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在河南洛陽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性奴案。
令人驚詫的是捕捉罪犯釋放人質後，被囚禁訓練為性奴的人質竟一反常態地袒護罪犯而與警方為敵。
她們對待綁匪的感情中沒有憎惡，卻充滿了同情與愛慕。
難以理解的受害人行為其實源於與一種似病非病的心理效應。
由受虐而心生恐懼與憎恨，再變質成對罪犯的認同與同情，甚至產生依戀。
這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典型體現。
事後心理學家分析，正是這種效應在被囚女子心中隱隱作祟。
根據這起事件改編的電影《監禁風暴》
這起案件不僅犯罪情節撲朔、惡劣，罪犯李浩的身份也受到了矚目。
他是河南洛陽市質監局稽查大隊的職工。
在事發前長達兩年的時間裡，李浩先後從當地夜店誘騙了6名女子到家中。
然後對她們實施綁架，並長期囚禁在事先挖好的地窖裡。
女子被囚禁地窖示意圖
與世隔絕的地窖成了“窖主”李浩的隱秘王國，而6位人質則被他馴養成為性奴。
他為自己的性奴們設定了許多惡魔般規矩。
比如要對李浩俯首稱臣地恭稱“老公”，比如限制兩天一餐的飲食習慣，比如逼迫她們拍攝淫穢視頻，不聽話時還處以殘酷體罰……
面對7重鐵門的地窖和絕對強勢的“魔鬼”，被囚禁的人質只能絕望地忍受著沒日沒夜的壓迫。
久而久之，人質們逐漸接受了獨裁者的觀念洗腦，顯現出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症狀。
她們開始從心裡認同李浩，更為他的行為找到了許多正面的理由。
把她們囚禁在地窖是出於保護的恩典，節食斷食是為了防止她們發胖。
對事件受害人質的採訪
李浩兇殘的虐待之外，給她們看電影消遣也被扭曲為對她們照顧有加的佐證。
於是她們選擇性地忽視受到的殘虐，而只看重得到的“仁慈”與“關愛”。
因此由被動服從轉變為了主動服從，他們甚至不再想逃離地窖。
主觀意識被定向地改變了，錯誤與正確的觀念顛倒，隨之行為也任由使喚。
除了絕對的臣服之外，她們彼此甚至為了得到李浩的“寵幸”而爭相吃醋。
一次幾個人質因此打鬥起來，李浩一氣之下施用暴行，打死了挑起爭端的領頭者。
而其它人不僅沒有勸阻，反而協助李浩將屍體埋藏起來。
前後共兩位人質被以相同的方法殘忍殺害。
直到警方查處這個地獄般的地窖，將餘下4名人質解救出來，把李浩繩之於法。
一場解救卻被她們視為是厄運降臨。
她們儼然將李浩當成了救世主，而地窖就是她們的庇護所。
在事件的調查過程中，甚至有被解救的女子試圖袒護李浩的罪行。
這是我國近年來最嚴重的一起性奴案，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在我國引起廣泛關注的一個契機。
由愛生恨見得多了，人質對於綁匪的情感卻從憎恨與恐懼中萌生出愛慕。
人們滿腹疑惑，兩種極端情感是否存在未曾發現的共通機制？它們又是怎麼實現轉化？
其實在綁架案頻發的西方國家早已有心理學家研究過這種心理症狀。
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表現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人質彷彿被綁匪馴化。
被害者通常在綁架初期，生命受到脅迫與無法逃脫的未知期望下會產生極度恐懼的情緒。
她們的心理預期無限接近防線的極點。
源於生存本能，人質開始通過施虐者的角度來思考。
只有以施虐者高興的方式行事才能避免懲罰。
從而建立起了行為心理學中的強化機制*。
*注：強化理論是由美國心理學家斯金納等人提出的一種理論。通過懲罰與激勵兩種手段施加，培養強化物相應的行為。
行為主義學派代表人物B.F.斯金納
面對人質的配合，綁匪往往也更容易對人質表露出仁慈。
比如給她們比平常多的食物，或向她們講述心事。
這時她們的心理防線就很容易被攻破。
而同理心更強的人，她們的情感更容易由恐懼轉變為同情，進而依賴於綁匪。
同時這也可能是一種自我保護的防禦機制。
弗洛伊德的“反作用”理論*雖然比“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名詞提出得要早，但也正好契合了對這一現象的解釋。
*注：指意識性地採取與潛意識完全相反的看法和行動。
弗洛伊德畫像
在被綁架的情況下人質通常心態容易處於崩潰的邊緣。
她們無法改變綁匪的行為，讓其放過她們或減少傷害。
而改變自己的想法卻沒有那麼難。
於是她們在心理中構建出更易於接受而完全相反的假象：綁匪對她們的傷害其實是一種關愛的表現。
