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商、軍事、外交上向西方的求援，固然無法挽救清朝於將傾，但路徑是明智的，這在中國長期封建統治的“道統”中，是遲來的覺悟。
清朝治下的中國，外國人起初很受歧視，但在西方堅船利炮轟擊下，以及國內形勢所逼，清政府不得不僱傭洋人，為我所用，於是，洋人的身影覆蓋了晚清相當多的部門。
晚清軍事領域：“洋”影幢幢，華洋聯手
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初嘗西方“夷人”的厲害，既驚懼，又不屑、狐疑。當太平天國的烽火席捲大半壁江山時，清廷想到了洋兵、洋武器、洋炮艇。1861年1月，恭親王奕等人向咸豐帝提出“儻酌僱夷匠數名，在上海製造（槍炮），用以剿賊，勢屬可行。應請敕下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的建議得到批准。（《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8冊，卷72，中華書局1979年版）這標誌著清政府“引進外籍專家”戰略被正式確定下來，目的是消滅太平軍。
1860年5月，上海道臺吳煦著手籌建了一支“夷勇”，美國人華爾和幾名同夥帶著200名菲律賓士兵拉開了晚清僱傭軍的帷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常勝軍”。初期主要構成是菲律賓“馬尼拉兵”，其後陸續增加中國士兵，所用槍支是當時堪稱先進的連發快槍。
1862年9月，華爾死後，繼任者是英國人戈登，常勝軍當時人數為3000人。常勝軍受李鴻章管轄，李鴻章定期支付常勝軍官兵餉銀以及英國人供應彈藥的費用，此外，還不得不接受了英國人一個條件：如果調動常勝軍越出上海周圍30英里，要事先取得英國當局的同意。（《劍橋中國晚清史》）
常勝軍武器精良，這些武器在戰場上發揮了重大作用。李鴻章見識了西方武器的厲害，在寫給曾國藩的信中不吝溢美：“炮力所穿，無孔不入……西洋炸炮，戰守攻具，天下無敵。”（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
常勝軍和淮軍聯手，使得20多萬太平軍被牽制在蘇州周圍，喪失了回援天京的時機，“這些部隊本可用來大舉進攻南京外圍的曾國荃部隊的”。（《劍橋中國晚清史》）1864年5月圍攻常州的最後一次戰役後，因常勝軍軍紀過於敗壞，戈登和李鴻章將常勝軍解散。
1862年，英國人士迪佛立還組織外籍軍官對6000名左右的駐京清軍精銳和挑選出來的旗人進行了訓練，這就是晚清皇室很看重的神機營，在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時，這支使用火器的部隊曾駐防北京周圍抵擋列強。
1862年7月，浙江巡撫左宗棠與法國艦隊司令勒伯勒東、法國人日意格合作，派法國軍官訓練，用洋槍洋炮裝備了約1000名中國士兵，這支中法混合部隊，歷史上稱之為“常捷軍”，又稱“花頭勇”。1863年，勒伯勒東及其繼任者買忒勒在紹興先後受傷斃命後，左宗棠以德克碑接任。常捷軍的大炮對於左宗棠攻城克敵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1864年10月，常捷軍頭目德克碑獲得了提督銜及1萬兩紋銀的獎賞。
有意思的是，除了清軍僱傭外籍軍官、組建了一些混合軍隊外，太平軍也僱傭外國軍官，美國人白齊文投奔太平軍即是一例。再譬如1864年7月太平天國天京城破後，侍王李世賢的部隊在福建漳州繼續抵抗，其時就有16名“洋兄弟”幫助訓練太平軍使用西式武器，而進攻漳州的部隊也是由法國人負責訓練的。
19世紀90年代，清政府僱傭了很多外籍軍官訓練、協助指揮部隊，其中以北洋海軍聘請的外籍軍官為多，普通軍官與洋員人數更多。
晚清海關：清政府搭臺，洋人唱戲
晚清海關實行的是外籍稅務司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中國海關成為英國對華關係的基石和英國控制下的各國共管的國際官廳。《南京條約》簽訂後，清政府海關的控制權就落入“洋大人”手中，所謂邀請英、美、法人“幫辦稅務”。當時，清政府與各列強約定，海關稅務司由清政府自主選用洋人擔任，別國不得干涉。實際上，清政府總是接受列強推薦的人選。
晚清洋務派首領恭親王奕訢認為，當時海關稅收的40%按照規定是用來償付對英法的賠款，出於共同的需要，英國人會認真辦理海關業務的，對之抱有的期許態度甚至遠超本國管理的關卡稅收。有了這一指導思想，於是，清政府搭臺，放手讓洋人管理中國海關。近代中國海關坐第一把交椅的，前四任均為英國人，分別是李泰國、赫德、安格聯、梅樂和，第5任是美國人李度，也是最後一任。
李泰國雖然在1858年就被英國公使卜魯斯提名為海關總稅務司，但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他為英軍司令額爾金當翻譯時，常恫嚇敲詐中國官員，很讓人反感，從而受到中國官員的抵制，直到1861年才正式走馬上任。（《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第九章《清代的中興》）
