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陳丹青在北大做了場演講聊賈樟柯，題目叫做《賈樟柯，和他們不一樣的動物》。他們指的張藝謀、陳凱歌這批第五代導演，陳說：“第五代的電影沒這麼準確”。
前幾天，賈樟柯的新片《江湖兒女》在國內公映。
這部電影是入圍第7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唯一一部華語片，戛納首映後，現場的掌聲持續七分鐘。
《江湖兒女》國內上映三天時，票房跨過3500萬，賈樟柯發了一條微博，說打破他個人票房紀錄。
有人評價，賈樟柯總是以同期最低的票房，拿到最多的討論。
《江湖兒女》被批評為“充滿了負能量”“看了心裡堵得慌”。
賈樟柯回應：真話是最大的正能量。
二十年來，他的電影只有五部被允許在內地公映，累計票房不過億，這讓他的身上多了一層悲劇英雄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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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後，已經蜚聲國際的導演賈樟柯回憶起那個神啟般的下午，仍飽含深情。
那是1990年，高考落榜，賈樟柯到太原學畫畫，打算來年報考山西大學美術班。
某個下午，在太原南郊“公路電影院”，他偶然看到陳凱歌的《黃土地》。
看了五分鐘，他流淚了。
電影裡，在黃土地上打腰鼓的熟悉場面，令他想到自己的生活。他感到震撼，“塵土在陽光底下變成了像詩一樣的東西”。
自此，賈樟柯決心要當導演。
他騎著自行車，在太原跑了一天，為備考北京電影學院買參考書，最後只買到一本《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劇本選（下冊）》和一本《美學理論》。
考導演系，連續兩次落榜，他鐵了心，要麼考上，要麼考到超齡無法再考。
第三年，賈樟柯終於進入北電文學系。
他的整個人生改變了，順帶著改寫了電影史。
1970年5月24日，賈樟柯出生在山西省汾陽縣。父親賈聯凱是中學語文教師，母親張瑞英在國營商店做售貨員，賣煙、酒、糖，姐姐樟虹比弟弟大六歲，生性乖巧。
賈樟柯自幼叛逆，小學三年級，課上，老師說他像猴子，他回嘴，“你才像猴子”。山西一進入11月便極冷，老師罰他每天早上給教室生爐子。晨讀六點開始，賈樟柯每天獨自穿過黑寂的街道，五點半趕到學校，在同學們到來前生好火。
下午放學早，賈樟柯就去母親商店旁的汾陽劇院看電影，跟劇院的人混熟了，不用買票，天天看。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幾年後，錄像廳出現在這個鐵路都沒通的小縣城。
在錄像廳，賈樟柯第一次看到了《少林寺》《龍門客棧》，中學幾年，香港70年代以來的電影，被他系統地看了一遍。
賈樟柯覺得，自己的生活和這些武打片裡的人物很像，抽菸、逃課、打架、快意恩仇。
縣城的生活有時也令他感到厭倦。初一時，剛學會騎自行車，賈樟柯就約了幾個同學，蹬了30公里，專門到孝義看火車。
1980年代，流行文化在中國蓬勃發展，這股風也刮到了這個偏遠小城。
賈樟柯的興趣很快顯露。正值青春年少的他，喜歡上了流行音樂，在當時，這還被稱為“靡靡之音”。他最開始聽的是鄧麗君，為了買一盤磁帶，他坐了四小時車。從齊秦、譚詠麟到崔健、唐朝，他對音樂的喜好持續多年。日後，流行歌曲配樂，成為賈樟柯電影一個無法忽視的符號。
高二那年，賈樟柯看了美國電影《霹靂舞》，成為霹靂舞愛好者，琢磨了七八遍，學會了，後來還在某個大棚歌舞團施展過才藝。
賈樟柯的文藝天賦極高。據同學安群雁回憶，他可以一口氣寫完10篇日記，並獲得老師的稱讚，高中時寫的小說，發表在省級文學刊物。山西有個叫田中讚的老作家，看完他的小說後盛讚，這是個苗子。