催生心理上產生愉悅的強大力量讓殘虐不再痛苦。
完全扭曲的觀念雖然沒能讓她們身體上的傷害停止，但在心理上卻好受多了。
還有一種爭議性較大的理論是從進化的角度來解釋。
追溯到人類狩獵社會，戰爭與綁架在部落之間是十分頻繁的。
當時許多部落中的女性都是從別的部落捕獲而來，滿足繁殖需求。
這也就是最原始的“綁架案”。
被綁架的女性通常只有兩條路可供選擇：
要麼反抗，被殺；要麼順從，生存。
因此存活下來的“人質”大多是持服從的心理。
隨著進化適應性環境的淘汰與選擇，後代中也保留有這種潛在心態。
但這種理論受到許多學派的抨擊與否定，目前尚不能作為心理學佐證進行解釋。
斯德哥爾摩，這個每年見證諾貝爾獎榮耀誕生的瑞典首都，又怎麼會與這奇怪的症候群扯上關係呢？
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搶劫了斯德哥爾摩最大的一家銀行。
他們劫持並囚禁了4位女性銀行職工130多個小時。
在此過程中人質同樣對劫匪產生了由恐懼害怕到強烈愛戀的情感轉變。
一位人質還與其中一名劫匪在他服刑期間結了婚。
當時研究這起案件的Nils教授發現了人質對綁匪出乎常理地產生了感激之情。
他提出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徵”來命名這種症狀。
被囚禁的銀行職工
這是人們第一次意識到這種匪夷所思的情感變化真實存在現實中。
在以後的許多起綁架案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2013年美國FBI數據庫顯示約8%的綁架案受害人表現出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傾向。
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心理本質表現為認知失調。
即在現實面前無力改變現狀，因而改變自己的觀念和認知以得到適應。
因此不僅針對綁架案件，其實許多人已經無意中成了生活中斯德哥爾摩綜合徵“人質”。
受虐程度也許比不上遭受綁架，但主觀意念卻驚奇地趨同於施害方。
出現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人質通常具有幾個共同的特徵：
認同綁架者的綁架原因；
真正感受到綁匪威脅自己的存活，而且逃脫是不可能的；
在囚禁過程中偶爾感受到綁匪施予的恩惠；
只接受來自綁匪的單一觀點，與外界信息完全隔離。
傳銷組織企圖使下線成員完全服從，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他們出現斯德哥爾摩綜合徵。
於是千方百計地將這種心理控制套用在其成員身上，俗稱“洗腦”。
傳銷組織首先通過拐騙成員加入組織，隨後開啟瘋狂的洗腦模式。
他們通常以財富作為誘引，讓成員認同加入是為了賺錢的“綁架原因”。
而上線作為財富的來源，直接與賺錢多少相關聯，具有絕對的領導地位。
著名的傳銷組織龐氏集團創始人查爾斯·龐茲
起初偶爾得到投資數目幾倍的分紅利息也是牢牢抓住他們的心。
同時，傳銷組織完全封閉成員獲取外界信息的途徑。
因而保證了自己單一觀念的輸入，成功實現洗腦的目的。
這麼一套系統化培養下線的流程下來，也就釀造了許多無辜者落入傳銷陷阱的案例。
家暴也是生活中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典型體現。
被欺凌的一方長期忍受著施暴者的惡行與摧殘，內心卻在為對方尋找各種各樣的藉口。
部分人是考慮財政或後代等外界因素而繼續與施暴者生活下去。
但更多的受害者則是在被施暴後難得的一絲關心與懺悔中找尋安慰，進而從心裡接受並認可這種行為。
雙十一等購物節也揪出了不少潛在的“患者”。
商家抓住大眾偏愛實惠的購物心態，推出事先提價之後再大力度打折的產品吸引消費者。
本著省錢的目的趕上打折的浪潮，卻不自覺地買了許多並沒有打算購買的商品。
最後發現花費了更多不在預算範圍內的開支，還對默默壓榨錢包的電商平臺感激不盡。
大概許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經深陷斯德哥爾摩綜合徵，被商家“綁架”了。
在生活中，“綁匪”也不少見，每個人都有可能淪為“人質”。
我們作為“人質”在長期地忍受與自我寬慰，而不自知已經受虐成狂。
也許不經意間就成為了生活中“綁匪”的同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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