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民法典各分編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據瞭解，計劃生育的有關內容不再保留。如果2020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順利通過這一草案，意味著計劃生育屆時將全面放開，一個延續了40多年的計劃生育時代將會終結。
調整或終結計劃生育政策與中國的人口再生產和老齡化有關，簡單說，中國要將生育率提升可持續的水平，為未來中國社會發展提供足夠的人力資源。不過，全面放開計劃生育僅僅是一個起點。從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效果來看，生育率上升並不如人意。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後，2016年的出生人口攀升至2000年以來最高，但2017年即回落63萬人至1723萬人，當年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均回落。有人評價，二孩放開更像是一次性兌現的人口利好。
如果達不到提升生育率的目標，那麼生育政策調整實際上就沒有起到作用。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顯示，即使沒有生育限制，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率的提升會抑制生育率，如果不是藉助於外來移民，這些傳統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現象將更為嚴峻。因此，放棄計劃生育政策並不會必然提升生育率。要提高生育率，必須著眼於社會與經濟基礎，未雨綢繆地去做好很多系統準備。
一是生育與養育成本。城市化對生育率有抑制作用，一個重要原因是生育及養育成本太高。在中國，快速城市化也快速推升了城市生活的成本，尤其是在一、二線城市，高企的房價不僅抬高了城市的商業成本，而且抑制了大量普通中產階級的消費願望和生育意願。居住、教育、醫療、社保、交通等多個重要領域，個個的成本都不低，再加上城市戶籍形成的人為壁壘，年輕夫婦們要多生育子女，得既有膽量又有財力才行。
二是育齡女性的觀念。育齡女性的觀念是影響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進入“母親”年齡群體的主流已是80後甚至90後，年輕的媽媽們擁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強的自我意識，她們的角色也不再侷限於家庭，相比於上一輩人有了更多事業追求和自我提升需要。社會角色和生活價值觀的不同，使得年輕的城市女性們不願意多生育。還有為數不少的女性不願意結婚，更不願意生育，這都降低了國內女性的生育率。
三是就業成本。生育帶來的就業機會成本太高，也是影響生育率提升的原因。在國內，儘管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綜合素質越來越高（男性在這兩方面則不斷下降），但女性在就業上還是面臨更大的難題。全面放開二孩以後，關於企業用工性別歧視的抱怨在增多。不過客觀來看，連續生育兩個孩子，的確會顯著降低女性在就業中的競爭力，因婚育而失去晉升機會，也是女性的生育成本之一。
要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是取消計劃生育政策就能立刻實現的，更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在生育政策之外。因此，要提升生育率，相關政策的努力方向，應該在儘可能減緩生育成本和養育成本的增長，甚至是降低相關成本。這方面，中國可以借鑑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
日本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超級老齡化及低生育率國家，被視為最有代表性的“人口危機大本營”。不過，與媒體普遍渲染的出生率危機不同的是，2006年以來，日本的總和生育率一直在緩慢復甦。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自1989年日本的生育率創下“1.57危機”（1.57%）後一直下降，在2005年降至不足1.3（1.3%），此後一直在緩慢回升，2015年達到1.45%左右。
為了增加日本的生育率，日本政府已經嘗試了許多推動措施。可以說，日本近30年的歷史，就是一部鼓勵生育史，總結出了一些鼓勵政策。比如，創造適合“晚育”的環境，保證“晚育”的發生——即使實際生育被推遲，最終仍會生育子女，被納入生育率統計中。再比如，“＋1計劃（Plus One Proposal）”，這個計劃試圖鼓勵日本家庭多生一個孩子，此外還有“天使計劃”和“新天使計劃”，這兩個計劃意在讓生養孩子更加輕鬆，在這兩項計劃推動下，小孩從嬰兒期到5歲期間所有的花費全部由政府承擔。日本政府甚至會給剛生孩子的媽媽發現金，並給在家帶孩子的媽媽發放更多現金補助，以補助母親不工作的收入損失。
此外，日本鼓勵生育的政策還明顯體現在從集中幼兒養育、青少年成長，逐漸過渡到創造更加“生育友好”的工作環境。日本政府的鼓勵生育政策還擴大到了男性，其中包括，到2020年，男性休產假的比例提高到80%；女生休最長產假（一年）的比例提高到13%（2013年僅有2%）；女性在首次生育後能保有原有崗位的比例提升至55%，2010年這一比例僅有38%。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國即將放棄計劃生育政策這是正確的方向，但要提高生育率決不只是放鬆計劃生育政策就能達到的。提升生育率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多方面來籌劃和設計政策。
閱讀更多 安邦諮詢 的文章