某個無所事事的下午，賈樟柯和一群同學爬上縣教育局的樓頂，在那兒，他撿到一本朦朧詩選。他讀到北島的《我不相信》和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眼睛”，直接給震住了。
在高中汾陽中學，賈樟柯發起詩社“沙派”。第一次油印詩集，他們四處借辦公室，熬了一星期夜，弄出七八十本。作品被印在蠟紙小冊子上分發出去，轟動一時。
“他天生有才。”詩社成員趙海記得，賈樟柯一度成為校園風雲人物。
寫詩、踢足球、跳霹靂舞，頭髮留到胸口那麼長，賈樟柯如此度過高中三年。後來他在一段自述中說，那時他沒有任何夢想，一切自然而然，“沒太多期望，就按照興趣一步步走。”
1990年，山西作協搞了一個年輕作家培訓班，賈樟柯和從全省選出來的十幾個青年被召集過去，作為後備軍培養。當他告訴田中贊，自己要去拍電影，對方表露出憂傷。
沒人料到，他會成為一名導演。
“一個小鎮孩子當導演？這夢可遠了去了”，趙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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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9月，賈樟柯成為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的大一新生，這一年，他23歲。
賈樟柯比班裡多數同學都大，他們大多剛從高中畢業。而在家鄉汾陽，23歲的人早就結婚了，年少時的兄弟或許已有小孩，成為一家之主。
未來令人焦慮，他失去了呼朋引伴的熱情。
自習室成了最好的去處，每到晚上，賈樟柯常常拎著一卷綠格稿紙去寫劇本。點菸，落筆，他的思緒總是不由地回到家鄉，於是，眼淚打在紙面的滴答聲，往往緊接著鋼筆劃過紙張的聲音到來。
“我搞不清我為什麼會如此矯揉造作，內心總是傷感”。賈樟柯後來在散文中寫道。
在大學，賈樟柯接觸到大量歐洲電影。他常常一天看三部，資料室裡沒有，他就去法國文化中心看，為此騎車穿過半個北京城。法國電影大師羅伯特·佈列松對非職業演員的使用，以及臺灣導演侯孝賢的長鏡頭，都直接影響了賈樟柯的電影風格。
侯孝賢和賈樟柯 / @賈樟柯
那時北電，週二固定放國外電影，週三放兩場國產電影。大部分國產電影，令賈樟柯和他的同學們失望。“覺得那種電影和我們的生活沒關係”，顧崢說，他是賈樟柯的同班同學。
某個週三晚上，照例看的是國產電影，賈樟柯、顧崢和另一個同學王宏偉，坐在宿舍樓的樓梯裡聊了一夜。賈樟柯對他們說，“咱們拍電影吧，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種電影！不能再讓這幫人搞了，咱得弄點實際的東西。”
顧崢覺得不太現實。當時，在北電，拍電影是導演系的“特權”，非本系同學想拍片會被調侃成“拍拍也好，拍了就知道多難了”。在顧崢的講述中，那晚，王宏偉砸了個啤酒瓶，撂下狠話，“不管，就是要拍”。
不久，三人組建了“北京電影學院青年實驗電影小組”。
拍什麼？
賈樟柯想得很清楚，要用自己的方式說一些實話。
他寫了一個短片劇本《小山回家》，講的是，在北京一家餐館打工的廚子王小山回河南老家過年的故事。王宏偉被邀請來當男主角，他的表演課成績剛剛及格，但賈樟柯喜歡他內斂的風格。
《小山回家》劇照 / 豆瓣
片子拍出來，時長57分鐘，其中，王小山行走的兩個鏡頭長達七分鐘，人物對白用的是方言，在北電宿舍放映後，只有賈樟柯的一個室友表示拍得好。
後來，賈樟柯經一位記者建議，把片子送去香港參賽。《小山回家》拿了一等獎。
畢業前的那個春節，賈樟柯坐了14小時火車回到汾陽。飯桌上，父親告訴他，回來的正好，縣城就要拆了。賈樟柯心裡一緊，飛奔到縣城。