赫德擔任清政府海關總稅務司的時間最長，影響最大，堪稱晚清最有名的洋僱員，掌握中國海關實際管理權達45年之久。有學者認為，赫德治理下的晚清中國海關很廉潔，甚至可被稱作“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蹟之一”。赫德“他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著晚清政府的經濟命脈”、是“清朝中央政府親密可靠的顧問。”（《赫德日記》，英 赫德 著，傅曾仁等譯 中國海關出版社）
無論李泰國還是赫德，他們的“手”不只侷限於海關，晚清的軍事、外交、工業等領域都有他們的“痕跡”，譬如李泰國曾策劃李泰國-阿思本艦隊事件，以及當時各地的稅務司幾乎都參與組建僱傭軍以進攻太平軍。
1894年，李鴻章在給恭親王的信中說：“查有津關稅務司德璀琳，忠於為我，六年俄事，十年法事，彼皆暗中襄助；十一年，伊藤來津，從旁贊導，頗為得力。”
近代中國海關檔案使用的語言80％是英語，此外還有日語、俄語、德語等語言，其原因是晚清以來的近代海關是在英國控制下的先後有23個國家人員參加的機構。某些檔案語言還表現出鮮明的列強勢力範圍色彩，如膠海關採用德文為正式文字，兼用中文和英文。此外，在海關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關務專用名詞、常用語等表達方式很隱晦，形成了獨特的海關英語，費人思量。
晚清工商業實體：“洋”首是瞻，唯洋是從
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這於朝野上下是莫大的打擊，如此文明碩大的天朝上國怎麼就被一個“蠻夷之邦”打敗了？一些開明人士反省後，覺得西方堅船利炮，要對付洋人就要學習好洋人的“長技”後再跟他們打。
但直到1862年，清朝才開始模仿西洋技術。在洋務運動的浪潮中，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金陵製造局、天津機器局等軍工業，無一例外地都聘請了洋人。
1865年李鴻章組建了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所有的技術工作都由外國人負責，1871年還增加了洋員聘用數量。但是，直到1873年底，江南製造總局卻沒能造出令李鴻章滿意的林明敦式後膛來福槍。
與此同時，英國人馬格里負責由蘇州遷往南京的金陵製造局，它的機器設備最先是由李泰國—阿思本艦隊帶到中國的一個機器廠，為淮軍生產炮彈、信管、小炮等。1869年，金陵製造局開始生產火箭（一種內藏炸藥的長型炮彈），並且能鑄造大炮。
福州船政局製造輪船、培訓中國造船工匠以及航海人員的計劃由兩名法國人——日意格和德克碑負責，兩人都曾受僱於清政府參加了鎮壓太平軍的軍事行動。1867年下半年，日意格從法國一下子就招募了45名外籍人士到福州船政局工作。負責船政局全面事務的是沈葆楨，“監督”是法國人日意格，“總監工”也是法國工程師，叫達士博。福州船政局造出的船都為木質船殼，開動起來速度慢、消耗高，與江南製造總局造出的船毛病差不多，這樣的船，以1874年當時的歐洲標準來衡量，屬於被淘汰產品。
晚清洋務派熱衷於軍工的現代化，這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其實，不惟軍工上，在其他工商領域，清朝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也聘請了相當數量的洋僱員。
1884年6月18日《申報》發表了《稅務司德璀琳稟總理衙門請開鐵路條陳》一文，積極慫恿清政府造鐵路。文廷式在《知過軒隨筆》中寫道：李鴻章欲設銀行，閻敬銘亦頗為然，惟不欲用洋人。李鴻章雲：“若不用洋人，人卻不信你戶部。”可見，在當時，連李鴻章這樣有見識的高官都認為辦銀行一定不能少外國人。再如1909年新疆布政使王樹枏聘用比利時人畢德生在新疆創設郵政郵局等等，晚清所有的先進工商業領域無疑都少不了洋人的影子。
晚清外交：本國官員怕擔責，外人樂做“領頭羊”
為何晚清常用外國人代表中國辦外交事宜？原因無外乎兩大方面：一是客觀原因，清朝官員不懂近代外交規則，使得談判無法順利進行，只好藉助洋人；二是主觀原因，清朝大臣們都把與洋人打交道看作苦差事、累差事，一不小心，吃不了兜著走，一個字“怕”。
圖注:赫德像
1875年任命的出使英國欽差大臣郭嵩燾，最初的使命是為“馬嘉理案件”向英國道歉。郭嵩燾開始也以年老多病不想去，慈禧太后親自召見，他這才勉強接受。同年8月，清廷正式加授他為出使英國大臣，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駐外使節。出國後，郭嵩燾在日記和報告中對西方有些肯定的描述，遭到了國內保守官員的群起攻擊。甚至還有人告發郭嵩燾“崇洋媚外”、“有失國體”，有“私通洋人之嫌”，最後任期未滿就被清政府召回，他的《使西紀程》一書也被禁止發行並毀版。有此先例，故晚清官員對於洋差事，常常是推之唯恐不及。於是，晚清政治最愛用的所謂“以夷制夷”策略就順理成章地用到了外交上，許多外國“替代品”應運而生，最有名的是蒲安臣。
