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十多年前的“舊賬”，該還的錢要還，該問的責要問，唯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規制警權、保障公民，才能修復法治的創傷。
文 | 柳宇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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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遇到困難找別人借錢，實在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誰又見過堂堂“刑偵大隊”向一個“犯罪嫌疑人”借錢的？
近日，郴州臨武縣男子王幫軍向《今日女報》反映：14年前，臨武縣公安局刑事偵查大隊以涉嫌搞六合彩為由，對其處以20萬元罰款。臨武縣檢察院找他了解情況後不久，當時的臨武縣公安局刑偵大隊王大隊長又找到了他，給他一張贊助公安局10萬元的票據和一張10萬元的借條。從2016年開始到現在，他拿著借條要了兩年錢都沒有結果。事件經媒體曝光後，當地公安部門已組織全面調查，表示該筆款項將盡快依法依規償還當事人。
公安局刑偵大隊向“犯罪嫌疑人”借錢，乍看之下，確實讓人大跌眼鏡。借條是借款合同的一種表現方式，或者說是簡化版的借款合同，也具有給付憑據的性質。
而所謂借款合同，應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關係。具體到這件事上，涉事刑偵大隊是執法主體，後者是被執法對象，並非“平等民事主體”。而在辦案過程中發生的這筆借款，又體現了“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民法原則嗎？
如果王幫軍的說法屬實，這張“借條”的法律效力恐怕也存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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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當時涉嫌搞六合彩，應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對象，依照現行法律，公安局刑偵大隊作為辦案部門，並沒有對犯罪嫌疑人處以“罰款”的權力。即便是判處被告人“罰金”，那也是法院的司法職權，而不是偵查機關可以“越俎代庖”的。
而或許是擔心檢察院對其“深究”，涉事刑偵大隊給“罰款”披上了一件“馬甲”，成為當事人“贊助公安局10萬元的票據”和“10萬元的借條”。但是這番操作，並不能改變這波“暗操作”的違法性。
《合同法》明確規定，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合同無效。就此而言，發生在刑偵大隊和當事人之間的這張“借條”應當歸為無效。
既然借條無效，這筆“名不正言不順”的錢，自然需要“完璧歸趙”。根據《合同法》規定，“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這就意味著，當地公安機關需要返還10萬元的“借款”以及由此產生的孳息。
當然，應當返還的不僅是“借條”部分，還包括了“犯罪嫌疑人”“自願贊助”給公安局的10萬元。因為“罰款”本身的不合法、不合規，包括從“借款”、“贊助”至今產生的利息，也應在返還之列。
而依法依規償還款項，應該僅是事件查處的第一步。《人民警察法》明確規定，嚴禁警務人員“違法實施處罰或者收取費用”“敲詐勒索或者索取、收受賄賂”“弄虛作假，隱瞞案情，包庇、縱容違法犯罪活動”。對犯罪嫌疑人的“罰款”，以及變通的“贊助”和“借條”，究竟是誰作出的決定？
一張看似尋常的“借條”，疑似投射出有地方警權失範的陰影。就算是十多年前的“舊賬”，該還的錢要還，該問的責要問。唯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規制警權、保障公民。
□柳宇霆（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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