看著街邊寫著大大“拆”字的店鋪，他決心用影像記錄下即將消散的一切，“每個人有自己的時代，每代人都有他們的任務……面對要拆除的縣城，拿起攝影機拍攝這顛覆坍塌的變化，或許是我的天命。”
家鄉的變化令賈樟柯震動，除了縣城的拆除，人們關係的淡漠、金錢價值的不斷被放大，更刺痛著他。
用了三週時間，賈樟柯寫出關於一個縣城小偷的劇本，叫《小武》。他把劇本傳真給香港的朋友，次日，對方回覆，決定投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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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10日，《小武》開拍。
這是賈樟柯導演的第一部故事長片，他找來在香港領獎時結識的攝影師餘力為負責攝影，又找到王宏偉飾演男主角小武。
拍電影燒錢，這次雖有幾十萬的投資，拍攝條件還是艱苦，沒有監視器，攝製組也是幾人一屋，擠在汾陽的小旅館裡。
賈樟柯的想法是，記錄下當時縣城實實在在的景象，從視覺到聽覺，讓自己的影片具有一定的文獻性。他特意選了《心雨》《愛江山更愛美人》《霸王別姬》等幾首最流行的歌，加到《小武》裡。又告訴錄音師，收錄街頭的各種背景聲，包括廣播、擴音器聲和摩托車噪音。錄音師憤然辭職，說這麼做會影響她的職業聲譽。
歷時二十一天，《小武》拍完，加上後期製作，總投資為三十八萬元。
在北電放映時，《小武》經歷了賈樟柯此前短片相似的冷遇，開場後不久，幾位教授便拂袖離去。
賈樟柯帶著《小武》，穿梭於北京高校，一遍遍放映。電影裡雜糅著山西、東北方言，他每一場都站在一旁同聲傳譯。電影很快在知識分子中流傳開了。
有天半夜，在紐約學畫畫的陳丹青接到一個越洋電話，對方是廣播學院教電影史的林旭東。林告訴陳丹青，國內出了個叫賈樟柯的人拍了部《小武》。
錄像帶被快遞過來，小武的形象在影機裡出現，陳丹青一看，“這就對了！”
《小武》劇照 / 豆瓣
十年後，陳丹青在北大做了場演講聊賈樟柯，題目叫做《賈樟柯，和他們不一樣的動物》。他們指的張藝謀、陳凱歌這批第五代導演，陳說：“第五代的電影沒這麼準確”。
“中國的小縣城有千千萬萬“小武”，從來沒有人表達過他們。但賈樟柯這傢伙一把就抓住他了。”
與當時熱衷宏大敘事的國產電影不同，賈樟柯在《小武》的宣傳海報上這樣寫：這是一部粗糙的電影。他拒絕虛偽、矯飾的東西。
多年後，他說拍《小武》也是因為自己有種不滿：“非常多的人的生活狀況被遮蔽掉了，若干年後想想大多數中國人是怎麼生活的，如果你從當時的銀幕上尋找，全是假的，全是謊話。”
《小武》海報 / 豆瓣
1998年，《小武》被送到柏林電影節參賽。
在去柏林之前，製片人叮囑賈樟柯和餘力為，一定要想辦法把片子賣出去。
到了柏林，兩人打聽到，要先請人看電影，才能賣片子。於是，他們印了些請柬，去電影節買家聚餐的餐廳派發。
站到餐廳門口，賈樟柯猶豫了，邁不動腿。餘力為非常生氣，對他說："小賈，這是你的片子，你不去推廣，沒有人去推廣。”
餘力為自幼在香港長大，他告訴賈樟柯，為了賺生活費，他從初中開始每個假期都要去做兼職文具推銷員，“我們要活下去，我們要完成一件事情，這算什麼？”說完，餘力為轉身進入餐廳，讓賈樟柯在外面等著，替他派發請柬。
這件事對賈樟柯的觸動特別大。後來出新片子，他再去推銷，去跟各界的人談，都變得非常放鬆。
在柏林電影節，《小武》斬獲青年論壇首獎，之後又在意大利、溫哥華等處砍下七個獎項。法國《電影手冊》稱，《小武》標誌著中國電影復興與活力。
賈樟柯一舉成名。這一年，他2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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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武》獲獎，賈樟柯很順利拿到第二筆投資。
