人之间大规模存在。“创意生态”允许每个独立个体开发他或她的“创意资本”，并认可其具有的商业价值。
根据经济学理论，“金融资本”包括为将来的目的而使用的资产，它可以被获取、继承或借用。然而,自由地生成、继承和借鉴思想，不知要比这个重要多少倍!
被社会所接受意味着其失败也能够被接受（失败了很遗憾，但这也可以被接受），因为失败可能变为成功路上的基石。当然，我们都想赢，但要知道自己可能失败，关键是将失败看作“学习”的途径。总而言之，这种接受就是一种宽容。
这种自由意味着社会需要接受今人不安和令人惊异的事情。有活力的文化中通常存在这样的角色——如北美文化中的魔术师；中世纪欧洲的愚人、小丑和弄臣；中国的孙悟空，以及当今的艺术家和喜剧演员。
这些人同我们开玩笑，嘲笑我们的地位、性别、信仰和礼仪，我们需要准许他们这种今自己难堪的做法。
“个人思想”和“公开表达”之间的关系是“意义”的宝贵来源，但这也有可能会导致紧张局面的出现。有些人可以舒畅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和特征（personality and identity），另外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做很尴尬。
美国人在表达上可能是最开放的，而亚洲人可能是最保守的。纽约人喜欢谈论自己的私生活（这在《老友记》、《欲望城市》等剧集中充分体现）；但亚洲人认为，既然是私生活就应该是私密的。
因此，有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在“公/私关系”方面更能支持改变、多样性和适应性。
自由需要市场
前两个原则涉及头脑和它的运作方式。第三个原则关注外部的互动（'out-there' interaction）。
如果我们要贯彻自己的想法，就需要一个可以自由交流想法并为其赋子价值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是一个基本手段——让人们可以运用诸如技术和资金等其他手段。
创意和创新的基本交换单元是什么？想法同其他资源或货币有本质区别吗？
它们其实是非竞争的关系：我可以将“想法”给你，同时自己并不会丧失这个“想法”。因此，创意更容易被共享。
那它们在其他方面有所不同吗？ “根法”的市场到底是怎样运行的？
某种形式的市场是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它通过资源分配和定价的方式来测算价值。不论交易是否发生，高效的市场一定会强化信息的共享和再利用；它可以让人们了解对方的喜好；它将买方和卖方（或用户）聚集到一起；它围绕着最优定价画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
自古以来，市场一直是一种信息交换的场所，有时这些信息是一些交易的前兆，有时这些信息的目的就是信息本身。我们往往很难事先对这二者进行区分。
众多经济学家创立了信息市场理论，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乔治·阿克罗夫（George Akerlof）和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但他们的理论集中在固定数据的交易，对于动态性更强的新想法创造过程关注不够。
罗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etcalfe）的公式表明，网络的价值在于有多少人使用它，但我们很难推测出这些人如何使用它。
195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数据表明，在“开放市场”与“创意生态”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创意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有可能繁荣，但却不可能发展起创意经济。
在计划经济国家（比如前苏联和那些1945-1990的华约国家）中，人们无法开发和分享他们的想法，更别说设立企业了。因此，前苏联等国家发现很难实现这种新的、多学科、跨行业的工作方式。
创新被视为一种专家工作，而不是社会的普遍准则。各种数据仅仅被用于制定支持政府的政策，而不是用于他们自己的研发和探究。这种社会中几乎不存在独立的仲裁者，也不鼓励人们的独立思考。
创意所需要的市场空间是无限大的。它需要一种“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place），可以让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可以交易什么样的想法，以及可以收获什么，核对事物的真相，探索我们自己的道路。
在这种市场中，价格并不是唯一的结点，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影响力并不亚于价格。
创意也需要“商业市场”来出售“想法”，获得商业价值和创造财富。想法是“非实体”（intangible）的，其价格完全是弹性的。
交换想法的资源成本和交易成本很低，它的分销、反馈和反应的处理速度非常快。创造新市场的自由和创造新产品的自由同等重要。
互联网戏剧性地验证了“创意生态”三原则：对创意的认识是普遍的；实践创意的自由；以及建立市场的宽松环境。
互联网催生了新的社会网络，它认可和鼓励潜在的创意冲动，从开放和包容当中受益，从而提升整个网络的“多样性”。
我们身边的想法和创意的数量实在太多了，以至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完全理解，这种情况十分正常。
閱讀更多 他山石智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