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外交戰線上工作了五十餘年，其中有三十四年的時間是從事外事翻譯工作——1952年到1958年在朝鮮停戰談判代表團當翻譯；1958年到1962年在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當翻譯；1962年到1971年在外交部翻譯室擔任口筆譯工作；1971年到1981年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主管翻譯工作；1981年到1986年任外交部翻譯室主任，主管外交部的翻譯業務和翻譯培訓。）
回顧往事，我在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點體會是：作為一個外事翻譯工作者，應該以國家的需要作為自己奮鬥和拼搏的動力。國家需要什麼，就去學什麼，幹什麼，那怕需要付出艱鉅的勞動和克服種種困難，乃至做出犧牲，也在所不惜。通過出色地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盡職盡責，努力為維護國家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做出貢獻，這是最大的光榮和激勵自己的精神支柱。
1952年4月，我從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調到北京參加“五一”外賓接待工作，到北京後不久，便榮幸地被選到板門店參加朝鮮停戰談判。在板門店參加朝鮮停戰談判及隨後的六年半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旅生涯，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一段經歷。當時，同行去板門店的有十幾個人，我們彼此互不相識，第一次見面。其中有年已半百的清華大學教授趙詔熊、北京大學教授錢學熙，解放初期從美國學成歸來的朱光亞副教授，還有一些講師、助教，最年輕的就是剛出校門的我和冀朝鑄等人。出發時，我們穿上新發的志願軍棉軍裝，只帶了最簡單的隨身行李和衣物，從北京坐火車經瀋陽到達安東（即丹東）。我在停戰談判代表團的工作主要是筆譯、口譯，特別是英文的記錄，這裡值得提一下我擔任記錄的坎坷經歷。
儘管在談判中，朝文、中文、英文是同等有效的正式語文，但朝文、中文的記錄畢竟主要是朝、中方面使用的，雙方賴以查據和引用的主要是英文記錄，因而英文記錄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怎樣整理英文記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當時，鋼絲帶的錄音機已經問世，美國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當然擁有一切最新式的設備，因此，美方要求在會議室裡使用錄音機。美方明知我們沒有錄音設備，於是建議由美方提供錄音機把雙方的發言錄下來，英文記錄全部由美方負責整理，並向我方提供。大家知道，在這場抗美援朝的鬥爭中，為了反對侵略，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民族尊嚴，我們寸步不讓。雙方發言都是帶有高度原則性和政策性的，必須保證絕對的完整、準確。如果記錄中出現差錯或任意的篡改，何以為憑？因此，我們嚴正地拒絕了美方的建議，主張在會場內任何一方均不得使用錄音設備，中、朝、英三種文字的記錄由各方自行負責整理，每種文字同等有效。
英文速記對美方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但是對我方來說，沒有專職的英文速記員，只能由英文翻譯來兼作英文速記。一切必須從零開始，任務是艱鉅的。我們感到很緊張。
為此，我們抓緊一切時間自學，先是看書，弄懂速記的原理，接著是模寫速記符號。過了一個多星期，便開始作練習。速記這門課程，原理並不深奧，但要達到嫻熟自如，則並非易事。上場時，我們只能採用部分速記符號，絕大部分要靠普通手記。一個人記不下來，只有用人海戰術的辦法，即4個人一起記，開會回來，互相校對、追憶。美方念稿的速度一般在每分鐘120-130個字組，而我們的速度開始只能達到每分鐘70-80個字組，差距較大。因此，每次會議開完，我們都由於腦子高度緊張而疲憊不堪。要改變當時那種疲憊應付的被動狀況，只有加緊練習。即使在談判陷入僵局的時期，我們也沒有放鬆速記的練習。停戰後，我繼續留在板門店工作，負責軍事停戰委員會的會議翻譯和記錄。為了更好地完成任務，我在板門店的6年多時間裡，幾乎從未停止過速記練習。熟能生巧，不間斷的練習和實踐使我的速記技術有了顯著提高，最高時達到每分鐘140個字組的水平。我還代表朝中方面同美方一起協助中立國監察委員會整理英文記錄。我方整理的記錄，完整準確程度超過了美方。有時，美方說話不算數，不守信用，我們引用美方自己發言的英文原文予以駁斥和揭露，使美方無法抵賴或否認。
1958年9月，金門打炮，中美大使級談判在華沙舉行，中美外交鬥爭的焦點轉移到了華沙。我奉命從板門店直接調往華沙，參加中美大使級談判的翻譯工作。除了翻譯以外，我的任務是把美方的發言原文逐字地記下來並譯成中文，我一個人承擔了全部的記錄工作。依靠我在板門店所掌握的英文速記技術，我能把美方的發言一字不漏地記下來，這些記錄已成了國家永久性的檔案，歸入史冊。70年代，在我領導人同基辛格的歷次會晤中，我仍擔任記錄，把雙方的發言，特別是基辛格的講話，逐字記錄下來，整理成檔。儘管在當今的信息時代，記錄的任務大部分已由電腦來完成，但速記仍是一項有用的技術。
在我一生的翻譯和外交生涯裡，有一個人必須提及，那就是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一九六二到一九七一年期間，我在外交部翻譯室從事口筆譯工作，通過陪同周總理出訪亞非十四國和接待國賓等外事活動，我有機會親身聆聽和體驗到總理對外事翻譯工作的一些具體指示和要求。儘管我接觸到的只是一鱗半爪，但回想起來，卻是終身受用不盡