1999年，賈樟柯開始籌拍電影《站臺》。片名來自一首同名搖滾歌曲，這首歌在80年代的中國風靡一時。
《站臺》講述了一個縣城文工團的故事，從1970年代末講到1990年初。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也是賈樟柯成長中最重要的階段。
《站臺》的女主角設定，是一個講本地方言的舞蹈演員。賈樟柯去到太原師範學院，觀摩了一堂舞蹈課，原本想從中挑個學生來演。最終，那堂課的女老師被選中，她有一副倔強的面孔。她叫趙濤，後於2009年，成為賈樟柯的太太。
趙濤，《站臺》劇照 / 豆瓣
影片開頭，有一行字——獻給我的父親。多年後，聊起《站臺》，賈樟柯面對鏡頭，回憶起與父親的一段往事：
小時候，一個大風天，父親帶他去爬城牆。城牆下，遠遠地有一條公路。那個年代車還很少，等了很久很久，他們看到一輛汽車從公路上開過。他注意到，父親似乎在流淚。那時他還不懂得為什麼，只是拉緊了父親的手。直到長大後，縣城生活讓他感覺到一種被禁錮感，讓他開始想象城牆外廣闊的世界，而自己沒有機會去見識，他理解了父親的孤獨。
父親與賈樟柯一同觀看了《站臺》，他對兒子說：“我羨慕你，你能寫自己的生活”。
趙濤也在家為父母放映了她主演的這部片子，她回憶，沒看多久，父母就睡著了。但《站臺》改變了她。以前的她不覺得世上他人和自己有什麼關係，電影讓她開始關心人。
《站臺》在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提名後，又拿下全球多個重要獎項。
《站臺》海報 / 豆瓣
來自國際的再次認可，卻不能消除賈樟柯的沮喪。
1990年代，中國多位導演被禁。賈樟柯也在此列，於1991年1月已被宣佈暫停其 “拍攝影視劇的權利”。
他只能在私下播放他的電影。有個下雨天，北京的一個咖啡店打算放映《站臺》，可那個放映室太亮，根本看不清畫面，大家找來黑布遮光，折騰了好一陣，終於不漏光了，屋頂又開始漏雨，片子最終在這樣的環境下播放。
日後，賈樟柯向人說起這件事，仍略帶傷感：“我那時候有點傷心，為什麼我的電影，不能在電影院裡正常地放。有正常的椅子、黑暗的屋子、有好的放映機把它放出來。”
即便如此，賈樟柯還是迅速擁有了自己的影迷。
當時，在一家影碟店裡，老闆對他說，下午有一個特別好的電影，有一個叫賈柯樟的導演，拍了部《站臺》，你兩三點鐘來，就有貨了。賈樟柯驚呆了，下午去後，果然看到嶄新的一摞《站臺》。拜盜版DVD所賜，後來影迷親切地稱他為“賈科長”。
2002年，賈樟柯拍攝了劇情長片《任逍遙》，題材依舊是小城青年的生活。
2002年5月23日，第55屆戛納電影節，賈樟柯、趙濤出席《任逍遙》首映式 / 視覺中國
故鄉三部曲，這就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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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賈樟柯通過講述自身經驗進行創作。縣城是他的敘述起點，也一度令他被標籤化。
他曾反問：“難道我只會拍縣城？”
《任逍遙》之後，他將目光移向城市。
2004年，賈樟柯拍攝了《世界》，講述在北京世界公園裡，一群外來務工青年的故事。
《世界》的發佈會上，賈樟柯哭了，過去八年，他拍了四部電影，這是第一部在國內公映的。
2005年4月8日，賈樟柯導演的電影《世界》在北京公映 / 視覺中國
一年前，包括他在內的多位“第六代”導演被宣佈解禁。當時，他們被召集來談話，張元、王小帥等都在場，一位官方人員發表了一句日後廣為流傳的言論：今天我們給你們解禁，但你們要明白，你們馬上就會變成市場經濟中的地下電影。