1868年2月出訪的蒲安臣使團是清朝歷史上向海外派遣的第一個肩負外交使命的正式外交使團，負責人卻是個外國人——剛卸任的美國公使蒲安臣，被授予“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的頭銜。為了維護面子，使團成員包括清政府總理衙門的兩名章京，為了平衡列強關係，任命了兩位副團長，一個是英國人柏卓安，一個是法國人德善。使團在歷時兩年八個月的出訪中，訪問了歐美11個國家，領導權完全掌握在蒲安臣手裡，他四處包攬交涉、談判事宜，甚至擅自與外國締約，而中國使臣成了點綴品和觀光客。
其實在蒲安臣使團之前，還有個斌椿使團。1866年，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要回英國結婚，總理衙門派前山西襄陵縣知縣斌椿與其子廣英以及鳳儀、德明、彥慧等3名同文館學生，隨赫德赴歐洲觀光遊歷，這是晚清中國官員走出國門、遊歷海外的第一次嘗試。使團人員在英、法、荷、德等9國遊歷了7個月，所寫的遊記《乘槎筆記》《航海述奇》等，記錄了晚清官員對歐洲最初的見聞，實際上是赫德藉著回家結婚的機會帶著他們到歐洲幾個國家“公費旅遊”了一次。
晚清歷史上，英國人赫德極其風光，除了長期擔任海關總稅務司，還曾多次“是中國和英國、法國、葡萄牙等國重大談判的外交代表”。
1894年，天津海關的德國稅務司璀琳為李鴻章所看中，被清廷派遣出使日本商談中日甲午戰爭停戰條件。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正月，美國外交大臣福世德也受清政府聘請，與侍郎張蔭桓等共赴日本商訂停戰合約。可想而知，當時的滿清政府賦予洋人多大的外交權力，把國家存亡都押在了外國人身上。
洋員的待遇相當優厚
晚清乃多事之秋，正逢用人之際，於洋員的政治待遇格外優厚。譬如華爾、戈登、德克碑、漢納根，在本國軍隊中他們都是微不足道的下級軍官，一被清政府聘用後，立即破格提拔為高級軍官，這在當時是普遍現象。再如赫德這個28歲的外國青年，卻掌控了晚清的重要經濟命脈。赫德29歲被授予按察使銜（正三品，相當於副省級），46歲被授予頭品頂戴，1911年9月病故，清政府追封他為太子太保。他是有清一代官爵最得寵的外國人。
圖注: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大門
同時，洋僱員是絕對的金領。在清人所編的《普天忠憤集》卷七中記載：“當世每聞‘洋人’二字，則目為智巧，月俸多至七八百金，少則二三百金。”以當時五品京官（相當於副廳級）為例，俸祿1年80兩銀子，支米80斛，加上恩俸，總共不及200兩，而一個最低等級的洋僱員的薪水也是他的10多倍，這讓本國官員羨慕不已。
截止1874年，福州船政局每月的經營費用在5萬兩到8萬兩之間，其中就包括了幾十名法國僱員的薪水1.2萬兩白銀，屬於其中最大的開支項目，而其他2000名中國工人的工資總額約為1萬兩白銀，150名中方管理人員的總薪水額為1200兩。（《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外懸殊如此之大，也難怪老外都願意來中國打工。
晚清洋僱員薪水拿得最高的是中方短期僱員美國外交大臣福世德，一場談判結束，《馬關條約》簽訂後，清政府“給美員福世德酬勞十五萬圓。”（《東方兵事紀略》）
清朝上下對於洋員的態度
1860年，西方軍隊的火力以及英法軍隊協同清軍守衛上海的情形給清朝當權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甚至認為，只要有幾艘像英軍那樣的炮艦，一下子就可以拿下太平天國的天京。皇室成員中最“洋化”的恭親王還設想借用外國軍事力量來熄滅國內起義的烽火，但曾國藩等地方大員極力反對。
當時，一批長時間避難上海的江蘇社會名流對於清軍剿滅太平軍缺乏信心，他們說服江蘇巡撫薛煥和上海道臺吳煦向皇帝投遞了“借”洋人軍隊助剿的請願書，而負責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卻對僱傭洋人軍隊心存戒備，他的觀點是利用西方的辦法而不是非得僱傭外國軍隊，譬如他很贊成創辦中國的兵工廠來製造西式武器彈藥。在是否僱傭洋員問題上，李鴻章則把曾國藩信用和捨棄的兩方面都靈活採用了，顯然，他比他的老師更講求實用，更務實。
據李伯元的《南亭筆記》卷十六記載：張之洞的下屬有時一天都難見到他，而對於洋僱員則恰好相反。外國人跟張之洞相約3點鐘見面，他兩點半就在餐廳等候，即便很睏倦也硬撐著，對待外國人可謂誠意十足。
“何人能屆橫流決，今日真憐大廈傾”。文廷式在1900年發出瞭如此感慨。雖然清朝上下搞了洋務，也僱用了眾多外國人，但清朝這個龐大的軀體已腐爛不堪，迴天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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