大家知道，周總理對外事人員的十六字要求是：“立場堅定，熟悉業務，掌握政策，嚴守紀律”。對於翻譯，周總理一再強調，翻譯一定要結合外交業務，瞭解政策，熟悉情況。他認為，翻譯人員處在外事工作的第一線，最易瞭解和熟悉對方的情況。同時翻譯必須熟悉我方自己的政策意圖，瞭解所談問題的背景和來龍去脈，不僅瞭解一件事情的現狀，而且要了解它的歷史，瞭解雙方的不同立場和分歧的關鍵所在，只有這樣，才不至於抓不住要害，劃不清雙方立場的界線，乃至造成政治上的失誤。周總理十分強調擴大知識面。他常對翻譯說，翻譯不能只注意語言文字的表達，一定要擴大各方面的知識。一九六二年某次接見外賓，我第一次嘗試給總理當翻譯，剛開始還算順利，但當總理向外賓介紹趙樸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時，我就翻不出來。於是總理專門解釋了“居士”的含義，並囑我回去研究應該如何翻譯。（原來，“居士”是指僧人以外的，即在家而不出家的佛教信徒，應譯成“layman Buddhist”。）事後，總理向有關的領導談了對翻譯人員的一點意見，指出翻譯除提高語文水平外，一定要擴大知識面。有一段時期，總理在與外賓談話中經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經驗教訓。他常考問翻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何時開始的？“蘇臺德區”、“綏靖主義”、“閃電戰”、“馬其諾防線”等的外文是什麼？為此，我們專門收編了有關二次世界大戰的詞彙！供翻譯熟習牢記，並且還形成了習慣，除了背誦以外，還把有關的材料記成卡片帶在身上，隨時查閱。
周總理一方面對翻譯要求十分嚴格，一方面平等地將翻譯當作同志看待。在談判間歇過程中，總理經常與翻譯商討對策，要求翻譯出主意，當參謀，要求秘書和翻譯進行研究，擬出各種措辭，供他參考採用。例如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時，對基辛格所提出的後被列入上海公報的那句名言“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箇中國”，總理曾在午夜與翻譯和秘書等一起進行探討，究其內涵，酌其利弊。因此，在總理面前，翻譯人員普遍都有一種主人翁的感覺，工作起來會自覺地產生一種高度的責任感。
這裡，我還想結合自己多年來的外事翻譯經驗，談一談外事翻譯人員在工作中需要掌握和特別注意的兩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在我國，外事翻譯人員既是我們國家的外交人員，也是政府代表之一。同時，翻譯還是傳達我方立場和主張的載體。因此，外事翻譯人員必須具有正確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場，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責任心，在翻譯中注意政治。
例如，臺灣事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問題之一，在翻譯中涉及臺灣的用語必須十分慎重，必須嚴格掌握“一箇中國“的原則，注意避免可能產生“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任何用語。“臺灣問題”應譯為“Taiwan question”，不宜譯為“Taiwan issue”。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作為一個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而“Issue” 這一詞的意思是幾方均有爭議的事情。
又如：在七十年代的安理會上，我方表示，“我們反對的是以色列的侵略擴張政策，而不是反對猶太民族”。“猶太民族”最初被譯成“Jewish nation”。當時，我們是不承認以色列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Nation”一詞的含義引起了一定的誤解。中國代表在安理會上發言後，美國代表團人員立即來找我，詢問中國政府不承認以色列的政策是否有了改變？這就引起了我們的警覺，後來我們就把“猶太民族”改譯為 “Jewish people”,以免引起政治上的誤解。
翻譯是“萬金油”（Jack of all trades）,即什麼都要懂一點，隨時能擔任各種問題的翻譯。然而，術業有專攻，工作上應有分工，每個翻譯應有一、兩項專業（ master of something, 而不是 master of none）。作為外事翻譯，必須掌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法律、宗教、民族、醫療衛生等各方面的基本知識，同時要緊跟與自己有關的事態發展，隨時熟悉和掌握有關的知識和詞彙，即“臨時抱佛腳”。當前，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與擴大，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許多概念與詞彙應運而生，成為時尚的用語 (trendy words)。我們必須努力掌握。舉一些例子：Paradigm shift 轉軌，體制轉變，轉型；Synergy 合力，協同一致，增效。Create synergy or synergism (working together by two or more)；Leapfrogging 跳躍式發展；Digital divide 數碼鴻溝；Outreach 對外聯繫；Shepherd牽頭人（指一個項目或一項課題）；從1986年開始，我脫離了翻譯工作，出任駐外大使，至1997年回國從事非政府組織的經濟外交工作。我在從事翻譯工作期間所積累的語文和其他方面的知識，對我國對外政策的體會和了解，直接聆聽我國家領導人的教導並受到他們高貴品質的薰陶，這一切幫助和推動我完成了改革開放以來所擔負的外事工作。
學到老，到不了。當前，我雖已年過古稀，但仍然感到需要學習的東西還很多，還需要繼續努力，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只有這樣，才能在有生之年再為國家和社會作些微薄的貢獻。
轉自：譯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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