《世界》在國外獲得不錯的口碑，在國內票房慘淡。
隨後多年，賈樟柯一再親身經歷這種來自市場的冷酷。
2005年下半年，賈樟柯去到三峽，為畫家劉曉東拍攝紀錄片。劉正在創作三峽系列油畫，畫當地的拆遷工人。
兩千多年曆史的城市在眼前迅速消失，令賈樟柯震動，他決定拍攝一部電影。
在旅館窩了三天，劇本寫出來了，叫《三峽好人》。
片子由兩個平行的尋親故事構成。賈樟柯請來表弟韓三明飾演男主角，一位尋找失散妻子的曠工。表弟原本在汾陽的煤礦做工，拍攝完，又回到礦上。趙濤飾演女主角，一位來三峽尋找丈夫的護士。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賈樟柯熱衷於拍攝邊緣人群。他並不認同這種看法，恰恰相反，他想拍的一直是大眾，是大多數中國人的真實生活狀態。他認為應該用“非權力的擁有者”來形容他電影裡的人物。他始終反感在電影裡宣揚權力。
2006年9月，《三峽好人》奪得威尼斯電影節最高獎。
2006年9月9日，第63屆威尼斯電影節閉幕禮，頒獎後臺 / 視覺中國
在國內，賈樟柯選擇讓《三峽好人》與張藝謀的大片《滿城盡帶黃金甲》同天上映，製片人為此跟他吵過很多次架。
2006年12月4日，賈樟柯攜《三峽好人》在北大百年講堂做首次點映。當天，門口擠滿了等票的人。影片放映結束，講堂二樓，有學生拉出“北大學子支持三峽好人”的橫幅。
放映後的對談和問答環節，講堂裡一共響起了22次掌聲。被問及上映時間的決定，賈樟柯答：“因為我想看看，在崇拜黃金的年代，誰還關心好人。”這一次，掌聲尤為熱烈長久。
2006年12月4日晚，賈樟柯的電影《三峽好人》在北大百年講堂上映，在映後的演講中，賈樟柯談到自己的表弟時幾乎落淚 / 視覺中國
最終，《三峽好人》的票房收入為兩百多萬，《滿城盡帶黃金甲》的票房則超過兩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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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好人》是一個轉折點。
之後的七年時間，賈樟柯都在拍攝紀錄片。
他不再使用一種觀察的方式，同步記錄中國的變遷，而是將目光投向歷史和當代。
賈樟柯覺察到，生活中的大量記憶載體消失。這刺激著他去用影像，挽留在快速變革中正在被摧毀的東西。
2008年，賈樟柯拍攝了紀錄片《二十四城記》。片子講述了一家制造飛機的國營工廠的真實故事。工廠存在了50年，曾有近3萬職工，最終倒閉、拆除，地皮也被賣給了地廠開發商。
《二十四城記》的內容，由八個工人的口述構成。但賈樟柯沒有把它拍成一部口述史影片，而是採用了記錄與虛構相結合的方式來呈現——五位普通工人的採訪段落和由職業演員講述的三個女人的虛構故事。
在紀錄片中引入職業演員，令賈樟柯飽受“向商業妥協”的質疑。
某次放映結束，有觀眾問道：“決定用明星是因為考慮市場嗎？”賈樟柯答，讓觀眾在銀幕上看到他們，是他對這個群體最大的支持。在接受採訪時，他再次表示，想要商業發行的願望強烈，“不是為了錢，是為了被更多的人看到”。
其實，賈樟柯從來不是一個反商業的導演，也一直在避免被邊緣化。在他身上，始終同時存在著理想主義者和實幹家雙重氣質。
在身邊人的印象中，賈樟柯對待工作近乎狂熱。
拍他的戲，演員聽的最多的一句話是：這條很好，下面我們再來一條更好的。“更好的這條”拍完，他又會提出：繼續，再來一條更更好的。
拍《三峽好人》時，預算只夠去當地拍兩三次，賈樟柯對效果不滿意，執意要去六次，預算的劇增直接導致一個投資人撤資。
拍紀錄片《海上傳奇》，有一場戲是趙濤穿過上海街頭的車流與人流，為了等到對的車和人從她身邊經過，賈樟柯從早上六點拍到晚上。
《海上傳奇》工作照 / 臺海出版社
他不願神化拍電影這件事，更不喜歡自憐：“我講不出我拍電影有多難，我覺得我拍得挺高興的，困難任何行業都有，我自己面對就行了，沒必要告訴別人。”
“他是一個永遠不停奔跑的人”賈樟柯老友梁景東說，在他的身上“彷彿總有一種時不待我的急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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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賈樟柯開通了微博。
接來下的兩三年間，他注意到，在微博上，不斷有社會突發事件被曝光。
現實刺激他在創作上變得更為直接。
2013年，賈樟柯迴歸劇情片創作，拍攝了《天註定》。影片取材於四起社會新聞事件，講述了幾個普通人，在極端壓力之下走向暴力的故事。他試圖描述這些人物為了挽回自己的尊嚴所做的努力。
這也是他的電影一以貫之的主題：為獲得自由和尊嚴、改變自己的生活，個體在有限空間裡努力掙脫困境。
片子在戛納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劇本獎。
2013年5月18日，第6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天註定》劇組亮相 / 視覺中國
經過博弈，修改了一些鏡頭的《天註定》，計劃在那年11月於國內公映。
賈樟柯否認這是妥協的結果。“最終通過就是一個堅持的結果，而不是妥協的結果，你覺得妥協能得到通過嗎？”在一次採訪中，他反問記者。
但最終影片未能上映。
這令賈樟柯備受打擊。在一家咖啡館裡，他抽著煙，神情倦怠，說自己將會有一個大的調整，不是拍哪個，而是考慮到底要不要拍。
紀錄片《汾陽小子賈樟柯》截圖
他調整了自己的生活，開始關照被自己忽視的情感。2006年，在他剪輯《三峽好人》期間，父親因患癌病逝，原本打算接父母到北京同住的心願落空，令賈樟柯一直耿耿於懷。
他回到家鄉，開了家麵館，頻繁地和朋友聚會。
在酒桌上，老友喊他的小名“賴賴”，囑咐他應該要個孩子。賈樟柯感受到熟悉的溫暖：“他們擔心我的生活，我與他們有關。”
2015年，賈樟柯把鏡頭又對準了故鄉，拍攝了一部專注於情感的電影——《山河故人》。
《山河故人》劇照 / 豆瓣
故事始於1999年，結束於2025年，分三段講述一個汾陽姑娘與兩個青年的情感糾葛。葉倩文的老歌《珍重》作為主題曲貫穿始終，賈樟柯喜歡歌裡那些關於情義的表達。
許知遠曾評價：“賈樟柯的最佳時刻，不是來自他的深思熟慮，而是他的敏銳與穿透力，他能意識到嶄新的時代情緒，並且準確、迅速地表達。”
《山河故人》在海外斬獲多項大獎。
同年，戛納國際電影節將終身成就獎，授予了45歲的賈樟柯。他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華人導演。
2015年5月14日，第68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賈樟柯獲頒戛納導演終身成就獎 / 視覺中國
比拿獎更讓他開心的是，《山河故人》拿到了國內公映許可。
此時，距他上一部在國內公映的電影《三峽好人》，已過去9年。
賈樟柯迅速投入到宣傳中，密集接受採訪，奔波二十個城市進行路演。
在某場路演的問答環節，《山河故人》的主演張譯拿過話筒，對觀眾說：“9年了，導演終於等到了這次機會。如果你們愛他，就給他一個名分！”
最終，《山河故人》獲得了3200萬票房。賈樟柯在採訪中表示，這個數字已遠超他的預期，團隊此前對票房的判定是800萬到1500萬。
這一年，中國電影年度總票房破440億，其中，《捉妖記》佔據2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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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有寫作的習慣，因為打字總是分不清前後鼻音，他又恢復了用紙筆寫。
有天晚上，他思緒萬千，面對桌上的白紙，寫下四個字——江湖女兒。
他最新的電影《江湖兒女》由此開始。
依舊是個情感故事，《江湖兒女》講述了山西小鎮“地頭蛇”斌哥和女朋友巧巧的愛恨別離。
在賈樟的理解中：“‘江湖’意味著動盪、激烈、危急四伏的社會，也意味著複雜的人際關係；‘兒女’意味著有情有義的男男女女。”
2018年5月12日，法國戛納，第7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入圍影片、華語片《江湖兒女》（Ash Is Purest White，又名Jiang hu er nv）舉行室內發佈會 / 視覺中國
故事橫跨17年，從2001年講到2018年，正好與賈樟柯的創作生涯重合。影片中，有一部分鏡頭是他在前17年的拍攝中，保留下來的一些素材。由於之前各階段拍攝素材的設備不同，賈樟柯在拍攝《江湖兒女》時，使用了膠片攝影機、DV、數碼等六種攝影設備，與已有素材相融合。
設備之外，影片中的人物，也是賈樟柯從前作品的某種延續。廖凡飾演的男主角斌哥、趙濤飾演的女主角巧巧，分別與《任逍遙》中的少年斌斌和模特巧巧同名。
《江湖兒女》劇照 / 豆瓣
片子頗具實驗性，也寄託了導演本人的諸多情感。
寫這部電影的時候，他不斷想到自己這幾年經歷：“十幾年中國社會變革的劇烈，個人情感世界裡也有很多被摧毀的，但也有許多值得保留的。社會和人都蠻辛苦的，所以就拍了這樣一個電影。”
《江湖兒女》是賈樟柯在國內公映的第五部電影。距離1998年的《小武》，正好過去二十年。
二十年前，賈樟柯面臨大學畢業，像所有年輕人一樣，沒什麼收入來源。他有一個朋友在北京電視臺負責一檔兒童節目。於是，除了拍《小武》，賈樟柯每週去節目上演一次猴子，“一週七天，我只要去演一天猴子，我就活下來了，就可以安靜地寫劇本，我一點兒都不覺得困難。如果需要通過演猴子，讓自己活下去，那就去演猴子啊。”
2009年3月16日，賈樟柯 / 視覺中國
二十年來，中國社會與中國電影均發生鉅變，賈樟柯和他的電影一起活了下來。而他所代表的中國第六代導演，要麼日益邊緣化，要麼彆扭地轉向商業，第六代這個名詞幾近煙消雲散。
北京大學戴錦華教授曾評價，賈樟柯經歷了成功轉型，是“第六代的特例”。
為什麼是他？
在同學眼裡，賈樟柯天賦過人且富有恆心；影評界則認為他敏銳多思，又對社會與人懷有體恤與悲憫，最終獲得認可。
他自己則將這歸因於，自己性格中的勇敢一面。
前不久，賈樟柯上了一檔節目，回憶當年考北電兩度落榜的日子，他說：“將來會怎麼樣，我從來沒有恐慌過。我覺得沒有什麼生活，是我不可以過的，沒有什麼，是我不可以去冒險的。在我們這樣的人的詞典裡，沒有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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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宏宇. 不“安全”的電影——賈樟柯談《二十四城記》[N]. 南方週末, 2009.
[19]賈樟柯. 我為什麼要拍《江湖兒女》[DB/OL]. 澎湃新聞, 2018.
[20]陳晨. 賈樟柯在戛納談《江湖兒女》：多位熟臉客串，因為江湖就是人[DB/OL]. 澎湃新聞,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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